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我留校任教。 那时候的校区是在和平门。这期间，有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那是学校为了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去的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校址。那时候还没有新街口外大街，积水潭那边的城墙有个大豁口，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豁口，我们从西直门过来，北面到处是庄稼地。乡下很荒凉，只有寥寥几家农户。宣传队由陈垣（字援庵）先生带队，扛着旗。先生平易近人，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 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陈垣先生已不再开“史源学实司”的课程了。我没赶上这个机会，心里深为惋惜，就不断打听他指导学生研究《日知录》的情况，把那种查核史料的方法暗记在心。毕业以后留校，我被分配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但总不时翻阅《日知录》，得便就按照先生的方法查一条。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顾炎武（号亭林）的文章，曾油印若干份在系内讨论。第二年，我到东北师大去进修世界古代史，就把修改这篇文章的事情给忘了。 1956年1月，在长春收到刘乃和先生（陈垣先生秘书）寄来的信，其中传达了先生对我的教诲。原文是：“你作的顾亭林论文，陈校长看见了。很高兴，很是夸奖你。但中间引用了《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有‘愚按心不待传也’一段，此段连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书其所见如此’，都是《日知录》引《黄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间为黄汝成《集释》隔断，遂易误为亭林之文（黄汝成就是如此误会）。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实是黄东发自称，非亭林也。嘱转告你，改正为幸。他又说，这就是古书不好读的一个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号，故有此弊。” 读了这一封信，我内心深受感动。首先是对先生的由衷感激。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忙于学术研究与校务，日不暇给，乃肯以极宝贵之时间一读后生晚辈之习作，热心予以鼓励，并严肃指出其中之错误，这种诲人不倦的高尚精神，实在令人难忘。再则是对先生的由衷敬佩。我把黄震的“愚按”当作是顾亭林引《黄氏日抄》文后的按语，这一引证错误，只要不核《黄氏日抄》原书，可以说是很容易犯的。黄汝成作《日知录集释》，参考了顾氏以下，道光以前学者研究《日知录》中研究过的问题的著述，数近百家，可谓研究《日知录》的权威，犹未能免此失误。可是先生活于黄汝成百年之后，竟然随手而正黄氏之失至如此精细的地步，其治学之精，记诵之博，怎能不使人五体投地！ 这一封信，不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也使我深受教育，获益颇多。首先，我反省了我自己为什么会引文失误，最初归咎为自己年纪轻，学问少。继而又想，黄汝成为什么也有此失误。黄氏作《日知录集释》时年纪虽不算大（三十多岁，比我那时大十岁），而学问不少。所以黄氏失误，不在于学问不足，而在于疏忽。想到这里我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于学问少又加疏忽。最后一想，陈老为什么不会有此失误？除了他学问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引文时绝不轻信转手的介绍。他有一句名言：“人实诳汝。”这一条使他在引用史料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忘了先生的那句名言，在做文引用材料时，首先力求依据原文。在原文实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时，则说明引文的出处。这样使我减少了错误，养成了比较踏实的习惯。 知道引文错误以后，我赶快找到《黄氏日抄》，首先复核了引文，证实先生所言准确到连字数都不差，进而看了四库全书馆臣所作此书提要。这样，我对此书就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从而也就发现，对于研究顾亭林而言，《黄氏日抄》是一部不可不看的书。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写关于顾亭林的文章，而尚未注意到此书，显然仍然在研究的较浅阶段。自从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学习先生的办法，每见书中的引文，必追踪其原文。这样追踪的结果，不仅是一般地扩大了自己对文献的眼界，而且也是有层次逐步深入地扩大了自己的学术眼界。 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援庵先生亦是。他之所以能达到学术的高深层次，那显然就是他在学术上不断追踪或攀升的结果。据闻先生常教人说，探究史源，可以渐知考据方法与治学门径。我之所以能比较细心地做一些考证的文章，也是受到了先生的直接与间接教导，比较肯在史料上追本溯源的结果。当然我的水平不高，那是学先生学得不好、不够的问题。而我的点滴进步，却与先生的方法有关。（祁雪晶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