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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穿过窗户，洒在不大的书房里，暖洋洋的。书桌前，一位慈祥的老者微笑着，看着对面单人沙发上的一个年轻人，回答着他提出的略显幼稚的问题。这是三十年前，在已故丁则民教授的书房内经常出现的场景。这个场景最近不时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无比温馨。这场景中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时我只有20岁，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78级学生。 （一） 1978年国庆节后，我们78级学生才入学。长春那时很冷，入学时就需要穿棉袄了。我当时只有17岁，是全年级120位同学中最小的一个，室友就叫我小兄弟。对历史谈不上兴趣或爱好，就是因为当时文科几乎就是文史哲的同义语，没有多少选择。几科高考成绩中，自己的历史成绩最好，于是就上了历史系。比起其他同学，我学业上唯一的优势是在宁波的中学学过4年英语，不必再像其他同学那样，从ABCD开始学起。同样，就是因为这个优势，让我有幸跟丁老师开始了学习美国史，没有想到这一学习最后演化我终身的事业。所以，我一直把丁老师视为自己事业的领路人。 跟随丁老师学美国史，多少有些偶然。在大学二年级时，历史系鼓励老师组织学生课外兴趣小组。大概是为了发现以后研究生的好苗子，丁老师决定帮助学生成立美国史兴趣小组，惟一的门槛要求是要通过他的英语翻译测试。当时报名参加的人很多，有20个左右，丁老师亲自到教室来发试卷，这样我才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丁老师。那时，他五十多岁，面色红润（他后来告诉我，在美国留学时，有人错以为他是印第安人）。在他那一代老师当中，丁老师身材可以说是高大的，特别是穿了一身合体的毛呢大衣，更显得与众不同，气宇轩昂。 我有幸通过测试，和同年级的马世力、77级的王旭等五六位同学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大概每个月有一次活动，主要就是在丁老师和美国史研究室的另一位田锡国老师指导下看美国史著作，开始接触的主要是三类论著。一类是黄绍湘、刘祚昌等中国学者文革前的论著，一类是1950-6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福斯特、方纳、哈第等美国老左派的作品；最后一类是“一边倒”时代翻译的苏联学者叶菲莫夫、祖波克等人的《美国史纲》，基本都是一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掉牙著作。到了三四年级，才接触到1970年代翻译出版供内部参考的比较新的美国史著作，既有苏联学者谢维斯基扬诺夫的美国史，也有美国学者论著，比如康马杰等人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 自己在读黄绍湘先生的论著时，发现有关美国早期历史的论述，新版的1980年出版的《美国通史简编》还不及她1950年代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客观、全面，心里有些想法。当时，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丁名楠、张振鲲写了一篇很有名的书评，批评复旦大学汪熙教授有关中美关系史的新观点，题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我照葫芦画瓢，以《美国早期史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对比评论了黄教授两书中的有关论点。丁老师知道后，在肯定我勇于思考的同时，婉转地批评这个题目不好，咄咄逼人，口气太大，而且还强调要考虑这两本书的成书年代以及不同的性质来评论。丁老师的提醒如同醍醐灌顶，让我知道了学术批评中方法和尺度的重要。 看完了当时几乎能够找到的所有中文美国史论著后（也就是十本左右），我找到了一本1940年代的英文论著，题目好像是American History for Yong Americans。文字和内容不算难，但当时英语水平毕竟有限，因此，我就把读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定期向丁老师请教。丁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给我解释一些语法和知识点。有时请教时间长了，到了午饭的时间，丁老师和师母许老师还留饭，我也不知道客气。丁老师和师母的午饭很简单，也很特别，就是把买来的面包（这对当时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奢侈品）蒸一下，涂上当时极少见的果酱，配上牛奶吃，基本不做菜。面包蒸完就软了，口感反而差了。但许老师说，这样吃比较卫生。 现在，有人常常神话民国时代的教授，说他们如何如何有学问，但似乎很少看到有关这些教授在课外辅导学生的回忆。但三十年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年代，像丁老师这样的知名教授，在自己并不宽畅书房里，义务辅导本科生，应该说并不少见。但是，蒸面包给学生吃，我想肯定是绝无仅有的。 大学四年，我实际上没有正式上过丁老师的课。他给77级同学开设“美国史学流派”的选修课时，我正好在中学教学实习。几次偷着回学校听课，还被实习带队老师点名批评。所以，作为丁老师的学生，主要是在课外学习小组。以现在的标准看，相当于今天的博导对博士生的一对一辅导。本来丁先生希望从77级招两个学生，78级招两个。没有想到，77级考生太突出了，丁老师没办法割爱。这样，我只好有些恋恋不舍地转考杨生茂教授。当时不需要老师的推荐信，我内心里特别希望丁老师给杨先生写信，给我美言几句，但我脸皮薄，觉得有开后门之嫌，开不了这个口。当时丁老师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一共三人，还有杨老师和北大的马克垚）访问英国和希腊，与杨老师非常熟悉。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告诉我，他已经给杨老师写信，介绍并推荐我。他还告诉我访问中的两件事。一是，外方给的活动费用，并没有用完，他便做主决定每人买了个手提打印机。尽管如此，还是省了一些宝贵的外汇，回来全部上缴国家。这在教育部外事局成为教授们节俭无私的美谈。还有就是，杨先生在访问期间，因为水土不服而便秘，痛苦不堪，甚至连吃泻药都无济于事。丁老师也跟着急死了，但唐人街去找治便秘的药。 （二） 1982年秋天，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所跟杨先生读美国外交的硕士。一到研究院我就傻眼了，学校居然寄人篱下，在西郊的十一学校里，食堂是临时的板房，宿舍是六人一间，导师又不在身边。这让我非常沮丧，并在给丁老师的信中流露出来这种情绪。丁老师及时回信，宽慰我，要我多想北京和社会科学院的大环境，这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相比的。丁老师的信总是一笔一划，非常工整，让我很汗颜，因为丁老师一直批评我字写得太草太差，很难认。 第一次放寒假回家，我用自己生活费的结余，请北京高干子弟同学买了五包红中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两元一包），送给了丁老师。我跟丁老师学习美国史两年多，从未给他送过任何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作为直接的师生关系，给老师送礼，总有点交换的味道，是不合适的，会损害单纯的师生关系。我的这一看法与我一直生活在非常简单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父母都是从南方到长春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受家庭影响，自己在人情世故方面极差。稍微有常识的话，也不会买五包，而是买一条。但丁老师知道我的书呆子气，还是很高兴地收下这几包烟。 在北京和后来南开总计六年的寒暑假里，我每次回家，都去丁老师家拜访。中午时，依然是师母蒸面包给我吃。丁老师收入较高，没有子女，对学生爱护有加，常常自掏腰包请客，我就吃过至少三顿。我25岁之前吃过的最美味一顿饭，就是丁老师请的。1984年夏天，美国史研究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东北师大有丁老师、田锡国老师、卞历南和游恒两位研究生参加，我也从北京过来开会。那时，会议伙食没有补助，都是自己交餐费，吃得很一般，更没有什么宴会。成都是美食天堂，对东北来的人更是如此。因此，结束的时候，丁老师自己掏钱，请我们五位（或许还有一两位与东北师大有关的人，实在想不起来）在当地最好餐馆锦江饭店的芙蓉酒家吃饭。那一餐，好像花去丁老师50元钱。这个50元是什么概念？丁老师当时的工资可能就200元，开会的住宿费大概是2.5元，我们爬峨眉山时，因为没有客房，丁老师住别墅是10元，我们睡通铺是2元。我从北京出发，途经西安，在成都开会，在重庆坐船南下武汉，再从武汉到芜湖，上黄山，去南京。还在南京和上海各呆了几天，最后到了宁波，行程20余天，随身所带的300元钱竟然没有用完。 1988年，我带女友、后来的妻子吴耘回长春，又去丁老师的新家拜访。丁老师的和蔼可亲的君子风度给吴耘留下深刻印象。她说：“你任东来真是幸运，有杨先生和丁老师这样有学问又关心你的老师。”我想，她说这话时，肯定在与自己的老师做比较。1994年春节，我和吴耘第一次带着三岁的女儿琬洁回长春探亲，再次去拜访丁老师。那时丁老师已经生过一次大病，身体远不如从前了，但他和许老师看到我们，特别是可爱的琬洁，非常开心，一再嘱托我们东北天气冷，千万不要让孩子着凉。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遵从师母的话，没有几天，小家伙就因咳嗽最终演变为肺炎，后来，再不敢冬天回长春了。 最后一次看到丁老师1996年长春的美国史年会上，尽管丁老师已经需要人照顾来开会，但他还是声音宏亮地宣读了“西雅图精神”的论文。我和丁老师打招呼，并表示这次匆忙，不去府上拜访了，丁老师说没有关系，反正已经见面了。2000年时，我知道丁老师得了肺癌，非常难过，都又不知如何表达。这年夏天，我去西雅图开会。用当地的风景明信片，给丁老师写了封问候函，希望能够给他带来年轻时代在此读书的美好回忆。 （三） 从参加美国史兴趣小组到丁老师去世，我和老师整整交往了20年。老师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将我领进了美国史研究的大门。虽然我后来入另一位恩师杨先生门下求学，但我和丁老师依然保持书信交流和不定期的晤面。丁老师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关心我的学业和家庭，每每有大作发表，总是将抽印本寄我，并题“东来同志惠存”。丁老师的为人为师，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事业，成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最终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上学者的道路。 2012-2-5写于美国衣阿华小镇格林奈尔温暖的冬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