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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国际问题和美国史专家，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东来，于5月2日18时11分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病逝，享年52岁。 著名美国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如此评价任东来：“任东来教授是国内第一个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备受学界推重，在美国宪政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更是独树一帜。”任东来著有《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政治世界探微》、《小视角下的大历史》等；合著有《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等。除了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历史》、《欧洲》、《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过一系列外交史、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论文外，他还以“东来”的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南方周末》、《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世界知识》和《联合早报》（新加坡）等报刊上，发表大量的学术评论和国际评论。2002年到2006年间，还为《南方都市报》撰写每周一期的国际评论专栏。 去年1月7日，在为著名美国史专家、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百年诞辰所写的文章的结尾，任东来非常性情地写道：“在祝福老人的同时，我对先生羡慕不已，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那样生活’，‘长命百岁’！”可惜天妒英才，任东来在学术生命进入最辉煌最有爆发力的壮年之时，却因淋巴癌医治无效而告别人世，这也是继高华教授、青年学者张晖之后又一位与南大渊源颇深的优秀学者的英年早逝。其好友兼师弟李剑鸣说：“东来做美国史比较早，杨生茂（任、李共同的导师）的专长是美国外交史，他开始时是继承杨先生的学术衣钵，研究中美关系史，特别是二战期间的中美关系，2000年以后转去研究美国宪政史，他不仅是自己研究，还带了一批学生一起做，等于是培养了一个研究美国宪政史的团队，做法学、宪政学、政治学的都挺认可他的。后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老师编一个政治文化的丛书，专门给任东来出了一个文集，所以他不仅是在历史学界有影响，在法学界都有影响。” 美国华人历史学家王希教授得知任东来突然去世的消息，极为惊讶，他在追念文章中写道：“一年前我们还一同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会，在密尔沃基畅谈他的研究计划，并一同在上海大学接待回访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的热情、真诚、细致和充满才智的风趣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来是极为难得的人才，敏锐而勤奋，不仅在美国史、美国宪政和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中有诸多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美国史研究学界的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也做出过持久的奉献。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美国研究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损失。” 任东来是江苏宜兴人，1961年5月4日生于长春，1982年、1985年、1988年，先后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和美国史博士学位，是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指导的中国第一位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起，任东来执教于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起，他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13年入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协会。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 从任东来生前发表的一些纪念学界前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勾勒这位优秀学者的学生时代和学者生涯。在纪念其恩师丁则民的文章中，任东来如此追忆其大学时代的生活：1978年国庆节后，东北师大1978级学生才入学。长春那时很冷，入学时就需要穿棉袄了。从江南考到东北上学的任东来当时只有17岁，是全年级120位同学中最小的一个，室友就叫他小兄弟。当时的任东来对历史谈不上兴趣或爱好，几科高考成绩中，历史成绩最好，于是就上了历史系。比起其他同学，任东来学业上唯一的优势是在宁波的中学学过4年英语，不必再像其他同学那样，从ABCD开始学起。同样，就是因为这个优势，让他有幸跟丁则民开始学习美国史，没有想到这一学习最后演化为任东来终身的事业。回首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任东来生前曾如此描述：“1978级同学，特别是文科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主体是所谓老三届（1966－1968年间高、初中学生），这些人中不少是同学中的‘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在他们面前，我等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小字辈实在是白丁一个，相形见绌。于是，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为此，古代的典籍学过一些，但大多似懂非懂；马列经典啃过一点，但基本上只是皮毛。那时，时髦的近现代西方名著是不能不涉猎的，但记住的也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术语概念，惟有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挑战－应战’理论还牢记在心。”在研读《傅雷家书》、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等名著的过程之中，任东来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也从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中吸取了用来研究美国史的养分。 1982年秋天，任东来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跟杨生茂教授读美国外交史方向的硕士。一到研究院他就傻眼了，学校居然寄人篱下，在西郊的十一学校里，食堂是临时的板房，宿舍是六人一间，导师又不在身边。这让期待很高的任东来非常沮丧，并在给大学老师丁则民的信中流露出这种情绪。丁则民及时回信，宽慰他，要他多想北京和社会科学院的大环境，这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相比的。这坚定了任东来在社科院求学的信念。作为一个积极探索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年轻学子，任东来总是追问学术何为的问题，成名后的他曾坦然追溯这段心路历程：“学术何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彷徨之际，无意中翻阅到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的长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终在学术的实践中发现，学术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原来，学者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正是这一豁然开朗，奠定了其一生专业学者的自我定位和职业生涯。 从任东来为前辈学人所撰写的纪念文字中，我们可以窥察到他肯定的是什么样的学术生活和生命价值。在追念其导师杨生茂教授的文章中，任东来相当肯定一种民主而自由的学术生活，他说杨教授“一向主张进行讨论和以对话为主的教学方法，而且把对话上升到培养学术气质和精神涵养的高度。他说：‘对话不仅出于活跃思想、发展学术、培养良好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德育的好方法。’在杨生茂看来，‘对话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作风，一种待人接物的民主的气质和内涵修养，非经长久磨炼而不易得其中三昧’。针对一些学生被授课老师特别是外国老师牵着鼻子走的现象，他甚至认为，这样‘被动地听课，是产生武断和片面的渊薮。思想附庸是政治附庸的先导’”。这些日常学术生活中的片段式的说法和主张，却深刻地影响了任东来自己在学术生活中的选择。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副主任蔡佳禾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他开朗、随和，学问做得很认真，在教学当中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理念，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和学生打成一片，主要上中美关系史、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冷战史等课程。”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胡晓进是任东来的弟子，2001年考到任东来门下攻读研究生。在胡晓进的记忆中，任东来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的办公室总是向学生敞开，如果学生过去的话，他会乐意和学生聊天，聊学问、人生和书籍等。胡晓进告诉早报记者，任东来指导学生的方式，第一是和学生谈话，第二是改学生的稿子，即使不是他指导的学生，如果让他改稿子，他也会认真地改，认真到每一行都会有改动。胡晓进一开始翻译的文章和论文都被任东来改过一到两遍以上，“任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学生发文章花钱买版面这种事他是绝对不允许的，他觉得这有辱斯文，他说他每一篇文章，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是拿稿费的，这是他非常自豪的地方。” 据李剑鸣回忆，任东来博学多闻，知道的东西挺多，他自己不研究的东西，和别人聊起来，能提供很多的信息，知道很多情况，也掌握很多材料。有一回去武汉开会，任东来专门给李剑鸣带了两本很有价值的书，而李剑鸣是做美国早期史的，跟任东来的研究领域相隔比较远。有时候别人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他也会介绍很多的资料、材料，帮助他们做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旭和任东来曾同在东北师大求学，据他介绍，任东来的父母是吉林农业大学的教授，他心智成熟较早，知识面也比较广。在学术圈里，任东来善于交往，因为知识面广，和各个领域的人交流起来都很容易，很能谈到一起，在一些聚会中，只要有他在，就不会冷场，而且谈的都是些正宗的学术问题，不会说八卦，不闲扯。谈及任东来为何从研究中美关系史转向研究美国宪政史，王旭对早报记者分析说，大致在2000年前后，任东来觉得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里的人有些鱼龙混杂，因为有一些是做中国历史的，还有很多是外文能力不强的，也无法很好地阅读外文资料，于是就利用中文的资料来解决问题，治学严谨的任东来对此很不高兴，于是转向做美国宪政史。由此可见任东来的学术个性和学人性情。 李剑鸣告诉早报记者，任东来是去年7月查出患上淋巴癌，今年过年的时候病情开始恶化。刚查出病时，任东来还很乐观，说自己活到八十岁没问题，病情恶化后仍觉得再活三五年不成问题。他的妻子、南京大学外语部吴耘教授也说，后来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任东来求生欲望很强，仍以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最后，他觉得很痛苦。他说自己虽然有遗憾，但也很欣慰，因为太太很贤惠，女儿很能干，学生们也很有出息，但他不希望外地的朋友和学生都来看他，因为那样的话，他很痛苦，朋友和学生也很痛苦。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的追忆，则还原了任东来教授去世前的情景。前天下午杨玉圣、李剑鸣和张成明律师一起去看望任东来，任东来仰躺着，眼睛闭着，喘着粗气，很虚弱的样子。当听说他们来了时，立马睁开眼，很欣慰的表情。虽然说话很吃力，任东来仍叮嘱李剑鸣和杨玉圣两位同仁要“要注意锻炼身体，别太累了”， 说自己“没有想到这么快”。“说这些话时，他思路通畅，吐字清晰，刚正坚毅。”杨玉圣说，他握着任东来的手不愿意放开，一丝丝悲凉涌上心头，想着哪怕再延长两天，即5月4日，就是任东来52周岁生日了，也是任东来的恩师杨生茂先生逝世的日子。 可是，任东来还是匆匆西归。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上午9:00在南京市殡仪馆新馆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大、上海社科院等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同仁，都聚集在南京为任东来送最后一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