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师大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铜像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全身像。 陈垣，字援庵（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广东江门新会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 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74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任大学校长46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桃李满天下。他对教学极端负责，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他以79岁的高龄圆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梦，当时史学界八十多位专家学者联名致贺。他的嫡孙陈智超认为，他祖父之所以能在学术、教育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爱国主义是基本的动力。自从认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他真诚地将爱党爱国结合在一起，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与胡适分道扬镳 陈垣与胡适，作为廿世纪上半叶中国新史学的一代巨匠，在治学上，双方“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 陈垣与胡适还曾做了5年的邻居，在学术上往来密切。但两位有着几十年公交私谊的学界朋友，却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分手。胡适飞往了南京。而陈垣却三次“避难”在其学生刘乃和家中，以拒绝国民党政府派来接他的飞机。 1948年下半年，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国共大决战进入了后期。中国共产党代表绝大部分人民利益，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挟辽沈战役胜利之威，又相继发动淮海和平津战役，兵围北平。其时陈垣位辅仁大学校长职，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政治格局的巨变时刻，两位学人仍一如既往地潜心学问，就历史学术问题，通过书信进行探讨。蒋介石已经数次派员催胡适南下。12月13日，胡适给陈垣发出的最后一封论学书信。信文的末尾，胡适感叹：“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14日，胡适又接到催促动身的电话和两次来电，电文曰“即日登程，万勿迟疑。” 同日，胡把覆函邮给陈垣，后又打电话要陈赶紧收拾行装准备南下，但陈垣已定下主意留在北京，婉绝胡适的心意。15日，胡适在蒋氏又一次电话相催之下，由北平南苑机场直飞南京。 陈垣与胡适北平分手后不久，次年元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南行的胡适受到蒋介石的格外礼遇，还为胡适做58岁生日。但随着蒋介石政权倒台，胡适因故飘零海外。而陈垣则作出了人生最重大的选择，坚定地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那天。陈垣在得意弟子柴德赓和刘乃和陪同下，近七十高龄，坚持步行十几里，到西直门大街迎接解放军入城。北平城焕发的一派新气象，强烈震撼了陈垣，他自叹“闻道太晚”，但为自己在古稀之年能看到一个崭新的社会和国家，为真正找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新道路万分激动，急切地希望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身在异国的老朋友胡适之，于是在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陈垣的《公开信》把发自内心的新感触转告胡适。解放军进驻北平后纪律的严明，对百姓的秋毫无犯；入城干部勤劳朴实的工作；共产党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作风等，这一切都使陈垣感到新鲜，他由诧异惊奇转而由衷地佩服。“我真可以说是历心沧桑，看过多少次兴亡盛衰，没有一次当政者不是巧取豪夺，吸民膏脂，而像这样的新政府，真像古书上所说的‘羲皇上人’，不但我没有见过，就是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 陈垣在将近七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目睹过北洋军阀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到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专制，他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非一时冲动。他给胡适信中所讲的新见识早先就给香港的亲属和其他友人信件中描述过，还在辅仁大学师生会上公开宣讲过。陈垣早在国共决战胜败分明的前夕，以自己所发现的“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即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曾警示胡适不要跟着前途渺茫的国民党走。后来陈垣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登载胡适在4月 22日在美国旧金山对记者发表的谈话。陈垣从该谈话中获悉，在南京陷落后，胡适还在期待国民党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兼有得宜，将为止阻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恃”，甚至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自至。”为此，陈垣规劝老友胡适，要充分认识到借来的“美援”和反人民的国民党统治力量是抵不过觉悟起来进行斗争的“人民的武装”的。陈垣这些话，都是从朝气蓬勃刚入城的新政权身上得出的最新认识，以此新见识贡献给远离国内不了解新政权的胡适，可谓之曰诤言。 胡适第一次见到陈垣的《公开信》文本，是在6月18日一本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上，该杂志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信文内容。初步阅读后，胡适的反应是“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 胡适反感而又疑惑，一会认为信是“伪作”，一会又疑问是否 陈亲笔写的？三天之后，他又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后，认为“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 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俩人商讨后的结论是“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 次年1月9日，胡适经过半年的困惑和疑虑后，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跋文写道： “……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陈垣和胡适的老友傅斯年，在看过陈垣的公开信和胡适的跋文后，于1950年9月28日在台湾的《中央日报》撰文指出：“适之先生作了一篇考据文，证明陈垣先生的‘公开信’是别人作的。” 胡适于1962年2月去世。尽管他作了翔实的考据，但实际上对陈垣写《公开信》的疑虑一直没有打消，曾托人打听陈垣在大陆的真实情况。他至死也不知道，与他相知相交几十年的老友陈垣的这封《公开信》，确实是陈垣的心血之作。在陈垣看到胡适在旧金山的谈话后，立即和他的学生刘乃和、柴德赓以及刘乃和的胞弟刘乃崇商讨，决定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告知胡适等海外知识界人士。此信由刘乃和执笔写出，再经陈垣亲笔改定。后陈与刘同去范文斓住处，请他修改。范作的修改只是将原标题《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中的“先生”两字删掉了。陈垣的嫡孙陈智超手头至今还保留着公开信的底稿。 陈垣与胡适的分道扬镳，深刻地反映出当年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对不同人生道路抉择时的心路历程。北平解放了，陈垣依旧做辅仁大学的校长，甚至“未尝一日废书，书案堆书如山” 从解放区归来的刘乃崇，把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尽述给陈垣；陈垣还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学习新理论，听了新报告，再结合北平城内的新见闻，陈垣思想为之一变，“朝闻道，夕死可矣。” 周恩来每天看他的病情简报 1962年底，陈垣因胆结石症急性发作引起贲门梗阻，以82岁高龄做了胃肠吻合手术。1963年4月至1965年4月，他又先后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及阵发性心房纤颤而住院。但即使在耄耋之年，身体又多病，他仍然坚持工作--在他多年的学生柴德赓与刘乃和的协助下，点校《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这是他毕生的一个宏愿。除了柴德赓和刘乃和外，北师大还为陈垣配备了专职护士老郭、公务员小郭。陈垣又自费请了两位抄书先生和专为他做饭的保姆袁姐。 1966年，陈垣已经86岁。他深居简出，与外界同仁基本上断绝了联系。“文革”开始不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被勒令回校参加运动。两位抄书先生因无书可抄，也回家了。偌大的四合院里只剩下三位60岁以上的老人--陈垣、陈垣的二儿子陈仲益和老保姆。因为不能继续他的宏愿，陈垣感到十分无奈和遗憾。但这一切，也只能是埋在心底。 在“文革”中，每逢“五一”、“国庆”等节日，能否在公众中“亮相”，是标志着一个人有没有被打倒，有没有问题的一项政治待遇。陈垣为了让亲朋好友宽心，他还是尽可能地出席这些集会。尽管每次外出，换衣换裤，非常麻烦，他小便经常失禁，还要事先采取些特别措施。他的行动已极不方便，到时总要由两三个人一起将座椅带人费力地抬至门口上车。有一次参加国宴，陈垣的孙子陈智超护送他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再由工作人员用轮椅推至宴会厅。陈智超一直等在大会堂门口，看祖父一出来，赶忙跑过去接他上车。回到家，陈垣已浑身是汗，衣服全湿了。1970年的国庆节，陈垣上天安门观礼台是由孙女陈韶陪同前往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庆观礼。 1969年底，在“文革”中陪伴了陈垣三年多的陈仲益，因病住进了医院，家中只剩下做饭的老保姆。陈垣便经常处在无人照料的境地。有一天，他竟然从床上摔到地上两个多小时还没有被发现，以致于大小便失禁。在此情况下，陈智超最决定以老人的名义写了两封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陈垣的家人们都知道，周总理非常了解陈垣。“文革”前，陈垣因病住在北京医院，周总理探望过他；1959年陈垣入党，周总理曾郑重地向他表示祝贺。陈垣在“文革”开始后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冲击，也同总理保护有关。因此，相信周总理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助陈垣的。另一封写给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康生在“文革”前曾向陈垣请教过一些有关历史和文物的问题，算是有点交往。陈智超亲自将信件送到了中南海。几天后，周总理派了一位军代表到北师大，将刘乃和调回陈垣身边照顾他。不久，护士老郭、公务员小郭也调回来了。 不久，陈垣上书表示感谢。康生将其来信送毛泽东审阅，康生还呈文说：“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他的生活。”毛泽东阅后批示说：“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1970年底，陈垣又住进了医院。周恩来始终关心陈垣的治疗，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好的药，争取把陈垣的病治疗好。那时是周总理最忙碌的时期，但一直牵挂着陈垣的病情。在陈垣病情加重后，周总理每天都要看陈垣的医疗简报，还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陈垣逝世后，其丧事的安排也是由周总理签字安排的。 陈垣对党组织的悉心关怀和妥善安排不但心存感激，更重要的是对党也有信心。尽管对“文革”确实难以理解，但是有一点，他坚定地相信党有错误一定是能够自己纠正过来的。这种信念他始终没有动摇过。1970年夏，陈垣在武汉工作的孙子陈致易、俞文琴夫妇带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来北京看望祖父，并请祖父为他们的女儿起个名字。陈垣很高兴，说道：“叫‘旺旺’吧?国家兴旺的旺。”他还给另外一个曾孙女取名为“兴兴”。“兴兴旺旺”，这就是陈垣对祖国前景的希望和展望。 197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登载了陈垣逝世的消息。《人民日报》说：“他人虽老而志愈坚，年虽迈而学愈勤，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最后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著名哲人，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先生，对陈垣先生是相当尊重的。大约三十年前，台湾有一位教授发表文章，就“史学二陈”的比较发表了一通议论。大维先生知道后非常生气，把这位教授叫来严厉地批评了他。大维先生说，你知道吗，像陈援庵先生这样，自学成为大师，世上能有几人？这位教授后来在纪念大维先生逝世的文章中，坦承地披露了这段经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