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学盛文集》绪言
| 我是幸运的，自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之时即列名于委员之列。现在，趁学术委员会为每位委员出文集之机，我也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学术文章整理结集，以便利对我探索的问题多少有些兴趣的人参考。
应该说，在整理旧作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从我1961年9月进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以来，已经过去了40多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我的科研成果确实不多。但是，扪心自问，我又觉得，在研究机构工作的时期内，我既没有懈怠，也没有投机取巧，现在这种成果少的状况，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自从“四人帮”倒台之后，无论是在亲友之间，还是在学生面前，我反复说过，我这个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无暇读书。
之所以自认“先天不足”，乃因为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寇占领之后，我当时所在的湖北省咸宁县贺胜桥这样一个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小地方也成了日寇驻扎之地，我在沦陷区当了近7年的亡国奴。在那民不聊生的日子里，我这个穷家子弟不可能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从日本投降到1949年5月咸宁得到解放这段时间，我虽有幸仍能上学，但从学校得到的教育质量一直是不高的。至今我还经常苦于自己关于中国语文知识的严重欠缺，除了禀赋不足，与上述经历实有一定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的学习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从1950年到武昌就读至1960年12月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古希腊罗马史教研室毕业，是我最好的学习时光。
之所以自认“后天失调”，乃因为我参加工作之后，能够安静地坐下来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实在不多。即使不是参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也往往被指派做一些与世界古代史研究相去甚远的工作。从1963年到1978年的15年内，我基本上停止了对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在苏联学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知识忘得差不多了，甚至俄文、英文也都生疏了。在大学得到的专业知识有的变得陈旧，而新的学术前沿又无缘接触。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组织上的决定，我不得不于1978年接受了一下子培养3名世界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重担，同时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总论编写组副主编。除了其他杂事，仅这两方面的工作，已经够我应付的了。
从1988年6月到1998年10月，我先后担任了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和所长。在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工作发展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要想真心治所的所长，是不可能有许多时间读书的。时间对我来说，实在太少。好不容易买到或借到的专业书籍，往往是置于案头数年而不能卒读，只能偶尔翻阅翻阅。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的成长和进步，始终是与长辈学者、师友以及学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分不开的。他们之中，既有我中学和大学的老师、同学，包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老师和同学，也有我参加工作之后结识的长辈、同行和学生。学术上的进步，离不开切磋琢磨。信息和资料的提供，就是意义巨大的帮助。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林志纯教授，就是一位十分热心提携后辈的学者。我在1961年认识他之后，他一直多方帮助我。
收入本文集的《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在1979年发表于《世界历史》上的时候，署名就是“志纯、学盛”。这篇文章是林先生应《世界历史》编辑部之约撰写的。在文章已经基本成形的情况下，林先生嘱我进行整理、加工，我多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就得到了联合署名的权利。实际上，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林先生对我的厚爱。他以此举鼓励不爱动笔的我勇于投稿。
我之所以敢于承担替林先生整理这篇稿子的工作，也因为我从读高中的时候起，就一直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有所关注和思考。
回顾既往，在我的研究工作历程中，始终关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应当如何以实证方式阐释原始社会瓦解和文明社会早期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族各地区历史演进的无限多样性的相互关系。19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百多年中考古学、民族学等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新资料，同时也不断提出新问题。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学术前沿课题，同时也是任何一个人也无力单独解决的极为困难的课题。
我自知才单力薄，仅能在我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古希腊罗马史领域作一些研究。加上我是一个中国人，在研究希腊罗马的时候往往免不了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与中国历史的比较。仅此而已。更多的探讨，不敢奢求。
在收入文集的文章中，自认为比较集中地反映我的研究心得的是下列几篇：1．《奴隶占有制与国家》；2．《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3．《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4.《试论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5．《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王权观述评(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初)》；6．《魏特夫的臆断和古代希腊历史》。
如果要说自己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有什么值得提出来讲一下的东西，那就是明确地指出了“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的重要特点是，与地缘相比，公民中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中十分鲜明地显现出的“公民权与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公民权、土地占有权和服兵役的义务三者合一”。“产生奴隶占有制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劳动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从而使奴役他人成为可能。另一个条件是，在生产力这样低下的发展阶段，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内外关系的区分。不考虑这后一个条件，单纯谈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奴隶占有制这种独特的人剥削人方式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普遍地产生。”
奴隶占有制之所以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其根源即在于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普遍存在的源于原始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内外关系区分的相互结合。
尽管因研究奴隶占有制社会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普遍性问题而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指责，我却至今仍然乐此不疲，并坚信，只要沿着正确的途径不懈努力，一定会有所进步。
尽管否定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经阶段的说法不时出现，但从世界范围看，学术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在深化，从来没有停止，也决不会停止。
解决奴隶占有制社会在世界古代史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之所以十分困难，除了现存关于古代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和民族文明早期的材料严重不足，众多考古发掘所得资料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整理发表这类客观因素，研究者中间方法论方面的分歧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17、18世纪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西欧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中的错误因素的传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东方专制主义”之说，就是错误解释的重要例证。
收入本文集的几篇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特别是关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一些评析，陈述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我认为，把由于十分复杂的众多原因造成的发展十分不平衡的旧大陆的历史，从几千年前就随意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东方”和“西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从旧石器时代起就不断显现的世界各地历史发展不平衡，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决不是简单地用个“东方”、“西方”两分法能够说明的。
论述古代雅典民主和古代希腊王权的几篇文章，表达了我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并不完全是承袭前人的论断。
其实，在古代希腊著作家的心目中，“王权”与“专制” 并非一回事，根本就不存在有着特殊历史发展规律的“东方”，因而也不可能有什么为“东方”所特有的“专制主义”。
政体问题是重要的，但是政体的演变归根结底要服从国体的嬗变，要服从于同一国体中不同等级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而国体的性质取决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等级阶级关系。离开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体的变化来谈论“东方”、“西方” 政体的异同，不会有太大的意义。近代以来欧美诸国的民主政体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生、演变而产生并逐步完善的，并非源自古代希腊，这是无法否认的史实。
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和工商业》一文中，我曾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与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联系。”不过，雅典民主政治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公民集体(包括有公民权的奴隶主和广大主要靠自己劳动谋生的一般公民在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利益的一致性。
在《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一文中，我说过： “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雅典国家能够控制的地域内的全体居民作严格的等级划分的基础之上(即将居民划分为公民、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三大等级)。并且，等级的划分，是以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为依归，既不是主要以财产多少为根据，也不是以所定居的地域为转移。但是，在公民集体内部，则是以财产的数量划分等第，规定属于不同财产等第的人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公民集体内外等级划分的不同标准，即一个是以血缘，一个是以财产，乃是雅典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民主制度的根本特色。”
按照我的理解，古代社会，特别是脱离原始社会不久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状况，与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的社会状况，是不可等同看待，不可同日而语的。忽视古代与现代的巨大区别，必然会造成许多混乱和谬误。
1997年9月起，由于工作需要，我担任了“20世纪的历史巨变”课题组的组长。在完成这一课题的7年多的时间内，我除了做编辑工作，取得的科研成果有两项。
一是为该项目的中期成果论文集写了《苏联早期民主实践初探》一文。文中，我对苏联早期的民主实践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我曾写道：“1918年7月由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苏俄宪法中关于选举的两项规定，即年满18岁的劳动者都有选举权，男女完全平等，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民主的。”我认为，关于苏联民主制度建设的成败得失，是一个值得长期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在列宁逝世之后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由于不认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尚有生命力的情况下，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性和极端复杂性，不能经常自觉地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另一项成果则是我为该项目最终成果《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一书撰写的《前言》。
人生苦短。学海无涯。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将不断地在崎岖的探索之路上行进。成败利钝，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能把生命献给学术研究，实乃莫大幸福。
收入文集的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我的思想变化轨迹。
廖学盛
2005年1月30日 |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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