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方式及其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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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以"读书"为"生存方式"。本文从"读书"的种种"形式"折射出作者"读书"的背景环境，而随着环境的变迁，"读书"的内容也相应有所变化。作者以"文/革"前后作一分界，勾画出自己"生活"的历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读书人"在那一个时期的具体情形。
大体说来，我的读书方式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坐式的，一种是卧式的；在坐式的当中，又可分为以书桌面作支撑的和以手作支撑的两种，而我没有半躺的椅子，于是卧式就只有一种,没有细分出"半卧式"来。这种分别，主要是以专业来分的，而与书本身的其他属性关系不大。
我是做哲学的，所以坐在书桌边读哲学书当然是主要的方式，但是以卧式读的书，也有许多是重要而有趣的，有的在这两方面会超过专业书。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交叉和转换，就形成了我的读书方式史。
我小的时候在上海读小学和中学，好象家里没有为我设什么书桌，我也不记得我是如何完成每天的作业的，不过我倒记得我读那些武侠和侦探小说都是采取卧式的；那时在家里，就连我父亲自己似乎也没有书桌，也许在他的店里有，我也不记得了。不过，等到我到北京上大学暑期回上海，从这时候起，他老先生就有了一个很小的书桌，老是坐在那里鼓捣他的字帖，俨然一个学问家。
在大学期间，宿舍里桌子不够，我是经常在图书馆念书，每天晚上抢占图书馆的座位是一大战役。
自从毕业以后分到哲学所工作，我的读书方式就逐渐成了上述的格局。
我1956年9月到哲学所，那时还在中关村，我的宿舍离所很近，每天在所里读书。我有一张小书桌--那时书桌和椅子的分配是分级别的，高级人员的桌子大一些，有的桌面上还配一块玻璃版，椅子是软的，而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就只能用小三屉桌，一张硬椅子。那时侯够用软椅子、大桌子的高级人员也都不每天来上班，于是就有那调皮一点的年轻人虽不敢换桌子，椅子就换过来用，也没有人管；不过又有那嘴碎的，倒没有换椅子，却嚷嚷桌椅分等级是等级制度等等，到后来就成了"右派言论"了。
我在那时侯的三屉桌上，读了贺麟先生布置的书，大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古典著作，读后就写一篇读书笔记给贺先生审阅；不过那时侯专业方面我能读的书有限，因为我只能读有中文翻译的，而有些重要的原著，那时还没有来得及译出来。这时在宿舍里也有卧式读法的书，那是些古典小说的译本。我当时计划先读法国的，后读俄国的，不过巴尔扎克的书没有读几本，就是反右斗争了。
1958年底，哲学所从中关村搬进城里，直至现在，除了新盖了一幢科研大楼外，大的格局没有变。
1959年到1960年我随所内同事下放至陕西洛川锻炼一年，回来后不久就参加当年周扬主持的系列高等教材中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自然有一张书桌一张床，可以维持坐式和卧式的方式读书。
我那时一心想专搞美学，读的书大都和美学有关；但是在书桌上念的书，倒也都是和哲学有关的美学书，象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叔本华的《意志作为表象的世界》等，而且有时也找来英文译本来读。
其实，就是在那时，作为卧式读的书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的一些导演手札的中译本，还有那一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都是我卧式中常读的书。
于是，坐式和卧式，逐渐地就自然有了一个观念的区别：坐式是正襟危坐、集中精力的；卧式则是轻松愉快、兴致勃勃的。我读书的过程，似乎是要努力使这两种方式的精神观念贯通起来。使严肃的轻松起来；使有趣的也显示它的严肃的内容。
这要有个较长的过程。往往是，坐式读书是件苦差使。读不懂，硬要读。为什么？因为有许多有学问的人，过去的和现在的，包括自己的老师们，都告诉我它们值得你花工夫去读。你信不信？我信。一两个人可以骗你，这么多人就不大可能骗你；先信信他们，比只信你自己要可靠些。所以我信。凡是历史上公认有价值的书，你可以比较放心地去读，只要用功，早晚会有先苦后甜的体会，而且甜度会随着你下的工夫而增加。
我做哲学也有大半辈子了，现在可以说是兴味盎然地在做，要是倒退几十年，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抽象的"应该"。我只是觉得，这个抽象的"应该"也还是起了作用的，保持住它，这张书桌就会有"魔力"，只要往这张桌子跟前一坐，就会全身心地"进入"书的世界，跟着古人在思想的境界中遨游。是不是"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也不是。"读书"总要暂时地跟着"书"走一段，如果"窗外"的事都要一一过问，大概就读不了书了。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干面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间，我的书桌就在窗下。那时我正在做古代希腊的哲学，大概在读伯奈特的书，一天，我的邻居在我的窗下批评我，说你现在还坐得下来读书？我问出了什么事，原来由周/恩/来总理逝世引起的事态越来越大了，大家都到Tian/An/Men去凭吊、致哀，针对什么，每人心里都清楚。于是我接受了批评，找了个时间，也上Tian/An/Men去了。只见那人山人海，却庄严肃穆，那种凝重的气氛，向所未有，张望之间，遇到所里几位同事，大家以目示意，心照不宣，这使我体会到走出书斋之重要。
然则，读书人仍要回到书桌，回到家里，又坐在书桌边，读起伯奈特的书来。我做古代希腊的哲学，想象着当年雅典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制度，虽是奴隶社会性质，也有一番风光，想到这里，好象我读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书，和"窗外"的事，又有些许的联系了。
这已经是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以后的事了。我们之所以在干校呆的时间短些，也要感谢周/恩/来总理。
文/革时期，社科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非常"复杂"的地方。一方面，它自身有许多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那时被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威"、"学霸"、"学阀"；还有一部分原是革命的，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有的从延安来的，有些也都是名人名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文/革中叫他们为"走资派"、"三名三高"，"走资派"意思很清楚，至于是哪三名，哪三高，现在我都顺不出来了，反正是文艺界先说出来的。光这第一类人倒也好办。旧社会过来的，除了有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有一个共同的第二专业，那就是"改造"，"改造"成绩好坏，也要考核，当时叫"排队"，不言而喻，这个第二专业的考核，比第一专业的职称还要重要；至于那原来是革命的，原先一般也都在领导岗位上，有所长副所长或更高的职务，等到经不起运动考验，犯了什么的，就只能下来了，还要带上一顶帽子，于是也要做两项专业工作了。
我想，从自上而下的眼光来看，麻烦的还有另一部分人，当然不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接哪个班的问题，而是那些原本在很高很高的班上而现在又不适合于上那个班的人。回想当年，我们学部还真有一些大人物被贬到这里来了，象张闻天、杨献珍，都在我们学部呆过。上面之所以重视学部，我想这也是一个原因。这样的单位，当然不能长期撒在外面不管，于是我们就乘机早早回北京了。
而且，我们在干校的期间，似乎也比较的"宽松"一点。当然，干校还是干校，虽叫"学校"，可不是让你读书的地方。"干校""干校"，重点在"干"，不在"校"。每天出勤地里劳动，什么活都干，我干了很长一段时间菜地里的活，那一个阶段别说坐式读书，连卧式的也不易坚持的。
所幸这种劳动不到一年，我们奉命到河南信阳明港的一个兵营中"集中搞运动"，停止了一切田间劳动，天天开会"抓""五一六"。至于什么叫"五一六"，现在的年轻人只能从书本上得一点知识了。按我粗浅的印象，就我们学部来说，就是那些最初进行革命造反的，这时候都有可能被怀疑为"五一六"，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集团。详细的情形，恐怕要有待于以后的史学专家了。反正当时的学部，抓"五一六"是大大的重点单位。以这个名义，大家苟且偷安，只是委屈了那些被选出来的"五一六"对象了。
对于我们这些"逍遥派"来说，明港兵营干校，倒是又可以有些坐式和卧式的读书机会了，不过，专业书转入地下，变成卧式的了，而坐式的就只许读语录和老三篇等。当然，兵营中哪里来的书桌？每人床前用自己箱子摞起来，就是"书桌"了，好在这时以卧式为主，"书桌"的晃动，也就不太在意了。
卧式当然有卧式的局限，况且还是打着手电的"地下活动"，不容易读很厚的书，也不容易思考太深入、太专业的问题，于是我主要就加强了专业外语的学习。
我在别的文章中说过，我们这代人搞专业的外语都不好，也不很重视，因为我搞西方哲学史，感觉特别深，乘着"抓五一六"的机会，好好补补课。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种学法，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盲目性。除了英德法外，我还学了意大利、西班牙等语种，加上希腊、拉丁，和大学学的俄语，同事们偷偷戏称之为"八国联军"，幸亏那时学部的问题太"复杂"，要在别的单位，就这个"雅号"泄露出去，就够我受的。其实，我这些"外国兵"，只是些"乌合之众"，不用交锋，都已"溃不成军"，有的本来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或者竟是"小猫三只四只"而已，后来大多数自动解散，连遣散费也发不出来的。我存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现代希腊语等语种的语法书和字典，还有这些语种的《语录》，但愿有一天能"东山再起"，"人还在。心不死"嘛。
在名港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一年，在1972年，我们学部就全体撤回北京了。回来的任务仍是"抓五一六"。说句心里话，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抓的"或者是"被抓的"，都已经疲了，因"疲"而"油"，大家也都知道用什么办法度过每天的批判会；而会后，倒都是精神抖擞地做自己的事。一般也都偷偷地读点专业的书，有那智慧高的就利用这段时间，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写出了皇皇大著，不久就派上了用场了。
回城以后，运动照搞，但不再集中居住，各人回家，坐式的时间甚少，卧式读书内容，就不再受管制了。那时我承干校余绪，学外语正在劲头上，于是白天从汽车制造厂劳动回家，先以坐式学古代希腊文，兼读古代希腊的哲学著作，晚上则德、法、意、西、俄、拉丁一起俱上，轮番作战，其效果可想而知，不过我自己却乐在其中。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学习、阅读）就是一切。那时谁也料不到就在不久的时间，大开大放，竟然需要直接置身于外国学人之中，进行学术交流，当其时也，只要能够读读外文书就算不错了。
这一天果然来到。1980年我被派往美国进修两年，这一下我这个"八国联军司令"真够惨了，硬着头皮来到我的"主力部队（英语）"之中，却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得已，仍然回到坐式、卧式的模式上来，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离不开桌子和床，美国也不例外。
就读书方式来说，在美国期间，坐式和卧式所读之书，有了新的划分：坐式主要读外文书（主要还是英语），卧式就读中文书。我那时还真看了一些中文小说，记得读过白先勇的《游园惊梦（？）》，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那一段时间读过几本的，不过那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兴趣。这种区分，直到现在还隐约存在的。
回国后，随着条件的改善，我的读书方式由坐式分化出一种脱离书桌以手举书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有另外的坐处了。这在过去是一种奢侈，要坐着读书，就坐到书桌前来。不过这种分化出来的方式，是最近这几年才广泛地运用起来的，因为我十几年来，每天都在所里的写作间读书写作，在那里，也就是传统的坐式和卧式两种。我们的写作间，被允许放一张床，以备中午休息之用，不允许在那里过夜的，所以在那里的卧式，只是中午休息的时间；然而这一段卧式，却是全天最愉快的时间。当其时也，上午读书工作完毕，中午带的饭吃的饱饱的，吃饭时或有一二同事共进午餐，或浏览人民、光明两大报纸知晓天下大事，于是乎回转写作间，读那每天不同样的稗官野史、奇闻逸事，未几便扔书闭目养神，一切听其自然，空空然若有所思，此时余心最乐。
年前所内大调整，承蒙照顾，仍给我写作间，不过由安静处换到了行人必经之地，加之我也有了年纪，事事懒散起来。尝告戒自己，"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于是无论坐式还是卧式，都在家里运作了。
家里的书桌，和所里的一模一样，也许那个时期，这个级别的就只生产这种样式，很小，桌上放了文房三宝--纸不常在桌上，堆了一些常读或想读或经常查阅的书和字典，加上一盏台灯，面前只有一小方块地方了。老妻觉得委屈了我，想给我换一张大一点的，或者什么"老板桌"之类的，我说不用了，记得当年贺（麟）先生家的书桌，大则大矣，也是堆得满满的，面前的地方，跟我的一样小。我现在用计算机写作，不再用桌上铺稿纸，这是贺先生所没有的条件。
我在这张桌上读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书，这些书只允许采取传统坐式，正襟危坐，心无旁念，能够读进去--亦即进入书中的世界，就是好事；此类书，决不允许采取卧式，甚至不能采取手持坐式，必须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时而左手翻查字典，时而右手圈圈点点（如果是自己的书），或做做卡片摘录。常常是手脑并用，这是我的习惯。
如今我在读尼采的书。过去觉得尼采疯疯癫癫，虽然语含讥讽，但不成体系，不符合哲学学术的"规范"。去年开始，感觉就有所不同，尼采为后世所重，至今不衰，决非偶然。也许，过去读尼采我用的方式错了。我固然不敢采取卧式读法，大概多是用的手持坐式，尤其是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象小说故事一样，不躺着读就算对得起它，如今看来，方式完全错了。尼采的书，包括他的《如是说》在内，也要正襟危坐地坐在书桌前读。这也是我的习惯和体会，不意味着普遍适用。
手持坐式读什么？也不是说用这种方式读的都不重要。譬如近年我以此方式读中文的古籍，这些经典当然重要的很，只是它不是我的主要专业，同时不一定经常翻字典，所以就采取变通的方式，仍是坐着，但姿势就可以放松点了。
至于卧式，既然"联军"早已解散，也就不收拾残部了，维持住英德法还有参考古代的希腊拉丁就够我忙活的了，这样，卧式的书就有点杂乱无序。有一阵看金庸的小说很起劲，须得控制时间，否则就别想睡觉了。好在我是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规定的时间，说放下就放下了，而且不会失眠。现在我读什么？说起来大大不敬，我在读一点佛经。我感到这方面我欠缺太多，想补补课。不过也许会象读尼采的书那样用错了方式，或许哪一天就要用手持坐式了。
我已经说过，这几种读书方式，不是以学术价值分的，主要只是跟我的专业有关。其结果大致如下：
书桌坐式读书的结果，我会写专业学术论文；
手持坐式读书的结果，我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文，那当然是学习性的；
卧式读书的结果，我写过一些随笔散文。
这三种类型的文章中，都有我满意的和不满意的，并不是哪一种就一定好，只是说，我的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读专业的书，写专业的学术论文。
中国传统用一个"读书人"来指那些做文史哲学问的人，外国人不一定懂，因为他们的reader是一个临时的身份，他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会一辈子做"reader"，而居然还会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中国人则往往以终身为"读书人"为荣。
既然身为"读书人"，以"读书"为"专业"，则"读书的方式"，也就是"生存的方式"。于是，对于"读书方式"的思考，也蕴涵了对于"生存方式"的思念，遂有斯文也。
2000年10月23日写，2001年2月7日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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