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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0日上午，我去丁先生家，准备给师母拜个早年。这是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多年的一个惯例。每逢学期的期末、节假日、或者过年，我都要去看看师母。今年已经93岁的师母，精神依然矍铄，而且，与以前不同的是，她显得比以前更加健谈，脸上的笑容也一直没有消失。也许是她常年不出屋，外面的事情知道的较少。每逢来人，她都很稀罕，总想了解外面特别是她熟悉的周围的生活与环境变化，同时，她在与人交谈中，回忆往事也能使她找到几分乐趣。在谈话中，师母也提到了先生。她说，时间过得飞快，丁先生去世有十年了，她也看过我2011年3月在东师校报上发表的纪念丁先生的短文。我看得出，师母很高兴，也想念丁先生。在谈及丁先生最后几个月生活的时候，师母严肃地说，关于抽烟的事情，丁先生一直没有向她说实话。我不知道师母是什么时候知道此事的，以前并没有听她说过。师母说，这件事情是丁先生生前告诉他侄女的。师母说到这里，略有几分怨气，当然更多的是对先生的思念。我听了以后，也感到吃惊。真地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感觉到几分后悔和遗憾。因为在我毕业留校之后到先生去世7年多的时间里，先生有两类场合总要抽烟。一是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或者过集体生活的时候，每当酒饭结束前，先生总问我是否带香烟了。而我每次都欣然应允。第二中场合就是在家里。每个星期，我总会和先生约定，去先生家里小坐，主要是谈谈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先生会委托我去为他办理采购等一类些事情。 每次去先生家里，我刚坐下不久，先生都会转身，从书架子上排放整齐的几类档次不同的香烟中，拿出最好的一盒，让我抽烟。有时候，先生看我抽烟，有点眼馋，也总想自己抽上一根。我一般到先生家里去的时候，都是在下午两点。先生和师母轮流午睡，午饭后先生先睡，先生起来后，师母再午睡。所以，每次到先生家的时候，师母午睡尚未起床。她的午睡时间一般在下午一点至三点或至三点半左右。这样，我在师母起床之前至少和先生交谈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小时里，我和先生可以说完许多的事情，同时，我在抽烟的时候，先生也能抽完一根烟。师母起来后，走到大厅，闻到一股烟味，问我俩谁抽烟了，先生说茂信来了。我也怕师母知道先生抽烟后生气，于是便说是我抽烟的。现在回想到这个场景，我自己当然显得有点不安，因为我感觉到，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他的病情似乎与我多少有关。 在2012年1月20日下午，我携夫人乘飞机取道深圳去香港过年。因为今年是我的儿子上大学后第四个没有与我们团员的春节了。我们不想留下遗憾，决定与儿子一起在香港欢度佳节。可是，在香港的几天里，当我走在香港的太平山上，当我走在香港大学的校园里，当我在游览香港赤柱外籍人居住区的小街上，当我在游览深圳郊区的凤凰山上，当我漫步在深圳植物园的山路上，我的脑子里总是不停地浮现出丁先生的影像。也许是我自己已经越过知天命之年了，有时候一个人总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说实在的，丁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十个春秋了。在这短暂又飞快的十年里，丁先生离开我们之前半年多与病魔抗争的场景，在我的脑子里不时地闪现。他那种和蔼可亲、乐观淡定的笑容，也常常既使我感到难忘。在我与丁先生相守的最后日子里，我们没有看到先生悲观、失望，或者痛苦的表情。先生走得祥和、自然……。 回想起来，我自己也不愿相信，丁先生的病情发作始于2000年8月26、27日那两天。当时，在和先生与师母的交谈中，大家都以为先生是中暑了，身体不舒服。所以，并未打算去医院检查看医生。先生只是按照中暑的病因吃药。可是，一个星期过后，感觉依然不见好转，而且低烧不退。于是，师母把我叫去，准备上医院检查。先是在校医院检查后，发现肺部有一个肿瘤，但是，医生为了稳重起见，建议我们上吉林肿瘤医院复查确诊。大约在快到9月13、14左右，我和另外一名学生陪伴着先生来到位于西安大路的肿瘤医院复查后，确诊为恶性肿瘤。这个结果告，医生不敢直接告诉先生，而是告诉了我。获悉这个结果后，我起初不懂恶性肿瘤的最坏结果是什么，于是一再追问，当我弄清了最终结果之后，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镇静片刻后，我问大夫有何建议，建议是再到中日友好医院复查。过了几天，我们从中日友好医院复查完毕回家后，觉得有必要和师母商量对策。不久后，师母觉得有必要把这个结果告诉先生，也希望先生能积极地参与到治疗决策之中，以免留下什么遗憾。大约在9月下旬，先生先是在肿瘤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要做核弹头穿刺，然后再做化疗，所以必须转院治疗。我是个医盲，甚至基本的医学常识也不懂，在很多事情上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多数情况下，遵从了先生和师母的决定。大约在2000年10月下旬，先生又转到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也即现在的吉大一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最好，遇到急事，也有熟人能帮上忙。但是，令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先生住进这一家医院后，再也没有回家，他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人生阶段。 记得肿瘤医院的医生谈到丁先生的病情的时候，说丁先生的生命大致只能维持半年。当时候我有些不大相信，现在看来，医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从2000年8月下旬丁先生的病情初次发作，到2001年2月26日下午5:45丁先生去世，正好不过半年。 说实在的，从先生进驻医大医院的时候，一直到他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先生始终都是乐观面对的，他在积极配合着医生的治疗。应该说，医大医院的条件不错，甚至在做完核弹穿刺和化疗之后，先生的精神面貌和气色都很好，饮食起居未见异常。在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先生还在看书，也有时候看看报纸。当我们去探访先生并和他交谈的时候，先生都显得很自信轻松。在与他谈话间，不时地能听到他浑厚而欢快的笑声。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对先生的病情康复抱着极其乐观的态度，而先生每天的精神面貌和他身体康复的感觉，也使得我们看不到任何相反的结果。每当有人探望他的时候，先生都显得很兴奋，很有自信。我们都觉得先生距离康复为期不远了。 因为每天有人来，先生兴奋的信息源和比以前多了许多。他在了解学校发展前景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工作做出安排。当时，他尽力认真地指导自己最后一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孙群郎。当时，孙群郎的论文进入了最后的完稿阶段。先生虽然看论文吃力，眼睛因为多年患有眼底出血的疾病，批改文字，需要用放大镜看，后来，他实在看不了，就委托给历史系世界近代史专业的姜德昌教授帮忙。姜先生看完稿子之后，丁先生决定再让我看一遍，叮嘱我尽量保证群郎的论文在质量上不要出现纰漏和大问题。当然，在先生的思考中，他还在惦记着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珍爱的美国史的研究。丁先生曾在2000年上半年向《世界历史》投寄了一篇关于美国排外主义的文章。在丁先生住院期间，《世界历史》决定刊用先生的文章。丁先生在收到《世界历史》编辑部发来的用稿通知和修改意见之后，他显得很高兴，并不断地和我交谈修改文章的看法。有时候还从家里找来一些论文和著作。为弄清楚文章中的问题，他反复的思考，查阅资料。对于文章中使用的资料、句子的表述，标点符号的使用，等等，先生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一直到他认为论文的表述比较准确合理为止。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在医院最后完成修改工作并刊登在2001年《世界历史》第一期的文章竟然成了先生的绝笔。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修订问题。当时先生问过我，应该怎样修改其中的问题。说实在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突然。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也没有认真思考《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中存在着哪些结构性、理论性和观点性问题，一时竟然不知道如何答复。显然，我的表现，虽然丁先生没有表现出不满意的样子，但我知道，我的表现显然不是丁先生所想要的。我看出先生的疑虑之后便说道，修订《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一事最好还是应该征求王旭和黄仁伟师兄的意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是人民出版社合集出版《美国通史》六卷本的时候，丁先生对书中的一些章节，显然感到不满意，需要修改，但是，他自己却已经没再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带领学生解决那些问题的机会了。现在回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让先生失望，我自己总有些自责和不安。 第三件事情是，丁先生对他一手创建的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前途的担忧。在先生的心中，他担心东北师范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在他身后成为明日的黄花了。应该说，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到2000年下半年，丁先生麾下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先生内心有一种危机感，生怕我说不定哪一天离开东北师范大学。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的确内心存在着走与留的矛盾。先生在住院期间至少有两次告诉我，千万不要离开东北师大，如果我走，东北师范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就要关门了。我当时为了安慰先生，表示不会离开东北师范大学的。即使要另寻高就，也必须是在东北师范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蒸蒸日上的时期。遗憾的是，因为我力有不逮，东北师范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蒸蒸日上的景象迟迟没有到来，我也就坚持下来。就这样，我这样一个西北人，通过移民与融合，最后成了东北人。这也许是历史命运对我的安排。 在70岁之前，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好，很少闹病。大约是从1990年先生进入70岁以后，他身体常有不适，成了医院的常客。先生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教育我。在先生住院期间，他知道我还在抽烟，而且，在熬夜读书的时候，我抽得更凶。先生屡次建议我尽早地把烟戒掉。他告诫我，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如果透支，或者“虐待身体”，有一天病情会找回来的。说句实在的，当时我完全理解先生用意，可是觉得要做起来很难，因而只是应付差事地点头接受。在先生去世之后的岁月里，我仍然在抽烟，仍然在熬夜。不过，从2008年以后，我不仅戒了烟，而且不再开夜车了，身体锻炼也规律化。我作为一个年过知天命之年的人，深知长辈们的忠告。善待自己，笑对人生，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时间，做一些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都有意义的事情。 在2000年12月中旬之前，丁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表现很好，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先生一直不用我们陪床。他的饮食起居，都能娴熟自理。但是，时间不长，先生的身体开始恶化。先生的两个侄女都白天上班工作，晚上都不能陪床。所以，晚上陪床的事情，起初主要是我们几个学生轮流值班。由于当时正是到了期末考试阶段，我自己白天还上课，所以，晚上陪床，感觉精神体力有些不支。加上我们几个学生，在病床护理方面都是外行。当先生起床、走路、饮食和上卫生间等每个环节都需要搀扶照料的时候，我们照顾先生的饮食起居，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常常是弄巧成拙。再到后来，师母决定聘请专人护理。当我们几个学生不再晚上陪床后，常常会在白天去探望先生。一般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在医院照顾先生。在2001年1月初到21月15日前后先生的病情加重的时候，先生每天都在打针，而且，先生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但是，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由于打针时间过长，以至于我们在先生火化之后去分拣先生骨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先生的胳膊。后背和腿上的骨头都成了绿色。可见药性是多么的大，也很难想象，先生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身体那样疼痛的情况下，是如何与病魔作斗争的。尤其是在先生病情恶化到昏迷不醒的时候，尽管病魔残酷地折磨得他疼痛难忍，满头大汗，然而，我每次去看他，先生始终很乐观，没有一丝悲观和痛苦的表情，也没有表现出抑郁、悲观，或者绝望消沉的表情。先生也知道，人生有其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是，他与病魔抗争的意志和精神，却令人十分地佩服和感动。在2月15日之后，先生一直在昏迷中，每天生命所需质营养主要靠药物来维持。他躺在那里，依然显得那么平静。先生的笑容和平静，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在先生去世后，当我们帮助他最后一次穿上新衣服的时候，从他身上脱下来的旧衣服，有好几处都有些破烂，衣服的面料补丁有大有小，衣服的里子，有几处棉花絮子露出来了。对于先生的节俭习惯，我们都是知道的，看到从他身上换下来的旧衣服破破烂烂，我个人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先生出身一个殷实的富有家庭，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先生的一生，正好是中国的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20个春秋的大半个世纪，他目睹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也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出国留学。虽然说他在“文革”时期也被批斗过，也在70年代被政治审查过，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间，先生为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看着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学者，穿着却似一位老农民，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我们也自愧不如，深感这就是先生的不平凡之处。 先生离开我们有十个年头了，但仿佛那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也许我自己在这十年来所做的一切，先生若有知，未必满意，但是，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没有放弃对美国史研究的那份热情。而且，令先生足以感到欣慰的是，在他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学校在历史学院的大楼后边为他树立了一尊铜像。铜像的做工很精细，相貌的逼真程度之高，丁先生的家人十分满意。这尊铜像，成为我们鞭策自己的精神象征。每逢佳节，我都要站在先生的通向面前，默默地送上心中的祝福，同时也告诫自己，虽然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先生平时对学生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我一直铭刻在心中。我也尽力按照先生的要求去做好每一件工作。我知道，先生已去，但是，每当先生的笑容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先生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旁，我的心里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满足，因为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我走到何处，先生一直在我的身后。 逝者已去，精神永存，愿先生的道德文章像高山流水，源远流长……。 2012年2月8日于长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