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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尽管还在暑假，陈平原的行程仍然排得很满。在北京采访陈平原时，他刚从拉萨回来，不是去旅游，而是忙西藏大学的援藏项目。接下来几天他要去潮州参加饶宗颐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然后还要去香港、日本。陈平原这两年在香港、北京两地跑。除了担任北大中文系的教职外，陈平原也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的讲座教授。 在香港的一个变化是，作为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嘉宾，陈平原今年上了八次电视。对于做电视节目嘉宾，陈老师小心翼翼，说自己“还在评估以后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在节目中，陈平原侃侃而谈，谈大学、谈教育、谈武侠背后的人文等话题，但陈平原也有很多原则，譬如没准备的题目不说，八卦不说，不懂的问题不说。他说，不想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在电视媒体上胡说八道。 当陈平原的学生很幸福，采访中，能感到学生在陈平原那里的分量。人在香港，除了邮件往还，陈平原也经常飞回北京上课，指导学生。更重要的是，入了“陈门”，能得到陈平原、夏晓虹两位导师亲炙———这对学术伉俪术有专攻，但研究领域大体相近。陈平原一直看重师者言传身教的力量，他说自己做那么多研究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是为了学生。“好大学给予学生的说的比较多，但是你不知道好的学生对老师是什么样的刺激。” 我最困难的关卡是在中大越过去的 南都：你正式的学术训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陈平原：正式的学术训练，一般都是在进大学之后才开始的。但我们这代人有点特殊，进大学前，在乡下呆了好多年，那段自学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这种提问方式，隐含了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太看重、也太强调“名门正派”了。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后，我们都特别倚重“正规训练”，看不起“野狐禅”。在我看来，有些专业靠自学不行，比如原子物理或基因工程。但有些专业不一样，比如文史哲，受过“正规训练”的，就不一定比“自学成才”的更精彩。 南都：其实是想追溯你学术上的渊源，从治学上讲，对你影响深远的师长有些谁？ 陈平原：要说学术上的影响，最明显的，当然是到北大跟随王瑶先生念书。我读博的故事，在好多文章中提及。这里更想谈谈我中大的老师。我在中山大学呆了6年半，本科在这里读，硕士也在这里念。而且，我最困难的关卡，是在中大越过去的———无论是精神上、生活上还是学术上。因此，我到北大念书时，没有任何自卑感。 我在中大念硕士研究生时，有三位指导教师。三位教授的学识及性情都不一样。陈则光先生去世较早，他主要研究近代文学。当年学界做晚清文学研究的专家并不多，比较突出的是北大的季镇淮先生和中大的陈则光先生。我是学现代文学的，可我的博士论文兼及晚清与五四，学术视野跟别人不太一样，这和陈老师帮我打下的基础有关。 另一位导师饶鸿竞先生当过中大图书馆的副馆长，特别熟悉现代文学资料，对书籍本身也很有兴趣。我开始出书后，饶先生告诉我，凡理论著作就不必寄了，若是随笔集或资料集一定寄给他。我喜欢书籍，也写些小文章，这跟饶先生的鼓励有关系。 吴宏聪教授长期当中大中文系主任，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学术视野与胸襟。我做学问的路子跟吴老师不太一样，可他能宽容地接受，甚至很支持。吴老师说，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做毕业论文，选择曹禺戏剧为题，很多人不以为然，只有沈从文和杨振声两位教授支持他。这件事他永远感怀，使得他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我在中大的这三位老师，给我不同的教诲，一个是近代文学知识，一个是书籍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对学问的眼光和气度。 上个月中大举行毕业典礼，请我回去演讲，就住在黑石屋。那是我当年举行硕士论文答辩的地方。那一届中大硕士生学制三年，北大只有两年半，我想考北大博士生，于是提前毕业。吴老师说：别的学校就不必去了，但如果北大要你，我们欢送。 南都：那是为学生的前程着想。 陈平原：是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这三位导师。关于北大的老师，除了长文《念王瑶先生》，我还写过好些文章，如谈吴组缃先生、谈季镇淮先生、谈林庚先生、谈金克木先生等。还有不少老先生，只是偶然接触，没有机会登堂入室，不好妄加追攀。 南都：你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从20世纪小说研究，到学术史，散文史，图像研究，再到教育史，到城市文化，不同关注点演变的过程是怎样？ 陈平原：学生们不懂，以为老师真了不起，做了那么多研究，很羡慕。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年纪大，读书时间长，且持之以恒。你们一开始不能这么做，还是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其实，我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是术业有专攻的。只不过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兴趣也有所转移，全部著作放在一起，才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你得了解我80年代喜欢什么，90年代关注什么，新世纪在做什么，最近又有什么新动向，分解开来，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唯一可称道的是，不断挑战自己，而未曾死守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学问做到一定程度，我就会做出判断，是一直往前走好呢，还是另辟蹊径更精彩？这取决于课题本身的潜力，也取决于自己的兴趣。面对某个学术课题，有的人希望“彻底解决”，把所有的残渣碎片都打扫干净，不留一点遗憾；有的人做学问特别倚重“好奇心”，一看潜力不大，挑战不足，就开始转移阵地了。两种治学路径各有利弊，我明显属于后者。当然，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这老题目也能做出新文章，会杀个回马枪的。 学术研究要学会量力而行 南都：你近十年的关注点是什么？ 陈平原：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谈我近年比较关注的四个话题。第一是大学。因为，在我看来，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对于现代中国教育的考察，我主要用力在大学。这方面的书籍，我已出版了好几种，也比较受关注。 第二是都市。传统中国文人即便长期住在都市，也都更向往山林与田园，这里蕴含着某种哲学趣味，但也不无“文化偏见”。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要说现代，即使在古代，城市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充分认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如何理解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的历史以及城市的美感，是个有待开发的大课题。这一块，我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开课、出书、写文章，也包括组织讲座以及国际研讨会等。 第三是图像。我是中文系出身，对文字比较敏感，无论谈社会、历史、文化还是文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对文字的感受、挑剔、辨析、欣赏的能力，那是中文系的拿手戏。但最近十多年，我还关注了图像。比如，我出版《图像晚清》以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后者前几年由香港三联书店推出，学界反应很好，我还在修订与补充，准备明年交给北京的三联书店刊行。谈论晚清画报，我自认为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有不少心得。所谓的“读书人”，在“读字”之外，必须兼及“读图”，方才不至于偏废。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声音的研究。文字寿于金石，而声音则随风飘逝。中文系学生谈戏剧，基本上说的是文学剧本，很少理会声腔以及舞台演出。其实，声音很重要。而在录音设备出现之前，我们没办法永久保留前辈优美的声音，不管是唱腔、诵读还是演讲。我曾做过若干研究，比如晚清以降的“演说”如何影响现代中国文章的体式，还有教师课堂上的“讲授”，是怎样超越具体的教材与课室，而成为学生们永远的记忆。这需要理论假设，更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以便重建那已经永远消失了的“现场”，让当下的读者真正理解那曾经存在的“有声的中国”。 南都：你曾经说过做学问要有其性情，也强调学者专业研究要有人间情怀，你觉得就性情而言如何影响你的治学方向？情怀如何体现于学术研究？ 陈平原：说实话，我很高兴自己很早就知道很多事情我做不了，因此，只好专心读书。毕业后，同学有的从政，有的经商，做得风风火火，我之所以沉得住气，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力及兴趣均不在此。很多人自恃才高，什么都想做。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也就很难集中精力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想要的不多，且觉得读书做学问挺有趣的，也适合我的脾性，就这么一直走下来。能力太强或机会太多时，容易歧路亡羊。这么多年读书做学问，我从不眼红这个朋友当了省长、部长，那个同学发了大财。一方面知道那不是我的长项，另一方面也是志不在此。这是我说的“情怀”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是我常说的，做学问要有“压在纸背的心情”。从事学术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强调对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一是选择自己能做、且真正感兴趣的。这两者之间常有矛盾，要学会很好地协调。有的人做学问喜欢标榜“国家需要”，显得责任重大，毋庸置疑；但如果你做不了，或不是你的擅长呢，怎么办？若自家的知识储备以及性情都不在那里，硬做是做不好的。在“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中间，最好能保持适当的张力。 我的学术转向，大都采取“移步变形”的办法，每一步迈出去，都有认真的考量。除思考此新课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能力及兴趣。作为下乡知青，我深知选择合适的担子很重要：明明能挑一百斤，你只选了五十斤的担子，那是存心偷懒，没出息；为了大众的喝彩，勉强挑起了一百五十斤，踉踉跄跄，既不可能走长路，且很容易把腰给扭了。做学术研究，并非一蹴而就，得学会“量力而行”，既不偷懒，也不充大头，这样才能走得比较远。 你问我学术的关注点为何转来转去？我不会随风转，每一次“移步”背后，都有内在理路在支撑，若时间允许，可以讲出一堆有趣的故事来。在这过程中，有挣扎，有困惑，有得意，也有失落。并不是“一路凯歌”的，每跨出关键性的一步，我都知道自己将失去什么。 南都：你能具体说说吗，譬如说学术史的研究，内在理路是什么？ 陈平原：谈学术史研究，必须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语境。我是那时走上学术舞台的，也很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是学界的自我调整。包括五六十年代被压制的若干社会科学的重新崛起，包括人文学因无力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日渐边缘化，也包括新一代学人良好的学术训练等。别人不好说，我自己当年办《学人》集刊以及发起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是在清理自己的思路，思考人文学的魅力、陷阱及突围方向，了解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观察我们这代人的长处及毛病到底何在，看还能走多远。 我的学术史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训练———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思考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步伐，然后确定自己的方位，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现代学术史”这门课其实没准备好，我是一边讲授，一边备课的。今天看似乎只是“加强学术训练”，当年却主要是心情问题。 做学问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活，需要大的文化视野 南都：心情问题怎么讲？ 陈平原：这里所说的“心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的学生。当年学生们听这门课，之所以会感动，是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后，好几位同代人写评论，也都读出了论述背后的心情。这里有“古典”，也有“今典”，不知道后人能否欣赏。 南都：钱穆曾说以通驭专，你也写文章提倡通识教育，你自己是怎么解决治学中通与专的问题的？ 陈平原：不是所有人都能“以通驭专”的，有的人只讲通，有的人只会专，也没什么不好。我更愿意采用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没有“大处着眼”，很容易变成饾饤之学；不想“小处入手”，则往往变成凌空蹈虚，弄不好就成了“侃大山”。在专业分工日渐琐细的状态下，“通”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而“专”则是现实需求。某种意义上，今天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读书人，入口处必定是“专”，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学术职位后，才有可能放长视线，从容思索，逐渐获得一种“通”的立场、眼光与趣味。我们只能这么说，做“专家的学问”，但努力获得“通人”的眼界和情怀。 南都：余英时讲治学门径的问题时提到，目前的最大问题除了怎么做研究以外，是立志的问题。中国以前讲读书要先立志，现在都是职业观点。 陈平原：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人喜欢说大话，学术训练不太好；那么今天恰好相反，很多人训练很好，但志向不大，且趣味不佳。受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的指派，我为研究生开设一门专题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已经讲了八年，效果很好。最初设计这门课，确实带有“教训”的意味，提醒学生们要遵守学术规则等。我加入了“研究方法”，将着重点转移到了“学术志向”的培养。当一个好学者，不纯粹是技术问题，其中的境界与情怀，更值得期许。用什么办法，使学生们感觉到做学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你全力以赴地投入，且乐在其中？关键是让他们理解技术背后的心情，路径蕴含的境界，然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做学问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活”，确实需要大的文化视野，才能养成学者的气质与情怀。大学之所以超越“职业培训学校”，关键就在这儿。我这里所说的“职业”，不仅指官员、商人、记者等，也包括学者。二十年前，听日本学者感叹他们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成了“学匠”，那时感触不是很深。现在明白了，有了基本的学术训练后，能不能成为好学者，就看他在“职业”之外，有没有更高的追求。 南都：这种学问的吸引力，你是怎么传达给学生的？ 陈平原：其实，我在北大讲这门课，每次讲都不太一样。有基本的思路，但大部分是根据学界的状态以及自己的研究，不断加以调整与更新。如大学的功能、学者的志向、述学的文体、引文的技巧等，牵涉很广，我会变着法子讲，且努力讲开去。但有一点，我做过学术史研究，会有意识地补充进来大量的学术史资料。这样，学生们才愿意听下去，也才会有比较真切的体会。如果你老是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地教训学生，人家不听你这一套。做学问是有魅力的，要让学生体会到其中的乐趣，这比教他们怎么具体操作还重要。 我的很多新想法都是被学生们逼出来的 南都：从晚清小说开始，到后面的图像研究等，你整个治学当中比较重要的思想资源是什么？ 陈平原：谈思想资源，有大小之分，有虚实之别。有挂在嘴上整天念叨的，也有藏在心里独自享用的。我不说这些，还是缩小范围，谈谈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或文化研究”这一特定专业的“思想资源”。如果你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建议你读我给我指导的研究生开的八个人的“必读书”——— 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不管你的研究课题是否牵涉这几个人，但其著作都值得你认真研读。因为他们恰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社会转型、风云激荡，各种矛盾集合在一起的时代，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成功与失落，到今天你我都还能感受得到其“余波荡漾”。这八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文化趣味不一样，但他们对世界的思考都很认真，也有一定的深度。我们今天的生活处境，仍处在其思考的延长线上，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困惑仍是我们的困惑，他们的追求也仍是我们的追求。我承认跟孔夫子对话很重要，但我更希望跟鲁迅、跟胡适等晚清以降的思想家、学问家深入对话。比起思路清晰、立场坚定、旗帜高高飘扬的“论述”，我更感兴趣的是错综复杂、元气淋漓、生机勃勃的历史现场，以及当事人那些充满忧虑与纠结的思考与表达。因为，那更真实，更有张力，而更值得仔细琢磨。我知道，要想说法响亮且被人记住，最好是立场坚定，一以贯之，几十年就说一句话。可惜我不是那种性格，我更愿意面对复杂的历史。 南都：你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文章还是学者散文，所出成果让人叹为观止，有什么时间管理和工作方法上的秘诀吗？你是如何构建你的写作环境的？ 陈平原：我曾经说过，诗人和学者是两回事。诗人激情洋溢，神游四海，其代表作往往是一挥而就，且流传千古。在那个特定时刻，诗人的生命之花得到彻底绽放，让时人及后代惊羡不已。而学者则很少有这样的机缘，尤其是人文学者，很大程度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假如你有才华的话，经由长期的阅读、思考、积累、撰述，锲而不舍地走下去，基本上都能获得成功。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很好，聊以自慰的是，一路上左顾右盼，兴高采烈的。必须承认，我很幸运，刚上路时，因“文革”刚结束不久，竞争者不太多，有较好的表演空间。一路走来，不时有掌声鼓励，因此没有过早地停止脚步。有很多朋友才华横溢，但因某种偶然因素，没能获得好的舞台，或者过早地退场了。我是勤能补拙，几十年积累下来，因此就有了这么点小成绩。不过，内心深处我一直有一种困惑，我们这代人到底能走多远？借用鲁迅《过客》的话，前面是有召唤的声音，朋友们也都在往前赶，但大环境的限制不容忽视，同代人的水平也会制约你的思考及学问的格局。 还有一点我想说，那就是学生们期待的目光。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起码北大的学生很强，在他们殷切目光的注视下，你不好意思不努力往前走。我之所以不断地推进思路与变换话题，有一个技术性因素，那就是为了“应付”我的学生。北大允许优秀的本科生听教授们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而后他们很可能跟你念硕士、博士，一听就是十年，你总不好意思老讲那一套吧？学生都“天天向上”了，当老师的，不好意思原地踏步。 我的好多新想法，或者对某些新课题的关注，是被学生们逼出来的。当然，学生一旦跟上了，我就“光荣”地退出了，因为他们比我精力集中，一旦认准方向，心无旁骛，会做得比我好。起码在北大，“教学相长”不是空话。不断涌现的好学生，他们的提问，他们的作业，他们崇敬或疑惑的目光，会催促你往前走。 同题问答 南都：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读书较多，不同时期兴趣不太一样，而且，还没到结账的时候。 南都：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志向、才华、学养、身体。 南都：你目前为止，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1992年初版、日后多次重刊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因那本书的写作状态和当时的心境密切相关，对我个人来说，这既是一本不错的学术著作，也借以度过某种精神上的危机。 南都：你的工作习惯是什么样的？ 我和妻子夏晓虹都底子薄，所以，要格外珍惜自己的身体。既然懒得锻炼，那就改为不熬夜。我生活有规律，一般情况下，晚上十二点以前睡觉，早上七八点起床。 南都：除了做学问外，还有些什么样的爱好呢？ 旅游。我们每年走很多地方，国内国外都去，一边讲学，一边游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