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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the Basic Skills for Historiography Study: Some Understandings of Chai Degeng's QINGDAIXUESHUSHI JIANGYI 【作者简介】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上古史、中国思想史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关 键 词】目录学/掌故/“识大”/“识小”/“竭泽而渔”/柴德赓/陈垣Bibliography/anecdotes/identifying the general/knowing the detailed/collect as many details as possible/Chai Degeng/Chen Yuan'an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13)01-0106-07 柴师青峰德赓先生生平著述，在先生逝世后已结集出版者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资治通鉴介绍》等，但收集尚未完全。前年先生女公子令文教授告诉我，先生讲授《清代学术史》时，有手书讲义稿，但残缺甚多，唯先生高足李瑚先生所录笔记，至今尚存全稿，故拟整理以付印行；在先生手稿中仍留有一部分读书笔记，自题为《识小录》，亦拟付梓；此外仍拟附录有关清代史学之重要论文数篇，以资印证。此书已约定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嘱我在书出版时写一篇小文作一些介绍或说明。 柴先生此书，由《清代学术史讲义》(8章)、《识小录》(笔记176条)与《附录》(选文4篇)三部分组成，具体情况在书前目录中已有清晰的展示。 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清代学术史讲义》无疑是主体。这部讲义中的重点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之演化、清初三大师所开创之新风与乾嘉学术之成就，以经史之学为主体。讲义时间下限基本到阮元而止，所以实际并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学术。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学文科的课程大多数都是讲不完就结束的，柴先生讲到鸦片战争以前，所以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了。 柴先生的这一本书，虽然由后人编组而成，不过细读起来，还是能看出柴先生以及他的老师陈援庵先生治史的一贯方法与精神的。所以，我相信青年学人或学生如果能够耐下心来加以研读，那么无疑是会从此书学到一些独特而颇有价值的治史之门径的。尤其是在当前学风中有些难以讳言的功利与浮躁的倾向的情况下，这本书对于我们现在治史之深入仍然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以下，我将简单地谈三点个人的学习体会，供读者参考并请指教。 一、关于目录与掌故 治中国传统学术的人，一般都深知目录之学乃是治学的入门要道。因为要做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就不能不知道在这方面有哪些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典据的材料以及对此的前沿研究成果，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或前进，不然，炒冷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在作研究之前，人们不得不先了解要读哪些必要的书。怎么办？从前通常总会先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目答问补正》等目录书，这样就会知道有哪些书，作者为谁，有多少卷，有哪些重要版本。于是按图索骥，要读的书就基本可以找到了。 这样的方法不为不对，但是不够。柴先生在讲“清代学术史”的正文之前，先讲了一个简要的开场白即叙论。他首先就指出清代学术史难做，因为这一代的学者与学术著作太多，难以穷尽。他也给出了一份主要参考书目，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提示我们，要找书，必须了解当时的著述家以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学术界。所以就在开场白的第二段，他用今人可能感到意外的郑重态度指出了《书目答问·姓名略》原刻本中的一些错误(今本已经改正)。1963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之影印本时，柴先生应邀为之写了序，序中曾经指出：“《答问》后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这个姓名略原刻颇有人名错误，字号脱落的毛病，范氏不置一词，是不明了这个名单的重要性呢？还是时间来不及没有做？这就不知道了。昔年商务印书馆曾排印《书目答问》，竟删去著述家姓名略，那才真正是不认识这个名单的价值的人妄删的。”(此书序页5-6)那么，这个名单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呢？柴先生在此处并未直接予以回答。不过，在讲义开场白中就有了很好的说明。这就是指出了，读《书目答问》不仅要读前面的书目，还必须读后面的姓名略。读姓名略，是要从著述家的人来了解他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其人是经学家(还要知其流派)、史学家抑或兼治多家之学？如果了解这个人的学术全貌概况，再来读他的某一部书，那么我们就能对这一本书理解得更深刻；如果还能了解这个人的师友、学派从而对当时学术界之总体概况有所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对此人之书从更深得多的层次来领会或把握其真义。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如果不知其人，那么对于所读、所引之书，就可能由于断章取义而误解或曲解其本意，这种现象是应该尽量加以避免的。试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此书对于每一部书的提要中，我们几乎都能发现该书作者还有哪些著作、分属于哪一类、其本人属于哪一学术流派以及处于当时何种学术环境之中等方面的信息。如果对于同一学者多部书的提要作一番综合的了解，那么读其书且知其人的目标是可能达到的。 如何才能读其书且知其人呢？那么必须熟悉掌故。“掌故”这一个词，听起来似乎人人都懂，大概就是“陈年老账”的意思。这样的解说不能算错，不过具体内容总不太清楚。这里试图给它勾画出一些稍稍具体的轮廓。《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错曾“以文学为太常掌故。”《集解》：“应劭云：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隐》：“服虔云：百石卒吏。《汉旧仪》云：太常博士弟子试对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也。”所以从一种意义上说，“掌故”指的是一种官名。不过，还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如《史记·龟策列传序》：“至高帝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此处“因袭掌故”的“掌故”显然又并非官职，而实际与“故事”或“旧事”通用。由此可见，“掌故”一词，与“史”颇有相似之处。“史”本指“史官”，后又兼指史官所记之文即史书。“掌故”本指掌“故事”之官，后又兼指此官所记之“故事”或“旧事”。那么，什么是“故事”或“旧事”呢？其含义与我们今天“讲故事”的故事其实不同。现在说的“故事”，可以是曾经发生过的真事，可以是在真事的基础上经过夸张想象的演义(如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其中真事不少，但是也有许多说书人加进去的甚至扭曲事实的楔子)，还可以是任意编造出来文学作品。可是在过去的史书里，故事就是曾经发生过的旧事。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记：“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李贤注“十意”云：“犹‘前书’之十志也[家和按，桓帝名志，故讳“志”为“意”]。《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已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由此可知，所谓“旧事”或“故事”原来就是撰写史书中的《书》、《志》的史料，这种史料既包括各种典章制度与专门学术，又包括在各种典制与学术领域中活动的人，以及人与事之间的相互关系。简约地说，掌故就是历史人物、事件及其时代环境融而为一的有机整体。在这样整体中呈现的任何人与事都是有其活生生的语境的。在史家与这样史料打交道时，史料并非可以任意摆布的一吊大钱或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它是有其客观的历史的独立性的。严肃的史家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性，不能不尊重史料中所固有的这种客观性。不然，他就可能演化为文学家或其他学者，而非真正的历史学家。那么，史家还可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或成一家之言吗？或者说，史家是否只能作为史料发现者、整理者、考证者出现呢？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如果一个史家不能有所创见与突破，从而成一家之言，那么他就难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史家。问题的关键在于史家如何才能正确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理应以自己的主观能动的精神深入到既有史料的自身理路中去，从而见到人所未见并说出人所未说的深度与高度，把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所以，与掌故相表里的目录学，在原则上是和不明掌故的目录学有其值得注意的区别的。凭借与掌故相表里的目录学，人们所能得到的史料之本身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具有其自身的个性与独立性，从这样的史料中梳理出来的历史自然也就具有其自身的条理性与客观性。这是历史学的研究道路。凭借不明掌故的目录学，人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陈年烂账，是全无内在有机联系的“杂多”(manyfold，或Mannigfaltigkeit，借用康德语)，从而必须由著作者把由此而得的史料凭个人的思路或设想加以取舍、组织与建构，其结果自然就不再是史学著作而成为文学著作了。可以说，从最初的目录学入手处就有了史学途径与文学途径的区分。这一点看来十分值得注意。 二、关于“识小”与“识大” 柴先生此书的第二部分是《识小录》，内容为读书札记。前人颇有以“识小”题书名者(《识小编》或《识小录》)，清代称为《识小录》之书即有王夫之所作一卷，姚莹所作八卷。按“识(读作志)小”典出子贡之言。《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所以自题“识小”，一方面，显然有以不贤者自居的谦逊之意，另一方面，也表明内容为札记之类而不是大块文章。柴先生的《识小录》的确是读书札记。其中所读所引之书多种，引用最多在10-20次之间者，依次为清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清李集撰(李富孙、遇孙续)之《鹤征录》(此录仅前后二卷，先生所引竟达约15次之多)与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引《弇山堂别集》最多之原因在于了解明代历史考据、目录与掌故(《四库提要》虽将此书列在“杂史”类中，但极为重视其对于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引《鹤征录》多则主要由于其中记载有关学者之生平与掌故甚多，引《十七史商榷》多亦着重于历史之考证。柴先生从明清时期的多方面历史演变入手研究清代学术，必须在此广大领域有一个总体上的理解与把握，其读书札记亦与其研究之重点密切相关。可见其“识小”之目标正在于“识大”。这说明他的“识小”及其“识大”是有着内在关联的。当然，柴先生的《识小录》还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因为札记毕竟不是结构谨严的系统性著作。 据个人体会，学术研究中的“识大”与“识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不可分离。从具体的学术史上来看，实际上存在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只见其小而不见其大。研究者孜孜于具体一人一事之考证、一章一句之考释、一名一物之辨证、一版一本之校勘，凡此等等，其用功勤、用力深而确有收获者，当然于史学之研究皆有贡献，甚至重要贡献。清代有过许多精于各种专门之学的专家。他们的成就与贡献在我们治史者看来都在于能为我们的重大问题研究扫清各种具体知识缺陷上之障碍，或者说这有助于为史学宏观研究扫清拦路虎。许多关于历法年代、地理山川、典制沿革、名物制度、训诂是非、目录版本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有哪一路不通，那么涉及这一路的大文章就难以开展。在这种意义上，识小亦未尝不是识大的必要条件，即无识小则无以识大。所以子贡说，不论“识大”或“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过，如果有学生做论文选一个偏僻的小问题，专找一些畸零冷僻的材料，以求“出奇制胜”之“创新”或填补空白，从此又养成习惯，那恐怕以后其治学道路就可能越走越窄了。 第二种是，只见其大而不管其小。如果对于作为“小”的专门知识不愿问津，甚至不屑一顾，而只注意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那么这种现象看来也无助于史学之发展。史学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学问，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作为人类自身的学问当然也应该如此。史学与史学史都不能空谈，即使是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那也从来都要结合哲学史、史学理论史的具体深入钻研来进行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是从对哲学史上的各个流派的学说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来提出自己的哲学来的。严格地说，“大”是由众多的“小”有机地组合而成的，所以在逻辑上，它是一个“类”，诸“小”就是这个“类”的各个分子，类与分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没有没有分子的“类”呢？这在逻辑学上是有的，即“空类”。尽管其值为“零”，它在逻辑推理中仍然是具有意义的。可是，史学绝对不是纯粹推理的学问，其研究必须有宏观与微观、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如果我们的宏观研究建立在“空类”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研究本身的基础就空洞化了。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重温孔子的一句话：“思而不学则殆。” 第三种是，既识其大又识其小。如果有人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么就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他的确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其实“识大”与“识小”的关系也就是博与精的关系。《荀子·修身》言“多闻曰博”，又言“多而乱曰秏”。这就是说，多闻是博的必要条件，无多闻即无博，但并非其充分条件，只有多闻而不乱才是博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说文解字》十部说：“博，大通也。”“博”就是“既大又通”，“既大又通”也就是“博”，二者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具体地说，博就是掌握多种多样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必须是能够互相沟通从而形成一体的。当然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掌握一切的知识，看来将来也很难有人做到这样的程度。博永远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的确掌握了很多具体的知识，可是他对于这些具体知识把握得不精(其实就是对于这些具体知识的内部结构没有把握，也可以说对这些具体知识把握得不深不透)，或者在他的多种知识之间缺少一些必要的具体知识来作为其间的沟通环节，那么他的知识虽多，仍然处于多而乱的状态。这就不能真正成其为博。那么，对于具体的或微观层次上的知识，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得更深更透呢？这当然需要从微观层面上不断地深入，当然，这种精也永远是相对的。不过这种深入不能是盲目的。盲目的乱钻，其结果可能是越钻越出不来，甚至连识小都成了问题。对于这一点，一些青年学者朋友可能需要注意。那么如何才能在微观层面上不断有所深入呢？在这里，宏观上的总体把握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宏观上的总体把握能力实际是一种能够从高处俯瞰并把握问题的内在结构的能力。微观知识其实也是有其内部的结构的，如果能够从宏观总体把握问题内在结构获得一种训练和自觉，那么把握微观问题的努力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样看来，似乎也可以说，微观层面上精深与宏观层面上的博洽实际是互为必要条件(也就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的。即无微观层面之精便无宏观层面之博，无宏观层面之博亦便无微观层面之精。于是，博与精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二者之间既有趋大与趋小的方向相反的离心力，又有内在的互为存在前提的不可分离的向心力。“识大”与“识小”之间的这种张力，对于我们学术研究的进展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时常被用来描写治学不怠的境界的一种写照。的确如此，学问的成长犹如一棵大树，根柢越深，枝叶越茂，枝叶越茂，根柢越深。子贡说的“贤者识其大者”，想来是指这种“识大”与“识小”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的最佳状态。 第四种是，既不“识大”，又不“识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说明其为学尚未步入正道，或者说正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如果因循下去，那么学术未来的预后可能不好。希望处境如此者好自为之。此处恕不赘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兼具“识大”与“识小”之长的著作并不少见。这里试举两个较为明显的例子以作证。 其一是宋末元初的学者王应麟(深宁)所作《困学纪闻》，一部著名的学术札记。札记之文，或长或短；此书中短条(三几句话，二三十字)甚多，甚至有不足十字者。如卷七记读《论语》心得中有一条云：“孔门受道，唯颜、曾、子贡。”如除去标点，仅得九字。从形式上看，此条只说明了一件事，内容可谓极小。不过它同时又是一个大结论，是作者通读《论语》，经过综合比较，然后才得出的结论。而且此书所记包含经学、天道、地理、诸子、考史、评诗文、杂识(识，记也)等(据《四库提要》之归类)。如此包罗万象(在当时条件下)的对象，竟以如此短小精悍之文论述之，实在难能可贵。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二关于此书之评议有云：“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又云：“盖(应麟)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弇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于此可见，古人治学博与精密切结合之范例。 另一个就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亭林)的《日知录》。顾氏此书实为王氏此书之继续与发展，在形式上也是每条长短不同。虽然《日知录》中的长条多于《困学纪闻》，但短小精悍者亦不少。甚至也有在十字以下之条。如卷十三中之《召杀》条云：“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如除去标点，也仅得九字。不过《日知录》此卷皆论历代风俗之事，此条短文也是综合多方面历史经验得出的大结论。文虽短，而论断却大。顾氏此书的内容所及比王氏之书还要广泛。其文包括论经义、论政事、论世风、论礼制、论科举、论艺文、论名义、论古事真妄、论史法、论注书、论杂事、论兵及外国事、论天象术数、论地理以及杂考证等(据《四库提要》之归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三关于此书之评议有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提要》只肯定此书博赡与精通，而不赞成顾氏弟子潘耒为此书所作之序中赞扬其书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这是清廷对顾氏作为明遗民的思想倾向不予肯定之自然结果。不过，顾氏在此书初刻自序中是颇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自许的。无论如何，顾氏在做精微考证之同时，心中丝毫没有遗忘人间大事。所以，此书也是前人“识大”而兼“识小”的一个典范。 柴先生的《识小录》显然是在前贤此类著作影响下作成的。陈援庵先生和柴先生都十分重视顾氏的《日知录》，看来此书的影响更大。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加之尚属初稿(《日知录》每条之稿皆经多次复审、精改甚至删削而成)，柴先生的《识小录》在涉及方面及精致程度上都难以与王深宁、顾亭林二家之作并驾齐驱。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份《识小录》与《清代学术史讲义》以及附录中的前两篇文章相互对照来看，那么仍然是能看出它实际也可以说是为后二者的写作作准备的。事关明清之际学术之巨变，所以这种“识小”其实也是为“识大”作先导的。这是从大处着眼而先从小处着手，庶几不为空论而已。 三、关于“竭泽而渔” “竭泽而渔”，是陈援庵先生作史学考证时对于史料把握程度的严格要求。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把能找到的史料都找到。 “竭泽而渔”，典出《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其文云：“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这里借用此典，当然并非用其本意，而是一种比喻。 或许有人会说，作考证要求对史料一网打尽，过去的确很困难，现在有了电脑和数据库，各种索引皆可应手而得，已经不是问题了。照此说来，人人皆可成为考据大师了。现在的确可以看到一些文章，其所引据的材料数量惊人。不过仔细一看，就能觉到其中许多材料引得颇不自然，或是作者对所引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从而与所论问题对不上口径，或是所引史料系从它处转引，从而取材武断，割裂了所引之文与其上下文之间的有机联系，属于裁引不当。问题不一而足。出现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误以为我们对于历来文献是可以不系统阅读并系统理解的，只要能从其中查出对己有用的断片材料即可。白寿彝先生曾经一再强调，很多书(除备查找的工具书外)是要系统读的，不读而简单地从中寻觅、截取材料来抄卡片是不可取的。白先生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抄卡片，而是要在通体把握原文的情况下恰当地引取材料或作卡片。问题在于读书要花时间，在一些比较重功利的人看来，这样会降低效率，不如走捷径来得快。可是，这样追求来的最多是量上之多，而很难是质上之深。所以很难说求得了真正的效率。 也许有人说，我通过电脑搜索，材料已经一网打尽，这岂不是既竭泽而渔又讲究效率了吗？为什么还会有问题呢？查其究竟，看来是在对于“竭泽而渔”一语未能明其本意。“竭泽而渔”，在这里其实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我们不能把自己研究问题所需的材料库简单地看做一池水或一水库水，它们就现成地摆在那里，只要我们把水放完，所有的材料就得到了。电脑数据库就相当于这样的水池或水库。这样来理解“泽”，看来是太过简单了。 其实，当我们说要“竭泽而渔”的时候，首先必须对于自己所面对的“泽”要有一番分析而深入的理解。这里的“泽”，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一望可尽的一潭死水，因为水总是要有其来龙去脉的。作为历史资料库的“泽”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把“泽”看做横向具有结构而纵向又具有层次的整体。 这里不妨仍旧以湖泊为比喻，一些湖泊结构比较简单，即使如此，它们也必须有若干川流作为其来源，而这些川流有必须有其地下水或天降水作为其来源。许多大的湖泊，往往实际又由许多较小的湖泊曲折勾连而成。所以严格地说来，竭泽而渔谈何容易。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研究的课题的目标为根据来确定自己所要“竭”的是哪一部分的“泽”，但又明知自己所竭之泽以外仍有许许多多的泽。我们永远不能自满自足，须知泽外有泽、天外有天；同时又要对于自己所需也所能竭的这一部分的泽作最大限度的努力去穷尽之。 以上说的都是比喻。如果从道理上来说，要能在史学研究上“竭泽而渔”，那么就必须既自觉地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又自觉地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可是，如果不能有所突破，那么在哪一点上有不足，就会哪一路走不通。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己的局限，而且永远如此，所以只能长到老学到老，永远保持谦逊与精进，如此而已。 现在再以柴先生及其老师陈援庵先生的几篇文章作一些具体的举证。 本书中收录柴先生文章四篇，其中前两篇就是在具体研究中力求竭泽而渔的实例。(附记：其中后两篇论乾嘉几位史学家，可以作为《清代学术史讲义》之补充。) 其一，《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这是柴先生在北师大求学时的一篇作业，深得导师陈援庵先生嘉奖，评为第一，并推荐在本校学报发表。按《留都防乱公揭》乃复社同仁于崇祯十一年八月攻讦阮大铖的一篇宣言，末有署名者一百四十余人(不同版本列名有二三人之差，此文说明留待后考)。此文目的即在于一一考明署名者之事迹。然在此百四十余人中，重要名人之资料固然连篇累牍，而其知名度较低或甚低者之资料又甚少、甚至难寻。要想把这些人的事迹一一考出，第一难题或要务就是须竭泽而渔。 此文之末，未列引用参考书目。可能因为全文未完，仅系上篇，原拟下篇之末再列。可惜以后未出下篇。按内容分类，约为正史、逸史、别史、方志(省、府、县)、家谱、碑传集(神道碑、墓志等)、文集、诗集、笔记以至《东林点将录》、《复社姓氏》、《进士题名录》等等。按所引书类别来说，看来已尽全力竭泽。为何要引用这样多种的书？因为能够在《公揭》中署名的人都是相互有关系的。如何了解其间关系才能把这些人的事迹一一钩稽出来？从各种史书中可以找出重要人物间的关系，从各种方志可以找出人们之间的乡里关系及其事迹，从家谱、碑传中可以找出亲友之间的关系及其事迹，从各种文集笔记中也可以找出亲友关系及其事迹，从各种题名录中可以找出人们在某一群体中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由人的关系中找书，又从书的内容中既扩大引书线索又找人的事迹的办法。柴先生当时作为一位大学生已经能做到如此程度，当然是从乃师陈先生那里学来的。 本书所收柴先生第二篇文章是《〈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如果说前一篇文章所涉人物之面甚广，难在面上之竭泽，而此文则是集中于谢三宾一人之身，要把谢三宾这个地位并不太高而汉奸面孔又甚丑陋的人物的事迹钩稽出来，尤其各种书籍对此人之称谓竟有十三个之多，亦须一一考察出来。这就是要藉竭泽而渔之博以考一人之事之精。文末列出所引书目计84种，不可谓之不多。至于其引书之分类与结构，读者不妨自己多做思考以寻其究竟。 柴先生的竭泽而渔考史方法，可以从其师陈援庵先生的著作中看到渊源。陈先生之《元西域人华化考》，书凡8卷，而所征引书目竟达210种之多。论其结构，那也依次是正史(包括类编、补志、考史之札记)、方志、行纪、金石录(并考跋)、书目谱录、笔记杂录以及大量诗集、文集。前人多以为有元一代之少数民族人士之华化者既浅又少。而陈先生从多地区、多方面列举其佼佼者以驳旧说，故其书涉及面广，且材料分散。非竭泽而渔，不能竟其功。又陈先生之《吴渔山先生年谱》，书凡2卷，而所征引书目竟达78种之多。按吴渔山(历)为明末清初江苏常熟之一画家，后(51岁)入耶稣会，6年后又晋升为司铎。吴氏既为画家又为耶稣会之第一批华人司铎，故为治教会史者所重视。在陈先生书以前，已有一位颇为渊博之教会学者为吴历作过年谱，引书有十余种，一般看来似乎也不能算少，因为谱主之知名度并不太高。而陈先生书所引书数竟为前书所引之四倍，且所引书基本皆为诗文集、年谱、书画录以及教会文献数种。吴历并非历史上一流名人，以一人为谱主而博罗群书，非竭泽而渔，亦无以蒇其事。这样，我们就能从陈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看到柴先生的《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的前身，从陈先生的《吴渔山先生年谱》看到柴先生的《〈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的先导。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些文章都是考证性的识小之学，不屑一顾。可是没有识小的基础和训练，又能做什么样的识大文章呢？何况这样的识小，如果没有十分广博的掌故与目录的视野与把握问题高度的思维能力，那么即使你想识小(真正的识小)也是难以做到的。譬如，有一大泽在前，自平地观之，仅能见其一曲；如能登高以观之，则所登愈高，所见亦愈广；如能登极高处而观之，则全泽之曲折勾连尽现眼底，始具有竭泽之可能。而且这仅仅是可能，因为此泽之大体是被你看到了，要去竭它，那又是一番极大之工程，真是谈何容易！如果从治学之开始即既畏登高之艰，又惧识广之难，那么就会产生既不能小又不能大、既不能高又不能深的情况，那就太可惜了。我想，读柴先生的书，细寻陈、柴先生治学之途径，对于未来一代史学大师之涌现是会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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