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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何兆武教授长期从事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是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何教授具有很强的理论批判和反思能力，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做过精当的阐述。与何教授的谈话不光寓于专业学科范围之内，也涉及一个世纪学者对自己人生的感怀和思想的阐发。笔者感怀何教授的勤勉不辍的同时更钦佩其深刻的理论思考和清晰的判断力，遂将我们的访谈录音整理出来。何教授已年满九十，然思维敏捷，逻辑清晰，神明不衰。 何兆武教授简介：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43年毕业。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先后读哲学、外文系研究生，1956年至1985年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研究和西方历史、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主要著作有《历史与历史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历史理性批判论集》、《西方哲学精神》、《文化漫谈》、《历史理性的重建》、《苇草集》，口述《上学记》。译作主要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 采访人：尉佩云(以下简称“尉”) 被采访人：何兆武教授(以下简称何)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寓所 访谈时间：2012年10月15日 一、我的过往人生 尉：何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访谈。我们就从现在您的生活开始谈吧，您现在还写文章吗？ 何：不写了，写了也不再发表，脑力日衰了。我现在在看一些“闲书”，比如抗日战争和文革的回忆录。而部分现在的文革回忆录有一个共同趋向就是把什么责任都推到江青身上，包括陈伯达的回忆录也是。陈伯达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所做都是听命于江青的，这种做法有点太过于简单化了。文革其时还没有和英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大使馆，只有一个代办处，后来示威的群众把代办处给烧了，这是不应该的。五四运动时候火烧赵家楼，认为曹汝霖是卖国贼，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我看曹汝霖的回忆录，他说“二十一条”不是他签的，因为他当时是外交部次长，像这么重要的条约，起码都是最重要的国家负责人才能去签。他作为外交部次长是没资格去签订这么重大的条约的，这是事实。后来国民党时期的中苏条约，到莫斯科去签应该是宋子文去的，宋子文怕挨骂，就要王世杰去签。所以这么重要条约起码是外交部长去签才有效。曹汝霖的回忆录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在烧了赵家楼以后就把学生抓住给关了起来。而当时很多各界的名人名流都去保那些学生出来，其中曹汝霖自己也参加了，请警察局把学生放出来。学生被放了出来以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还带领老师和学生去欢迎他们。现在我们看这些史实，觉得不太能理解。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在另一个时代就成了不可想象的东西。理解历史很不容易的。我自己所经历的时代的历史和看到并写出来的东西也有差别，人永远无法跨过时间这条河流，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悖论和魅力所在吧！ 尉：这让我想到兰克等人提出的“直觉”理解，他认为直觉是理解历史的最高方式，也是最后方式，只有移情或直觉才能理解历史事实深处的内容和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触及历史的灵魂和精神，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对此，您怎么看？ 何：是的。历史研究还需要心灵体验的敏感性。对外在世界的认识，需要观察；对历史的认识，还需要人生的体验，否则就很难有“了解之同情”。这一点，或许就是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根本分野之一。因此，要真正地进入史学，史家就需要以自己的心灵捕捉历史的精神，正如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来拥抱世界。然而要探索心灵活动的深处，又谈何容易。历史学家的工作非常类似于诗人或小说家的工作，他必须灵心善感，能够体会到前人的精神深处并把它们表现出来。而诗人和小说家表现的是自己的精神，历史学家所要表现的是前人的精神，这其中又有时间隔断所存在的问题。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历史学家所要探索的正是前人的“精神”。这就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有异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在。我们有时无法看到过去的一切实景，但我们如何把过去的历史设法在现在重构，这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永恒论题。比如说前一个时期人是属于组织的，组织管你的衣食住行，所以你不用为自己个人操心，但你的物质生活不见得很好。现在不一样了，个人开始凸显出来了，个体性的要求占了更重要的位置。历史总是不断变动的，人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个人一生也是。比如说在我青年的时候，有那时的想法。现在我八九十岁了，我的想法也会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这是必然的。如果说从生到死终古不变，恐怕也不现实。但我并不会说我青年时的想法不成熟，因为那时的想法是我那个人生阶段的表达和体现。 尉：您愿意聊聊您个人在文革时期的经历吗？ 何：当时我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那时所在的历史研究所，大多数同事都受到冲击，只有极少数人由于特殊原因的没有受到冲击。而其他所有人不同程度都受到影响，有的比较严重，有的相对轻松一些吧！那时的时光用在搞运动上了，没有实际条件去坐下来真正搞学问。当时的著作是应景之作。 尉：回首人生，我冒昧地问您一句，如果再走一次人生路，您会选择您走的这条学术之路吗？ 何：这就难说了。人生也是无法假设的，成为历史就无法改变了，已经这么走过来了。我今年90岁了，已经进入生命的末途，回头看只觉得韶华易逝。 尉：您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学术研究中度过的，而现在随着社会外部条件的变化和社会评价标准的转化，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难。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分子或学者总是以求知读书为乐的，有真性情，对自己永不放松、一生磨炼砥砺的人，一生都操持不断的人，或许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您对此怎么看？ 何：评价标准只是暂时的，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物质的追求后，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会转向精神领域。人们才会追求更深层次的愉悦和快乐，而这种快乐就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愉悦和快乐。所以好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有大气魄、大眼光的人，有赤子之心的人，他不会囿于短短一生或一段时期。再者，就个人来说，我想这也是需要的，你有信仰、有理想去追求，人生才有意义，不能太虚无了，太虚无的人生也就没意思了。 二、后现代的理路与历史学的性质 尉：我想请教您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自后现代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学术界，对它的讨论就不曾间断。国内有学者视后现代主义为洪水猛兽而一味地进行批驳，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偏颇。纵观西方哲学史，从启蒙理性以后的狄尔泰到后来的海德格尔等人，哲学主客体不再截然二分，有弥合的趋势，而且主体开始凸显。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巴特的“作者死了”再到德里达提出“人之死”，主体也开始隐没。从这个路径来看后现代主义的话，于学术史上是贯通的、有其学术合理性的。在史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其影响下的微观史和妇女史、黑人史等小写历史是有其人文关怀的色彩的。但同时，就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知识权力论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与历史研究等方面的关系的问题，这都可以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历史研究的诘难。因而这最后就归结于历史学的性质这个传统而常新的辩题。您能否对这个问题综合地来谈一谈？ 何：我曾经翻译过一本沃尔什写的《历史哲学导论》，他在书中提出历史哲学应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我想后现代史学理论应该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继续延伸与发展，它与西方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我的学力限于近代，后现代的东西很少看。但在总体上，我想人类的思想或者文化总是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对历史真实的改造与影响是存在的，但这并不会成为终极诠释。历史哲学被区别为思辨的和分析的，并不是指这两种路数的区分就是穷尽的、互不相容的。相反，经验史实和对史实的理解乃至对这些理解的反思，在史家的思想意识中是交织为一体的，他们统一于史家的人文价值观。而任何人文价值的理想都是一种形而上的假设，他不可能由经验加以证实或证伪，因为这属于先验的范畴，而不是经验的范畴，它超越了经验和科学所能统摄的领域。因而，这也就不是历史学和历史研究本身关注的对象。但是，这对于历史学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史家的思想，自然也就没有史学的产生。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都要有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来驾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史家首先是历史哲学家。历史学的对象史料作为建筑的原材料，历史学家要通过自己心中的哲学和理想，依据自己心中的蓝图将这堆原材料构建为一座史学体系的大厦。因此，历史学究其本性而言，既不可能是实证主义的，也不可能是理性主义的。所以历史学就具有了两重性：历史学Ⅰ和历史学Ⅱ。历史学Ⅰ是科学，而历史学Ⅱ是哲学，但前者是其形体，后者才是其灵魂。只有灵魂才能让史学躯体鲜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家的哲学思想远比史料的积累重要的多。史学和史家境界的高下，主要不取决于其掌握史料的多寡，而取决于其思想的境界。所以我觉得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会陷于琐碎之间。我想任何一门学问都是这样，否则只会停留在技术性的层面。当然技术性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有价值的，没有人去做也不行。 我并不是否认史料的价值。任何学科都是材料与理论的统一。历史事实是确定无疑的，而对历史学的理解和诠释却变动不居，常变常新。旧材料可以为新观念所激活，从而具有新的意义。而历史诠释的最初依据和最后底线，都是史料。我国传统史料积累之丰富是任何文明所难以比拟的，但我们在现代史学理论的开拓上则有点相形见绌。历史学所研究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性所扫描的轨迹，二是历史学本身。历史学可以说是对人性的行程这样一场永无休止的实验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必须对这种反思本身进行反思，对认知能力本身进行批判洗礼。于是，我们需要的就是历史学的一种觉醒或警觉性，是史家对于历史以及史学的灵心善感。缺少这一点，死材料就永远是死材料，它永远不可能呈现为具有生命的活历史。因此，并不是有了活生生的历史，就会有活生生的历史学；而是有了活生生的历史学，才有了活生生的历史。总之，诗与真、科学与人文，是史学的两个维度。我们的思想就是诗与真的二重奏，我们的史学就是诗与真的交响曲。 在历史中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宗教信仰就是不变的，至少对宗教徒来说是不变的。教徒信仰释迦牟尼或者耶稣基督，这是不变的，这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者是记忆的传承。可是作为思想体系或科学体系来说，并不存在学术研究的极点，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如此。我举个自然科学方面的简单例子，牛顿已经去世三百年了，他若是今天还活着他也会变，也不会依然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字字真理了。爱因斯坦也同样如此。马克思去世一个多世纪了，他如果活在今天他的思想是不是跟他《资本论》的想法完全一模一样呢？我想他也会有很多改变的。人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和是永远在改变的。恩格斯说：“每个原理有其出现的世纪。”人跳不出自己的时代。比如我现在是个老人了，我从前做中学生的时候也写日记。那时候我们写日记也是国文作业的一部分，那么把那时候的日记现在拿来看，我同意不同意呢，我肯定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但那时候却是认真在写、在思考的。它只能作为我的思想阶段的一个见证而已。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变化的，但也总有一些不变的因素，亘古长存，比如信仰。举个例子，刚解放的时候，大家都学马列主义，但现在不提列宁了，这就是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改观。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听报告，大家认为只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才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有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很多人自命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真理观 尉：接您上面谈到的，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读中，比较典型的像法国盛极一时的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等。 何：很多都是，他们其实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个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真理也就在变，不变的是人类作为智性动物对形而上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与努力。孔子的思想到现在两千五百年如果都不变，那可能吗？他的思想在流传的过程中本身就在不断地取舍、扬弃，但他也有他本身的价值，却不可能字字是真理。这就涉及深更层的有关时空的哲学理论问题了。但思想之间的授受与影响却是无法做出精确的量化统计的，其间并没有任何法理上或组织上的明确规定。当代英国史学家汤普逊(E. P. Thompson)早已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但在思想上他仍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当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他们都未曾参加共产党组织，也不曾自奉为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无一不是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的。相反，我们现在也不是可以看到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影视媒体中大赞专制帝王的丰功伟烈吗。所以，思想上的影响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组织形式。因此思想上的传递授受与政治上的组织形式不能混为一谈。思想之间是不可能有衣钵授受乃至正大光明匾后面的那道密诏的。如何能够了解并传达前人精神的深意，那是历史研究的难点所在。 尉：这么说来，我觉得后现代主义的真理观似乎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他们讲真理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就在表达的过程之中会产生差异，就像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所讲的那样。真理还会是原来的真理吗？我觉得这些论断是有学术合理性的，您觉得呢？ 何：简单地说，你向北走，走到一个地方说是北极点，你就不能再往地理学意义上的北走了。到了北极点，你向任何方向迈一步都是向南。可是真理并不是北极，不能说我到真理了，再迈一步就是迈出真理之圈外了，然后再画一条线叫“真理之界”。曾经有人讲真理的顶峰问题，但真理没有顶峰。后人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发现问题与更广阔的天地，正如牛顿说他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如此的成就。而后人又站在牛顿的肩膀上，才会出现爱因斯坦、霍金。真理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理解。真理没有“奥米茄点”，对真理的理解与追求更是一个开放性过程。学术研究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才能进步，定于一尊就没有进步了，历史上定于一尊的思想都没有进步，凡是定于一尊的学术研究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比如启蒙时代学者用理性主义的思维构筑的地上天城，他们的天城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观念一样，对人类的文化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们的局限也应该使今人引以为戒。一种理想被强调到极端化、绝对化，就要转化成自己的反面。博大转化为偏狭，自由转化为专制，等等。我们现在应该警惕历来思想家们所容易犯的那种错误，即以一种古波斯拜火教式的思维方式，要求在思想意识上做到一刀切、清一色。一种理想必须在现实中是可行的。陈义过高甚至绝对化，但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付之于实践的理想，则结局不免成为一场大言欺世的骗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怎样保持一种最佳状态的和谐，应该成为衡量一切思想体系的一条准则。 尉：这就像启蒙时代的终极理性会不断被超越一样，人们逐渐认识到并没有地上天国。说到此还有一点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论反思与批判。首先，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相对的一个实体性的、可以明确界定的思想状态吗？后现代主义的外延与内涵何在？如果没有明确的外延与内涵的话，其对现代主义的挑战体现在何处呢？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层的反思就与现代性的对立性的探索研究，这有点囫囵吞枣。 何：这就像号称是历史学家的人，并不事先考虑历史学的性质是什么，而一头钻入历史研究，便可能钻之愈深则失之愈远。而历史学家并不等于历史本身，只是所谓事实的阐述者。历史学家怎样看待历史学，也就决定了他是怎么研究历史的。正是由于缺少了这一道自我批判的工序，实践的历史学家的末流就走入了实用主义，即随心所欲地引上几条史料，就可以做结论说这证明了他预先设定的论点。所以思想史的学者对理论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一定要彻底，不然会误导其他从事实践性研究的学者。而关于后现代问题更是一个开放性的、进程中的问题，问题本身并没有答案，其重要性在于反思与实践的过程之中。我再次想说的是，我们的思想认识乃是时代的产物，没有最后的、绝对的真理。比如牛顿的体系提出来以后，18、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统治了两百多年，大家认为那就是最后的真理了。可是今天看来也并不是，但也不是把牛顿完全推翻，只是说牛顿的力学体系范围只在惯性系统里边。举个例子，林黛玉喜欢哭，一哭眼泪就往下流，为什么不往上流呢？是万有引力起作用，牛顿的学术体系可以解释。毛泽东说除了沙漠没有人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有阶级斗争。我们可以扩大一步说，就是沙漠里也要服从万有引力定律，可是它却解释不了林黛玉为什么哭，它不是万能的。解释林黛玉为什么哭，那就又得动用文学分析与心理学、甚至精神分析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了。我们对于科学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理解，科学只表明我们现在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将来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现在认识的否定。“曾有圣人言，议论安敢到”，如果一个学术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的学术是不会进步的。 四、学术无中西 尉：我看您的文章的时候，觉得您的文章透露出来的除了具有浓厚的批判和反思色彩外，觉得您的行文和语气有点西方学者的风格。对于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何：我的看法不同。过去几十年、一百年来，都有人讲中学、西学对立，中学怎样、西学怎样。有的中学派反对西学，有的西学派反对中学，我觉的学就是学，并无中西之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这本书当时是作为我们的标准教材而使用，是有名的学术著作。书写完后，学校要求两个老师来写审查报告，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属于史学家行列，另一个是金岳霖先生，属于哲学家行列。金先生有一段话：说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国哲学”？我们说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英国物理学史》，那么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法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或者“中国物理学”。“英国物理学”更确切的指的是物理学在英国发展的历史，而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英国物理学”的存在。当然存在的差异在于你是用中文来表达，他是用法文、英文来表达，但二加二还是四，你不能说中学就是二加二等于五吧！学本身是客观的，无所谓资产阶级学、无产阶级学，是中国学、英国学还是法国学。过去国庆节大游行，有很多代表方阵，如解放军代表、运动员代表、科学大军代表等，科学大军代表举的标语是“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合适，应该改一下，应该改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服从科学”。科学是为任何人、任何阶级服务的，不管中国美国，二加二都等于四。大跃进时期谎报亩产几万斤，结果产不了几万斤，倒把农业生产给搞垮了。所以说，科学对所有的国家、民族和阶级都一视同仁。希特勒没有制出原子弹，否则原子弹也同样为纳粹政治服务。真理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我们学历史的人在看问题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你说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有不错的理论反思，包括对权力、话语、真理关系的反思还是很好、很有启发。 每一个名词之所以有意义，往往都是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有意义，换一个语境的话可能就没有意义了。中学、西学之别只在清末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为何到清末才有意义呢？在当时的语境下，所谓“中学”是指“三纲五常”，你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而你脱离了那个语境就没有意义了。今天你说的“中学”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指君为臣纲吗？中国的君主制度早都不存在了，怎么还能说“中学”呢？在清末中国确实没有近代的物理学、数学、化学，这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学、西学是有意义的。这种提法有它具体的内容，而在今天其意义何在呢？我不理解为何前些年又把这个问题给炒出来。 这个说法现在并不能成立。我们知道，声光化电等这些自然科学在近代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能掌握这些学科技术，近代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世界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这些学并非某些地方的特产，只不过是某些地方先出现，某些地方后出现而已。为了方便我们仅在称呼上称之为西学或中学，这些知识绝非某个民族的专利，这是人类族群发展到近代的共同的知识积累的成果。我们也讲声光化电，而西方也讲仁义道德，比如亚当·斯密，他所鼓吹的是以“自利”这一普遍人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可是亚当·斯密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的是伦理学，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也是讲道德的。 上面说的是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同样如此。比如马克思是德国人，但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时，他们认为最强有力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中国没有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中国不占主要地位。30年代初期，有十位教授在上海起草了一个宣言，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什么是“中国特色”？那就还是孔孟之道和仁义道德。这时候，马克思主义阵营就反驳说：“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也适用。 所以，就科学本质来说——这里指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广义的科学——无所谓中西之学，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粗精之分和高低之分。中西学之争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中国特色。你强调中国特色目的何在？使用这种办法来对抗西学吗？我认为这是难以成立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贡献，但学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事业，大家都应当参与进去。假如强调中学特色是用以对抗西方的话，那我以为这种办法是错误的。应该是善于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为自己所用，而不必用这种办法为自己壮势，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我觉得这种说法恐怕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个健康的心态似乎没有必要去宣扬这种东西。宣扬本民族的优越，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尉：我自己是学西方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外文有些词语在中文中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涉及没有固定译法的专业名词时，用中文来表示，有时会有歧义，有些东西无法表达。您能否就这方面谈谈您自己的看法和经验？ 何：对，是会受到语言的限制的。比如翻译中遇到一个名词，我们找一个对应的中文的名词写上，但是中文中没有的名词或用法呢？我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觉得有的比较容易，有的则很麻烦。每一个词所涵盖的内容并不一样，我们中文涵盖意思跟其他语种涵盖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况且，除了内涵、外延的不同外，最重要的是逻辑思维和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在往下文你又碰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就得改一下，别的地方就不能再用这个中文词语了，这就把原作者的思路给切断了。在了解原作者的思路时就要变换思维，进入他的思维表达的情境中。原作者是用一个词来贯穿的，可是你无法用一个词来贯穿，你得用两个词来贯穿，这样导致你的思路就不连贯了，这就比较麻烦。比如“西方”这个词，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叫做“西洋”，像“西洋史”、“西洋哲学”。“洋”和“方”似乎有些不同。你说“方”的时候，更强调的是地理的概念，你在东方，我在西方，地理的性质更强一些。你如果说“西洋”的话，那是相对“东洋”而言，“东洋的精神”、“西洋的精神”，这里文化内涵似乎更多一些。它不仅是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个文化的概念。但在1949年以后一般都用“西方”而不用“西洋”了。如果说是东方、西方，一般用的是Eastern、Western，如果更强调文化内涵的话东方用Oriental，而西方用Occidental。再如哲学这个词的定义。哲学按字面意思就是“爱智学”，智慧就要有知识，所以任何知识都是哲学。在西方直到中世纪，学问就叫做哲学。所以今天西方很多的博士都叫哲学博士(Ph. D)，这还是在用传统的意义，就是什么知识都是哲学。后来随着科学的发达，哲学的地盘就越来越小，知识的专业化使得原先它的领域很多都被其他学科占据。而到近代，就有另外一种方法来界定哲学。我们的知识可以说就是科学，科学(Science)一词本来就是指知识(Scientia)。科学所研究的是我们客观世界所存在的东西，而还有一种学问，这种学问并不研究具体知识这就是哲学。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The Sience of science)。哲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是任何具体的知识，而是科学，就是研究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成立的，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所以说，翻译不是一一对应的转换关系，更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还有一点就是翻译者的背景知识必须过关，不然会闹笑话。有一次在某个重要场合，翻译者把“天赋人权”译作“by heaven”，这就完全翻译错了。天赋人权的原意是自然权利，我们生而是自由平等的，这就是我们天然的权利，是自然——“nature”的权利。这里正好就弄反了。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天子受命于天，皇帝的特权是天给的，所以臣民就要服从皇上，讲“君权神授”。西方的天赋人权是指人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权利乃是天然权利，这表示的是相反的意思。我们的外语学院不重视常识，不重视知识背景，只重视语法。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的，背景知识缺乏是翻译的一大缺陷。天赋人权是“natural right”，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都是用它做精神标杆来反对王权专政的。 尉：作为晚辈跟您的谈话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作者简介】尉佩云，男，甘肃天水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