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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史学评论网 有一条无论如何要警惕：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 朱维铮 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 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与龙应台合作）、《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和《孔子思想体系》（合作）等。 描述一个历史学家是困难的，也许最好的形容词莫过于“严谨”，所谓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总让人产生某种模糊的怀疑。用朱维铮的话说就是：“历史在那儿，问题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怎么认识可能有分歧，但你不能否认历史在那儿。” 朱维铮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做研究的，他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也研究章太炎、戊戌变法和清代汉学家。对专史的研究者而言，他是驳杂的；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者而言，他也许过于拘泥；对那些非历史专业出身，又浏览过他普及性著作的人而言，他却是值得怀疑的。在网上我不止一次看到关于他的某种评述，认为他用一些伎俩一些小聪明挖历史墙角的做法不足取也不足信。 然而，对此他显然一无所知，当我一再暗示他的研究方法给人的错觉似乎是投机取巧时，他浑然不觉，他说他觉得人们应该认为他是陈腐的。 在两个半钟头的采访里，他完全扭转了我起初的判断。我原先认为他是故作新颖的别具一格的，采访结束后反复整理采访录音时，一个老实而寂寞的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而赋予这形象以特别色彩的，是经过50年历史研究路途后的历史感。这历史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论我看过去还是看现在看中国或是看外国，或者说看人生，我都把它当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看待。” 也因此，他在研究中尽量做到毫不动情，检索分梳史料的态度近似于基础理科对待演算和实验。现在的朱维铮，和他的博士生，5个副教授，还有副教授们的研究生们一起，挤在复旦文科楼9楼一间不足12平米的房间里，研究讨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林林总总的问题。房间的门楣上，挂着“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铁牌子，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 传统，永远音调未定 人物周刊：关于我们的传统，您认为它是“音调未定的”，您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在更高的意义上发扬虽已消逝却在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那么，什么是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它为什么又会消逝？还有，这“更高的意义”又确指什么呢？ 朱维铮：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国内的一批学者，希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重新的研究，当时，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研究室——“文革”以后全国第一个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另一件是出书，最早是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编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发表不同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传统。可出版社很糟糕，迟迟押稿不发……后来，我们选择了中国一批60岁以下的学者，组成一个编委会，做《中国文化史丛书》，希望以一个一个专史的研究，来看看最后能不能荟萃起来，对传统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这套丛书也搁浅了，一方面由于政治的原因，一方面是找作者越来越难，虽然都是专家，可是把它弄成历史的东西他们就不会。从中我体会到，以前我们都致力于搞政治史、哲学史、意识形态史，但是把中国历史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来研究，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很差的。 那时，有批年轻的学者对传统是很讨厌的，认为传统至少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1986年，我们在复旦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文化问题讨论会，就叫做“传统文化再估计”，之所以要再估计，就因为有不同的估计，那时将近100多个专家参加，是一次真正的国际会议，不仅有国内对传统感兴趣的专家，还包括一批北美西欧的汉学家参加。在那次会议里，我看出对传统的说法非常之多。 我同情那些讨厌中国传统的人，他们不了解中国存在过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比如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他们认为是极讨厌的，但是我在研究晚明史料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东林和宦官间的争斗，且不做价值判断，仅从言论来看，是十分生机勃勃的。台湾学者也研究这个，他们发现晚明的思潮里，对中国过去的统治文化传统里的三纲五常的解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它只承认一伦——朋友之伦！其余统统不承认了！ 再比如王阳明学派提出的一些命题，比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提出的命题，不仅不保守，可能还更厉害！不是我要去消解，而是历史的人物自己要消解他们面临的历史的传统的东西。所以我说要找自由的传统文化，不要到外国去找，中国自己就有。 到了满人入关，再到康雍乾三代，有些东西就消失了，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期发展为《圣谕广训》一万字，还搞宣讲，那时候的政治教育是很厉害的，我考证“莫谈国事”这个茶馆传统正是从雍正开始的。到了18世纪，中国过去很生动的东西就没有了。 倒是那些看起来迂腐的清代的汉学家们，他们所做的挖掘恢复经典原貌的工作——音韵训诂考证辨伪，却是真正地在研究传统。这工作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罗马古希腊文化的一种抢救。 所以我一直对北京的朋友说，你们藐视汉学家，认为他们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不谈政治的空想中，你们恰好错了。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从何而来。其实皇帝是很笨的，乾隆就根本不知道汉学家工作的意义，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决不会影响到统治的，其实他们正是在拆毁中世纪的殿堂啊。 总而言之，我对传统的看法就是：首先我们要分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不是囫囵的整体，要进行仔细的分梳，这工作其实从汉学家开始已经在做了；而文化传统也不能说活着的东西就是好的，因为它活下来就证明它生命力强。话不能这么说。 所谓了解之同情 人物周刊：在强调搞清楚对象是什么之后，您曾说过您最看重的是这个问题——“我理解吗？”陈寅恪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里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谓了解之同情，您怎么看？ 朱维铮：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不可能对他的时代漠然视之，在中国，你想不问政治，但是政治要来问你，我本人就有很长时间是政治冲突的对象，被卷入到政治浪潮当中去。 你不了解我的过去，我曾是“罗思鼎”（“文革”期间奉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取音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一员。 在批判苏修的时候，我们也思考苏联的历史家是怎样扭曲历史的，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一批历史家，什么都是苏联的第一发明，对斯大林崇拜的彼得大帝、伊凡雷帝总是极力称颂的，但是关于中苏边疆的问题，他们极力去讲这里不是中国的那里不是中国的，他们就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我们也一样，养你历史学家干什么，如果你们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你们就不行。 后来说我有反“文革”思想，前前后后整了我10年，把我弄到工厂里去劳动很多年，这倒给我一个思考的机会，我就开始重读历史，重读我们的经典，我感受到一点：你要真想把历史搞清楚，就要坚持一个原则——从历史本身把历史搞清楚。 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站到历史之外，完全客观地去看历史，总会带着某种感情。真的要就史论史，有一条无论如何要警惕的：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所以我尤其不喜欢在历史方面不停地做价值判断这样的工作。 我赞成陈寅恪这句话，所谓了解之同情，前提是了解，不了解就同情就容易是很主观的同情了。清代汉学家强调研究历史要设身处地。要想设身处地，我认为只能基于了解，一个人不可能回到历史，不可能达到全面的设身处地，但是了解是必要的；所谓同情呢，决不是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辩护，辩护论我是极为反对的。 坦白说，冯友兰有一点我特别不同情他，蒋介石时代他做蒋介石的国事公，毛泽东时代他又把自己痛骂一顿，他总想影响当代的政治家，这一点我特别不同情他。 我们要避免研究历史时由于出于对现状的爱憎、出于主观判断而有违事实，才有可能达到所谓了解之同情。 在研究时，我常感到痛苦 人物周刊：您做研究时，有没有倾注个人感情最多的一段历史？总会有段历史与自己心气相通吧。比如您在发现汉学家时，会不会比较激动？ 朱维铮：我曾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写，我只写我存疑的东西，因为解答问题时是特别需要理性的。我的工作都是在夜里面，为解答一个问题，我要找很多书，花很多耐心，要抱着打破砂锅的决心，某些时候这过程是非常枯燥的。在研究时，我经常不感到喜悦，而感到痛苦。我的学生们做论文都有这个经验，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什么，我就说谁谁谁已经说过了，他们就很痛苦。 研究历史，面对浩繁的材料，还常会有非常乏味的记载，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令人生气的东西，我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就看到有些人的言论迂腐得不得了，很生气，但是我力求要避免这些东西支配我，我以为搞历史的人最忌讳的是以自己的好恶来陈述历史。 人物周刊：您说您最喜欢的您不写，那您最喜欢什么呢？ 朱维铮：我很喜欢庄子，我到现在没有写过关于庄子的一个字，可是我对他读得非常熟，我着迷于他的汪洋肆意。在两千多年以前，他对人生、世界的考量，就已经是现在我们很多自命为大学者的人绝不相及的。倒霉的时候，我读他就会感到心灵安慰，我怕这种情况下我写出来，会带有某一种偏见。 人物周刊：您是怕写不好，还是舍不得写呢？ 朱维铮：都不是，我担心在写的过程里，因为我喜欢，所以摆脱不了喜欢这感情，我不想这样写。 “无用”的研究拿不到经费 人物周刊：作为一门学科，历史研究的特别价值何在？它对个人的价值在哪儿？研究它这么多年，它对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朱维铮：最大的改变是，使得无论我看过去还是看现在看中国或是看外国，或者说看人生，我都把它当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看待。 人物周刊：可能因此也不太去计较得失了？ 朱维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态度，不是指不问政治这样的超然，而是指意识到人生短暂，能把历史当中的一个环节搞清楚，那我就不算白活，是指这样的超然。 在这个过程里，我不觉得乐在其中，不觉得苦在其中，我就是想要能在前人的东西里再增加一些东西，这样就不算白活。 一个人想要实现太大的理想，实在是很痛苦，比如很多伟人，他们容易忽略对立方的看法，他们所做的事情，将来的历史评判一定和他们当时的评判不同。想用个人意志改变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意志和历史的进程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我的老师，周予同，当年是人大代表，那是1963年吧，他从北京开会回来，我觉得他神情很忧郁，我就问他。他沉默了很久，说：“怎么回事，存天理灭人欲，又回来了。” 从前挨了整以后，我想来想去，我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是搞别的东西的料，我只会搞历史，只要按照职业的要求，能把历史当中的问题搞清楚一个点，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假设每个人都这样……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申请科研经费时）什么都根据你自己说。从前我申请经费，要填表，填写这项研究有什么用，表上留下很大的空白，让我们去填，去论证这项研究有什么用。我就写两个字：没用。就这样很多年我都申请不到经费。 其实有用没用，庄子早就说了，“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老子也早说了，“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30根车辐，必须有那个空档，车轮才能转。 人物周刊：现在，情况应该有所改变了吧？ 朱维铮 ：现在，我还是没什么经费。除了上头要我做些什么，才能有些经费。 人物周刊 ：是您太过清高了？ 朱维铮：不是，我觉得过去是用权力来压制你，现在是用经济用所谓的市场法则来遏制你，我出钱，你给我造好货，造不出好货就不给你钱。 人物周刊：那么依您现在的情况，在国外能申请到经费吗？ 朱维铮：我很多的外国朋友申请到了经费，（这些研究项目）在中国来讲是绝对无用的，而他们都能申请到，经费来源的渠道是很丰富的。他们懂得，有许多的东西看起来没用，实际上对增进人类的智慧有最大的用处。这就是我说的历史教人聪明。你说一个美国人研究孟子和荀子的不同，有什么用？但是它增加了人类的智慧，它研究人类智慧的一个过程。“文革”中间第一个从美国来跟我学习的一个副教授，他申请到一笔经费，带薪休假一年，就来跟我研究章太炎，这和他们美国有什么关系？回国以后他写了一本章太炎，升为教授。 现在这样（的科研经费的分配），从客观上讲是控制，从效应来讲我以为是摧残。我们的有些学者聪明到极点，有些在我看起来荒唐的题目可以拿到几百万上千万的经费，而我呢，1万块钱都申请不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