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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离不开书；离开了书，心里便无着落。 1955年奉调出国工作，要在国外住很久。我怕没有中国书看，便带去了不少喜欢看的书，其中有李杜诗集各一、唐宋笔记小说若干、《缀白裘》一函等等。四年匆匆而过，1959年秋，陪同一个奥地利文化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一个月，原说访问后即与代表团同返，突然领导告诉我，决定我调回国，不再回维也纳了。我四年前带去的那些书就此与我不辞而别。后来得知，我们在维也纳的住处成为中国商务代表处的驻地，便请他们设法把书弄回来；不料答称不知有这些书，答应给找找。但从此泥牛入海再无下文。丢了那些书，心痛很久。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来革文化的命来了。“扫四旧”时家藏旧书遭了劫。“横扫”到我家左邻时，家兄时时听到被“小将”们抽打的喊叫声，不禁心惊肉跳，赶忙寻一辆板车，把我家的藏书几乎悉数送到“造反派”指定的地点。家兄之得免皮肉之苦，料颇赖此“主动”之行为也。他送书时发现若干我少年时期醉心书画买的一些名家画册，不忍交出，藏于箱底，侥幸免遭秦火。我当时住机关宿舍，得知此事，一方感激老兄的苦心，一方为家藏旧书之失，再次心痛很久。 机关“造反派”分成两派。“军代表”入驻，命令大家“主动”“自愿”交出“黑书”，否则后果自负！我在埃及开罗工作过一年多，买了一些如《丘吉尔战争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外文书。我本以为所谓“黑书”者，系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的书。但我胆子小，搞不准丘吉尔的“颜色”，便向一位能跟“军代表”说得上话的青年试问，她竟去问“军代表”。“代表”厉声曰：丘吉尔！反动的！当然是“黑书”。我交书时附了一张条子，说这些书对研究国际问题有用，希望转送给有关单位或某图书馆。意思是希望不要当废纸处置。“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抄走的一些衣物，廉价卖给一些愿买的人。《丘吉尔战争回忆录》居然在此时退给我了；其他交去的书，则全无踪影。 “文革”落幕后不久，听说琉璃厂书肆卖抄家时抄来的旧书，赶忙跑去，重购得失去的《春秋左传》、《毛诗郑笺》、《通?辑鉴》等等。一天又去买书，从邃雅斋出来，遇见一个身穿灰旧中山装，满脸胡须，形容枯槁，已入老境的熟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吴学谦；数载未见，恍同隔世。他说他刚从监狱中出来不久，当初是带着手铐被抓走的。他是老革命，解放前在上海搞学生运动，解放后调到北京团中央、中联部。五六十年代出国开会，我们常在一起。他爱读书，所以从监狱出来就到琉璃厂淘书来了。我在文章开头说了：读书人是离不开书的。 过些时日，国家发行了“外汇券”，专供来中国的外国人使用；于是手上没有这种特殊货币的中国人，有些东西就买不到了。我买《韩昌黎集》就碰上了这个问题。那是在一家叫四宝斋的店铺里发现了一函，版本不俗，标价只四十元，正要付款时，售货员说需付“外汇券”。我说：难道外国人要买线装书！他不屑地说：日本人可喜欢这玩意儿呢。边说边把书放回原处。我立即有一种自尊心受到屈辱的感觉，回家便给市政府写信，口气委婉，措辞严厉，写了诸如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买不了自己的“货”、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过了半月居然见效：市府文教委员会责令四宝斋负责人携书登门道歉。那位负责人带来两种版本的《韩昌黎集》，我仍买了我原来看中的那一函。那人始终态度恭谨，笑容可掬；在离开我办公室时问：冒昧问一句：您在欧洲研究所工作，为什么对韩愈有兴趣？我笑笑反问：我在欧洲研究所，为什么就不能对韩愈有兴趣？ 不过且不要高兴得太早。不久后，古籍书店索性在楼梯口贴出：楼上古旧书，需付“外汇券”。书价也翻了几番——这表明外国游客和华侨来的越来越多了；我即使有“外汇券”也买不起了。这是一段已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写出聊作谈资。 日前听说，现称中国书店的邃雅斋长廊形书店很快要拆了；这个“长廊”长约公交车一站，书最全，北京市中心有名的大书店买不到的书，十之八九能在这里找到。几年前我腿脚还灵便时，常来走走。拆旧盖新，城市建设之常理，只是不知主持其事者（不论是行政当局，还是能量很大的“开发商”）心中可有书的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