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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1913—2000年）与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1910—2007年）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两位先生年龄相仿，治学经历相似，工作和社交方面有过多种交集。令人玩味的是，他们早年的学术志趣都在魏晋史，后来因为时代和学科需要，都有改行世界史的经历。周一良先生是日本史学科的开创人之一，林先生则为我国开创了世界古代史的亚述、埃及、古典学等多个领域。从他们二人的书信中，后人可以窥探到二人在工作上的相互扶持、学问上的惺惺相惜，以及志同道合的朋友之谊。 1990年，周一良先生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致信林先生： 日知先生钧鉴： 七月下旬返抵北京，又有天津之行，昨始归来。扫读先生主持编定之世界古典文明丛书，功德无量，大罗物事，能与国外交流，尤目前所急需也，曷胜钦佩！陈连庆先生仙去，归来始获悉。弟去国十六个月，亲朋故旧中作古者达廿六人，真人生如梦也。匆匆敬颂，并叩撰安！ 周一良 九0、八、九  一、1989年周一良先生的美国之行 周一良于1989年2月开始访美之行，1990年7月返回北京。他信中所说“归来”就是由美国返回。此次访美，周先生与顾廷龙先生同行，目的是赴华盛顿参加《国际中国善本总目录》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会后他到纽约州布朗克斯探亲，与次子启博、儿媳翠珍、孙女小舟团聚。老伴邓懿则直接从北京飞到纽约与家人会合。女儿启盈从乔治亚州前来，女婿李安宁携外孙思萌离京飞美。一家除了长子启乾、长媳蕴静、长孙女晓丰、三子启锐、儿媳晓维、孙子周展外，全家一半团聚于美国。这在经历了50年代反右，60、70年代“文革”的一家人来说，算得上是天伦之乐了。 在美期间，周一良先生经常与老伴在大树林中留连、野餐、喂鸽子，有时盘桓“竟日忘归”。亲戚旧友偶有往来，也主要到植物园赏花，看红叶。有时也受邀到大学会见朋友或演讲。周一良先生先后访问西佛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罗思·特利尔教授、纽约对日关系研讨中心，分别就中日文化关系、中国史学、魏晋南北朝史特点、“梁效”等题目发表讲演，与友人座谈。两度谒见了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戏曲爱好者、周一良堂叔周志辅先生，谈旧日梨园掌故，评骘近人著作。也曾在普林斯顿晤见刘子健教授和牟复礼教授，在余英时邀宴中晤见史语所迁台后的新人。周一良先生曾作联生动描写当时的悠闲生活：“小树林，大树林，养儿防老，知足常乐。东海岸，西海岸，逢场作戏，随遇而安”。老伴则补加横批：“比翼白头”。 天伦之乐的到来虽然尚不算太晚，但年逾古稀的两位老人在故地重游时仍凄然不已。早在7年前一良先生就曾重新回到阔别36年哈佛。当时虽然校园变化不大，只是“现代化”程度更高而已，约翰·哈佛的铜像和三百年校庆纪念时中国校友所送石碑，都仍然屹立在旧址上；哈佛学社原来所在的博义楼外表古老的灰色石块照旧。不过，物虽仍旧，人已全非，赵元任、洪煨莲、叶理绥、柯拉克四位先生夫妇及裘开明先生均已作古。所以周一良先生当时有“访旧半为鬼”的感慨。 7年后重访故地，物事变化更大。挚交杨联升已经不能再如往常一样“兴奋异常，殷勤接待”了。丁声树也已经阴阳相隔，不能再来谋面。周一良先生看到丁声树夫人关淑庄、中风后的杨联升，定然心生无限凄凉。他在自传中写道：“杨联升中风后行动不便，精神、体力、谈锋更大不如七年以前，虽有不少关于美国东方学情况想问他，竟未敢久留，不得不互道珍重而别，心中欣慰与凄然之感兼而有之。离纽约前通话告别，他长谈数十分钟，然而口齿不清，竟不能辨一字，电话挂断后怅然久之……” 回国后，周先生又获悉东北师范大学陈连庆先生仙逝，又勾起伤怀之感，故在给日知先生的这封信中抒发“去国十六个月，亲朋故旧中作古者达廿六人”之下“人生无常”的悲伤情绪。这封信文字不多，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却很丰富。 二、“人生如梦”一语于周先生内涵特别 周一良先生出身近代有名的书香世家，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17岁那年，从私塾直接考入燕京大学。1939年，在洪煨莲推荐下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东方日本学之父”俄裔法国人叶理绥教授和著名的梵文学者柯拉克教授。1944年，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交往密切，并在赵家结识了胡适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周一良因其天资聪颖及陈周两大家族的深厚交情受到陈寅恪器重，被公认为是“最有资格传陈寅恪衣钵的青年学者”。学术上受邓之诚影响很深，并受到史语所傅斯年的器重。与齐思和、翁独健、吴于廑、杨联升等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解放前周一良先生的兴趣在学术，是一个“读书、搞研究、做学问、教书、著书”的典型的“书生”。 时势造英雄，同样也会抑制人的成长。50年代后周一良先生跟大多数学者一样，注意力从学术转移到政治。“原罪”思想驱使下，他对自己剥削阶级的出身一直耿耿于怀，主动加入到思想改造的行伍中。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师生合作编教材、诗画满墙等活动，他都热心地跟着走。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和虐待。被红卫兵抄家，经历“喷气式”批斗，被红卫兵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反复多次，被撞得“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他的妻子邓懿被以“周一良的臭婆娘”名义批斗。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他作为“梁效”成员继续接受审查。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风风雨雨，他都经历了，一项没拉下。无数次的起起落落，不但让他在肉体上遭受折磨，也让其心灵一次次遭受冲撞。他用著名小说《红与黑》总结自己的后半生：“红与黑，来回变了多少次。” 80年代，周一良先生获得了学术上的重生。1982年，他以美国卢斯（Luce）基金会学者名义偕老伴访问美国，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逗留了七个月，除了作过几次报告外，主要时间用于阅读隔绝几十年的港台与欧美的中国史学术著作，并选择复制，交邮局托运回国。主要精力已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 1989年，作为他平生最后一次访美，除了在僻处郊区，远离闹市的布朗克斯清心静养，尽享天伦外，每周往返乘地铁三个小时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阅读竟日；他后来写到这次经历：“与1982年之专心致志于学术著作不同，此次放眼世界，广搜异闻，思路从而开扩，昭若发懵，似有所悟”。 四十年来，从受人瞩目的学者沦为众人唾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再到平反后的著名大学教授，跌宕起伏、坎坷不平的命运自然是他无法掌握的。1990年夏季，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在与阎步克等人交谈时事时说：“在国外看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对几十年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又有了新的认识；《圣经》里面曾说，你知道了真理，你就自由了；而真理也是可以译为‘真相’的，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觉得自己已经自由了。”命运无法掌握，但随着视野的扩大和阅历的丰富，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解放后的命运是与时代分不开的。特别是1982年与1989年两段旅居美国，让他在异国文化氛围中冷静思考，终于对自己的命运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其自传《毕竟是书生》细致交待了他的心路历程，初稿即是在1989年旅居美国的日子中完成。 《毕竟是书生》结尾总结自己一生，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镜中莫叹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风流年少客，被风吹上北邙山”。 最后一次旅美归来，冷静思考过自己“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痛苦经历后，面对“镜中衰鬓已先斑”的状况，周一良先生在给日知先生的这封信中，对“人生无常”的感叹，似乎也印证了他这一时期内心的波动。“人生如梦”一语，固然可理解为一个老人对人生苦短的慨叹，但似乎也可以视为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一代书生悲剧命运的叹息。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