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马克垚
他的研究将会“促进人们重新思考他们对中世纪欧洲农业的理解”，还会促进他们反思“城市和市民在近代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詹姆士•马尔登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应约走进了历史学系教授马克垚先生家。马克垚先生与其夫人耿引曾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
峰回路转求学梦
马克垚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父亲毕业于山西大学治金采矿系。上世纪30年代，正是风雨飘摇之时。回想起少时的求学经历，马克垚不无感慨：“我当时没有真正读过几年书，由于战争关系，不得不周转于各地。”“我上小学和中学时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时社会动乱，学习环境也不稳定。后来我的家乡文水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不得不离开学校。”到了读初中的年纪，马克垚来到了太原，但还没安顿多久，又跟随家人千里迢迢转到昆明读了两年高中。幼时模糊、动荡的场景在马克垚身上烙下了辗转各地的记忆。所幸还有家庭的教育和亲戚们的濡染，马克垚从小就读了些唐诗宋词，这培养了他浓厚的读书兴趣。
1949年解放后，马克垚和一些同学来到北京。当时普遍存在理工科对国家更有用的思想，1951年，马克垚考到由铁道部管理的唐山工学院机械系学习。但不久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不在这里。于是，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决定再考一次，换个专业。”
1952年，马克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此他和历史便有了不解之缘。
青春作伴好读书
新中国建立了，一直在颠沛流离中求学的马克垚终于迎来了人生中学习最安静的时代。“100多年来国家和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烧杀劫掠，抗日战争期间又受到巨大折磨，但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人们挺起腰杆，我们把列强、侵略者打败了！国家的独立、解放，给人们一个平等的感觉，不仅是知识分子这么觉得，普通民众也是有这样的心态，即使有人吵架也会被人制止，大家都会觉得解放了怎么还可以吵架，意思是解放了，人们的素质也理应提高。”举国上下，有识之人都肩负一身理想的正气，马克垚也是心怀报效祖国之志，在大学期间相当用功。
当时文史楼三楼是图书馆，二楼西面是中文系、东面是历史学系，一楼是教室。马克垚就常去图书馆读书学习，为了能在图书馆找到位置，他常拿着吃饭的碗赶快跑到图书馆，一边吃饭一边排队，否则晚了就没有位置了。说到那时高浓度的耕耘收获，马克垚笑了，“我在那时读了许多书，可以说‘好读书不求甚解’。”
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当时北大历史学系本科教育强调系统、全面，学习的课程多是硬性规定，主要教授基础课程。这种课程设置无法满足马克垚的求知欲望，他便自己选修了一些老师的课程。当时开设的选修课不多，更不能跨系听课，然而，就是这一点选修课激发了马克垚学术研究的兴趣。“汪篯先生讲魏晋土地制度很有特色。汪先生曾当过陈寅恪的助手，上课时讲了一些陈寅恪的考证思路，这让我感到很新鲜。我认识到自己以前看书很浅，竟没想到能从一些字中考证出那么多东西。” 这些有特色的课程深合这位眼界开阔、极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的“口味”。马克垚又激动地感慨张正烺先生学问博而精深，“中国的很多书他都读过，向他请教问题，问他这个如何如何，他都能回答，都能给出意见”。这些老师或专长殷周制度，或专长于均田制，授课过程中，旁征博引，史料分析之细致，观点论证之周密，使年轻的马克垚大开眼界。从这些选修课中，马克垚渐渐悟出了一些治学的门径。
忆往昔峥嵘岁月
1956年，马克垚毕业留校工作。马克垚原本想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但是系里考虑到马克垚学过俄语，外语基础好，就安排他到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教中古史（封建社会史）。可以想象，历史上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与新中国建立后的严峻国际关系形势使得当时从事世界中古史的研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马克垚“感到困难重重，几乎无从下手”。
在世界古代史教研室，马克垚师从著名史学家齐思和先生学习世界古代史。齐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长者，他得历史理论之要旨，融会中西、纵横古今，特别是长于先秦史、晚清学术思想史、乾嘉考据学和世界中古史等领域的研究。让马克垚十分诧异的是，齐先生并没有按照常规路径教他学习世界史，齐先生谈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史，如清代的学术。对外国史了解多了以后，马克垚才慢慢领悟到齐先生的用意。按当时的资料、图书等条件，世界中古史几乎是无法研究的。齐先生委婉地启发了马克垚的研究路径。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马克垚渐有所得，他决定以中国史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西欧中古史。50年代后期，国内史学界对土地制度的问题 讨论很热烈。但是马克垚敏锐地发现，不少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西欧史缺乏了解，对马克思、恩格斯以西欧史为根据作出的论断并没有真正的理解。1959年，侯外庐先生在《新建设》第4期发表《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一文，论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不存在私有制。这篇文章对马克垚启发很大，使他开始了解到土地制度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于是，马克垚决定从这方面来研究西欧封建土地制度。马克垚借了罗马法以及西方法制史、法律史等方面的书来读，经过一番十分艰苦的研究，写成了《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并于1964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第2期。这篇文章从介绍西方法学概念入手，对土地所有制与所有权之区分作了较深入的讨论。此后, 土地制度问题成为马克垚研究的重点之一。从这里出发，年轻的马克垚走上了世界中古史的研究道路。
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运动不断，打破了原本安静的学术氛围。反右派斗争的浪潮波及大学里许多老师和学生，学校教学也往往不能正常进行，“全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58年，马克垚和许多老师一道下乡参加劳动，向工农兵学习。下乡期间，他和农民一起在河塘背石头，建小高炉炼铁。马克垚回忆，当年的五四体育场也成了炼铁厂，地面被挖了许多坑用来冶炼，造成了不少浪费。
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没有体力搞运动，“大跃进”的浪潮也就停了下来。趁着政治运动消停的时候，马克垚就利用这段时间读书，沉心静气地丰富自己的学识。马克垚是个乐天派，生活的艰难，他不以为苦，反而自得其乐，“就在那时又看了些书，这总比下放要好，下放了什么也做不了，现在至少能看些书”。
1971年左右，马克垚接受任务编写一部简明世界史，这使他有机会和书本打交道。在查阅尘封日久的外文报刊杂志后，马克垚发现六、七十年代世界史坛上再次兴起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于是，马克垚以编书为名，收集了不少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马克垚发现，过去以西欧历史为依据的史学理论模式已经受到了不少质疑，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西方历史理论框架得出了有关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论述也有一些不一定正确。马克垚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从未把自己的理论教条化，而是根据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修改。这个发现，使马克垚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只是囿于时局所限，这些研究收获只能深埋于心底，不敢与人言及，也不敢写成文章。虽然并无成果发表，但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让马克垚对一些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为他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风乎舞雩咏而归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马克垚开始了他在世界中古史领域的耕耘。
经过早些年对封建土地制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马克垚对社会形态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他打算以此为切入点开展自己的研究。马克垚发现，以往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建立在对西欧社会分析的基础上，随着对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研究的深入，根据西欧历史社会特点概括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概念体系已经脱离了历史事实。两相比较，马克垚逐渐深化了他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认识。受此鼓舞，马克垚对西欧封建社会进行重新考察，并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1985年，马克垚推出了他的重要理论专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获得198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我国研究西欧经济史的权威著作之一。
1989年，魏特夫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被翻译到国内，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马克垚应邀撰写文章《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发表在1993年的《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对魏特夫的理论认识进行评判。马克垚结合自身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发现，绝对的所有权观念发端于古罗马，但是它真正的完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到这时所有权才消除了其政治的和社会的附属物和混合物，真正实现了纯经济的形态。就是从写这些文章开始，马克垚认识到，从事历史研究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等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还要对中外历史都比较了解，这样才能在比较当中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
此后，马克垚的研究不断深入，又陆续出版了《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并主编了《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世界文明史》等学术著作。即使是在退休之后，马克垚也没有停止学术的思考，2010年他出版了《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以其对中西封建社会诸历史现象的深入考量，为学术界贡献了又一富有学术含量的学术范本。
学术领域之外，马克垚还积极参加了历史学学科建设，为北京大学乃至国内世界古代史的学科建设贡献颇多。他多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他主持下，学校和历史学系图书馆采购了《德意志历史文献》、《基督教作者文集（拉丁文编）》和《基督教作者文集（希腊文编）》等主要西方古代史文献以及大量其它的相关学术书刊，大大改善了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条件。
对于学科队伍建设和青年人才的培养，马克垚也倾尽心力、精心培养。他的弟子念及恩师的教诲，颇为感触——“先生教诲从不伤人，而是激励学生发现和重视自己的不足，努力设法进步……每当学生遭遇困难和困境，先生却不独问寒问暖，同时也刻意体察体恤晚辈的种种心情，满怀深仁厚义之闵”。
现如今，不少弟子继承了马克垚的衣钵，在中古拉丁语、西欧中古社会经济史和政治法律制度史、中古西欧基督教会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古代东方历史等多个世界中古史研究领域，沿着他的足迹继续上下求索。
少小情怀壮士心
2000年，马克垚退休了，离开了耕耘半个世纪的讲台。然而，诚如其友人所言，八十多岁的马克垚“少小情怀壮士心”，依然始终热切地关注着学科的发展，也始终关注着青年人的成长。
如何构建出一套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是马克垚毕生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在访谈过程中，马克垚多次表露自己的学术关怀与思考，其“老当益壮”，其“不忘初心”，让我们年轻人颇受感染和感动。
马克垚认为，在东西方文化密切交流的语境下，一种由西方话语虚构出的“东方主义”形象与概念其实已经进入了我国学者的视域，影响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发展。这种“东方主义”其实是一套对东方有着严重偏见的思维系统。因此，西方学者谈论起东方，也只是讨论他们自己建立起的这一概念，而非真正的东方。在现阶段看似你来我往的学术活动中，实际上存在着极其不平等的交流状况，这一问题也反映在贸易、媒体、劳务等领域。这一不平等状况正是马克垚在新时期反复焦灼的问题，“我们如果只在西方构建的框架中埋头耕耘而不懂得抬头放眼遥望，去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框架，那么我们的学术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根基，永远没有自己的学术土壤。”马克垚呼吁，要设法在学术中展现中国自己的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淹没在他人的影子里。也因此，马克垚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中非常强调中国文化本位，“研究世界史者应该有相当的中国文化的修养，才能具备中国人的眼光”，“……否则即使在研究方面作了很大努力，最后也只是外国人的徒子徒孙，只是在他们指定的思路下前行，我们自己丧失了洞察方向的能力”。
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学术需要几代人的沉淀，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马克垚将中国学术未来“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这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不像体育事业可以很快就走出亚洲、冲向世界”，“你们代表着未来，国家需要你们建设”。对于青年人，马克垚非常谦虚，也不吝积极的肯定和鼓励，“不能有九斤老太的思想，一代更比一代强”。他希望青年人积极利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有利形势，从单纯记忆背诵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兼具中国眼光和世界眼光，善于思考，勇于提出新的问题，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蒋博）
【记者手记】
一位历史学系的同学听说我要采访马克垚先生，一再表达羡慕之情并且积极地向我推荐马克垚先生的学术著作。这莫名地给我增加了压力，面对一位世界中古史权威，我是既有些兴奋又有些敬畏。
穿过深秋北京的寒风，我们来到了马克垚先生家。先生的热情接待瞬间将我们的畏惧和寒意消除，在我们晚辈还没来得及表达问候时，他就开始对我们嘘寒问暖。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倒不如说是一次难得的与大师的轻松对话。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很难想象出这是一位在学界发出振聋之声的权威。
但是和先生深入交谈后，在我们触及关系国家学术的话题时，我发现他其实是个十分“严肃”的学者。他有着严格的治学原则和忧国情怀，马克垚先生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始终心怀国家的赤诚之子！
【人物简介】
马克垚，1932年6月生，山西文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6年留校任教。1986年至1992年担任历史学系主任。2000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马克垚长期从事历史学系本科生基础课世界中古史的教学，并讲授世界中古史学史和史料学、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课程。曾出版《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等专著，并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世界文明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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