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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念生，原名懋德。1904年7月12日生于四川省威远县连界场庙坝。1990年4月10日因前列腺癌病逝，终年86岁。 罗念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在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有杰出的贡献。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顾问兼分支主编。他一生从事外国文学有研究和翻译工作，是我国外国文学界的拓荒者之一，为我国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曾表彰他的卓越成就，希腊雅典科学院于1987年12月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至今获此奖者，国际上只有4人人）；希腊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学大学于1988年11月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至今获此称号者，国际上只有5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将他的事迹写成专门条目，收入《戏剧》卷中。 罗念生的家乡――连界场庙坝，地处四川威远、仁寿、资中三县交界处，为煤矿山区。其父罗九成以教书为业，曾开馆办私塾。当时的连界场没有小学。幼年的罗念生只能随父读私塾。他熟读古书，才思明敏，记忆超群，所作文言文深得乡贤称赞。课余常与小友们去池塘垂钓，去墙边捉蟋蟀，去山间打猎，享受着大自然和田园的乐趣。他的散文集《芙蓉城》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1918年，考入资中县立小学。1919年，考入威远县立初级中学，后因学校临时停办，改入荣县中学。半年后，为了逃避抓兵，开阔眼界，他邀集一批知交，结伴赴省城――成都求学，就读在成都华西中学。少年的罗念生品学兼优，尤以数学才能出众，深得老师们喜爱，并望他将来专攻自然科学。此时，他虽年少，却满腔爱国热忱，多次投身到“抵制日货运动”的游行示威行列之中。罗九成为了儿子能继续求学深造，便弃教经商，专营烧制木炭及炼铁作坊，每年资助他60元银圆做学费。1922年，他考入旧制清华学校，由成都到了北京，专攻自然科学。他的数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他的同学有朱湘、柳无忌、罗皑岚、孙大雨、陈麟瑞、水天同、杨葆昌等等。1926年，罗九成炼铁生意破产，家中开始破落，难以支付他每年近200元的学习费用。罗念生只得改学文学，以习作和译稿挣得稿费维持生活和学业。清苦的校园生活，对时弊的憎恶，促使一批喜爱文学的学生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新诗和新文学。在“五四”运动之后，清华在出现了两批新文学家，一批是闻一多、孙大雨、梁实秋、饶孟侃、谢文炳等；一批为朱湘、罗念生、罗皑岚、陈麟瑞、水天同等人。他们经常在清华校刊及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作品。1927年，经挚友朱湘引荐，罗念生为北京《朝报》编辑文艺副刊。从此开始了他的新诗及散文的创作。诗作大多收入他的新诗集《龙涎》中，散文收入以描写蜀中山水风情为特色的《芙蓉城》散文集中。林语堂先生曾称赞他的文字“清秀”。朱湘认为他的散文“风格清丽，有一奇气”。他与同窗卢木野合译了英国作家哈代的短篇小说，又与陈麟瑞合作翻译了德国作家施托姆的著作，经常刊登在天津的《国闻周报》上，从此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后来他将哈代的小说汇集成《儿子的抗议》一书，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将施托姆的中篇《傀儡师保尔》及拉丁文的中世纪学生歌曲《醇酒、妇人、诗歌》交上海中华书局及光华书局出版。 1929年，罗念生经过考试公费赴美留学。赴美前，曾回乡探亲。蒙亲友资助，同乡从南京接济，才得以制装登船赴美。对此乡情，罗念生在1989年6月，于病中所写的《乡思》一文中仍念念不忘，感激不尽，在美国，罗念生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和希腊文学。在詹姆森教授所授的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对古希腊文学的极高评价，加深了罗念生对古希腊哲学、文学的浓厚兴趣，加上挚友朱湘的鼓励，他利用课余时间，从古希腊原文翻译了悲愤诗人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赵元任先生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罗念生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1931年，罗念生与柳无忌、陈麟瑞等中国留学生在纽约共同编辑《文艺杂志》，由柳亚子先生任主编，在上海出版。罗念生留学期间，正逢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市场大萧条。为了坚持学习，他不得不一边上课，一边到餐馆洗盘子。1933年，他看到学习英美文学的中国留学生为数众多，而古希腊文学领域是个冷角，于是他决定转赴希腊雅典，专攻古希腊文化，以填补祖国希腊文学研究之空白。是年，他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他久已向往的欧洲文化发源地――希腊，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在学院里他选修了四门课程：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当时，他是唯一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在那里，他看不到自己的同胞，只有一次，在比利亚斯港见到了一位流落在码头的中国船员，生活十分凄惨。他乡遇同胞，罗念生十分同情他的处境，除了解囊相助外，他多方联络，终于通过旧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并在好心的希腊朋友的帮助下，买了船票将这位同胞送返祖国。在希腊留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丰富的、珍贵的古文化宝藏，使他如醉如痴。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古希腊文化的一切光辉、灿烂的精华。除了完成学院里的课程，他利用大量时间到希腊各地去访古寻迹，观看古代悲剧、喜剧的演出，了解希腊民间的风土人情。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都铭记在他的心中，为他日后六十一年如一日地从事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1934年深秋，罗念生回到了祖国，适逢各大学均已开学，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在上海，李济之先生介绍他到北平找胡适，胡适留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翻译西方名著，月薪八十元。年末，罗念生转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到陕西进行考古工作。在西安莲湖公园发掘出一座汉墓，又在宝鸡地区的斗鸡台发掘出古陈仓城的城墙。就在此次发掘中，罗念生被堵埋在了坑穴中，险些丧命。1935年夏，考古组由于缺乏资金，不得不停止工作，罗念生只好返回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他讲授古希腊文明史及英美文学，同时继续翻译工作，并与梁宗岱合编天津《大公报》的副刊《诗刊》。此时，抗日战争迫在眉睫，罗念生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他挥笔写下了《老残局的枪声》等散文作品，矛头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达了他的爱国赤子之情。为此，他的名字被列入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中。卢沟桥事变前夕，他不得不只身逃离北平，南下入川，而把妻子和出生仅有几个月的儿子留在了北平。后来妻子和孩子经天津、香港，转经数省终于与他相聚在成都。关于这一段经历中，在他的散文《鳞儿》中有所记载。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罗念生随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辗转峨眉、乐山、成都等地。一方面在大学任教，一方面还要在各地中学兼课。罗念生用古希腊人抗击侵略、反对战争的经典译作来鼓励中国读者奋发图强，坚持抗战；用古希腊英雄抗暴的故事，四处演讲，激励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在大后方的四川，出版事业和纸张极度困难，在罗念生的多方努力和奔走下，仍出版了他的《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这些作品对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和爱国热情都是有积极作用的。1938年3月，罗念生与卞之琳、朱光潜、何其芳创办了抗日救亡杂志《工作》半月刊。1939年1月，罗念生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并当选为理事。2月“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半月刊创刊，罗念生、李劼人、肖军等十一人轮流任编辑。4月罗念生与谢文炳、周熙民等人创办《半月文艺》，发表抗战文艺作品，进行爱国宣传。“文协”成都分会成立时，由于国民党史反动派的干涉与迫害，没有会场开会，罗念生毅然腾空自己的住房，做为分会的会场。1945年9月28日，抗战胜利之初，民主运动兴起，罗念生和叶子陶、姚雪垠等进步文人一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的阴谋，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成立联合政府。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于昆明，罗念生与许多进步人士一样，极为愤慨，他与友人一起出专刊，写诗文，悼念闻一多烈士，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血腥罪行。 1946年，罗念生到长沙湖南大学执教，与罗皑岚、胡子安等人办副刊，出版著作。1947年，他经上海赴青岛，在山东大学任教。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他终于返回离别十数年之久的北平，就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并于年末迎来了北京的解放。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罗念生难以实现其报效祖国的宏愿。从1934年深秋回到祖国，迎接他的是灾难接着灾难。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陕西、四川、湖南、山东……为求职而不得不多处兼职，以对付日变夜涨的物价。生活没有保障，十分清苦，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尽管如此，罗念生也没有放弃他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在四川乡下的昏暗的菜子油油灯下，在随时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到处躲警报的日子里，罗念生还是坚持翻译了大批的古希腊戏剧作品。 1949年我们的共和国成立了，罗念生从此得到了充分施展专长的天地。他出席了首届全国文代会，在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一大批国家的领导人。1952年，周扬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亲笔写信给他，鼓励他为人民、为祖国更好地研究和翻译古希腊文化典籍。并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研究工作。1958年，北大文学研究所合并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后改为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此，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顽强坚毅的精神，潜心于向中国人民介绍古希腊文化的工作之中，为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填补了我国古希腊文学研究的许多重要空白。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奉献了一生。 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决定排演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罗念生兴奋不已。这是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次公演古希腊悲剧，是他多年的夙愿，他不顾年迈体弱，冒着寒风多次到课堂给学生讲课，介绍希腊悲剧。1986年3月，《俄》剧在北京公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文艺界、学术界和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罗念生激动地写道：“1935年，我在宝鸡斗鸡台发掘陈仓城，深夜灯光如豆，翻译《俄狄浦斯王》，时值黄昏，我终于看见这出被亚里斯多德誉为最完美的悲剧在我们的舞台上熠熠生辉。一生梦想成真，谨志数语，抒发喜悦的心情，祝演出成功！” 同年6月，《俄狄浦斯王》一剧应邀到希腊德尔菲市参加国际古希腊戏剧节，并在雅典进行公演。罗念生以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团长身份随剧组参加了这一盛会。 时隔五十年，他又回到了曾经在此学习过的希腊，并且带着由他翻译并兼任文学顾问的《俄狄浦斯王》剧组，来到戏剧的发源了献演，他的兴奋之情是可以想到的。在戏剧节的开幕式上，罗念生应邀登上了主席台，并做了学术报告，引起希腊和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的震惊。在中国有这么一位老学者，一生从事古希腊戏剧的翻译和研究，中国演出的《俄狄浦斯王》那么精彩，振撼观众，中国人的到来，成了第二届戏剧节的中心、焦点，罗念生也成了最受人尊敬的贵宾，受到希腊方面热情的款待。回国后，他写下了《重回希腊》。 1988年，哈尔滨话剧院又排演了罗念生翻译的另一部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罗念生写道：“两年前这个时节，中央戏剧学院在北京上演了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这次的演出是成功还是失败，译者心里忐忑不安，结果是喜出望外，这台戏即应希腊德尔菲欧洲文化中心的邀请，到诗人的故乡献艺，赢得了声誉，真是梦里难寻。《安提戈涅》是约莫40年前翻译的悲剧，虽然至今才是公演，译者还是感到喜悦，心满意足。希望今后我们能继续上演古希腊戏剧，这不仅可以使观众获得艺术享受，也有助于促进我国戏剧的繁荣。译者不知老之已至，还想多看这种演出。按照亚理斯多德对悲剧功用的看法，陶冶自己的性情，还可以提高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 《安提戈涅》一剧在哈尔滨首演成功后，应邀赴希腊参加了第四届国际古希腊戏剧节。罗念生做为该剧演出的文学顾问再次随团访问希腊。他被安排在开幕式上，第一个做学术报告。欧洲文化中心主席伯利克利斯.尼阿库先生在大会上特别向罗念生表示敬意，并宣布罗念生先生作为文化中心的特殊贵宾，可以随时访问希腊。德尔菲市市长还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和证章。《安提戈涅》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他感到欣慰。在多次的宴会上，他都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几十年的劳动，获得了成果。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触景生情，怎能不激动呢！正像他在1988年2月12日接受雅典科学院授予的最高文学奖的仪式上的答谢词中所说的：我一生钻研希腊经典著作。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我热爱希腊和希腊人民，爱琴海上明蓝的风光和雅典城上的紫云冠时萦脑际。希腊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高峰之一，可惜我没有攀登到它的顶峰。时值立春，我已经度过了八十四个春秋，但愿我能到达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九十高龄，甚至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的百年长寿，使我能努力钻研，辛勤译著，以报答希腊朋友对我的厚爱与鼓励。“这次访问回国后，他又写下了《三访希腊》一文，以抒发他的激动心情。 1988年秋，由于长年的辛劳，罗念生的身体出现了异常，医生怀疑他的前列腺有癌变，他本人并不知道，但他已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更是从早到晚奋力工作，与生命争夺时间，他着手从古希腊原文以中国的诗体翻译荷马史诗的《伊里亚特》。他很早就想译此史诗，但总恐功力不够而未敢动笔。此时，他感到再不动笔就会没有时日和机会了。自此他每日抢译史诗，直到去世前，他已将《伊里亚特》译完一半以上。 1988年末，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斐艳玲女士，想把罗念生翻译的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一剧移植为河北梆子，用传统的中国戏曲演出形式表演古希腊悲剧。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非凡的创举。当根据他的中译本改编的《美狄亚》戏曲本完成时，罗念生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不顾病痛，支撑身子，逐字逐句地阅读和修改戏曲改编本。1989年6月，第一部用中国戏曲形式演出的古希腊悲剧《美狄亚》在石家庄诞生了，他已无力前往观看，多次要人送来演出的录音，一遍又一遍地在家中收听。由于1989年的那场风波，《美狄亚》一剧在登机赴希腊的前一天被欧共体取消了计划，他为此深感遣憾。可以告慰罗念生的是中国戏曲《美狄亚》已于1991年应邀赴希腊、塞浦路斯、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巡回演出。 希腊帕恩特奥斯大学为了表彰罗念生的成就，决定邀请他赴雅典，接受该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称号。1988年10月末，他又一次乘上了西行的飞机。在瑞士苏黎士机场转机时，他感到不适。抵雅典后，病情加重，经医生检查，患小肠缠结症，不得不住院动手术。在雅典治病期间，他得到了希腊政府和朋友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希腊卫生部、教育部、外交部责成医院组成了专门的治疗小组，负责罗念生的治疗，派了希腊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为他动手术。我国驻雅典大使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胡绳同志都给了极大的关怀。他的病情终于由危转安。11月24日，在帕恩特奥斯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罗念生“荣誉博士”称号。年底他返回祖国，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1989年春天，病情好转，他急切请求医生批准出院。在回家的第二天，他就趴在书桌上，继续《伊里亚特》的翻译。他说：“一个人活着若不工作，就毫无意义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同年秋末，他的前列腺开始扩散，不得不再次住入中日友好医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协助治疗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使他的病情再次平稳下来，1990年春，罗念生又高兴地回到家中。不幸，他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病情突然恶化。但他没有倒下，支撑着身子，将自己的译稿一份一份整理停当，又将《三访希腊》一文重新抄写，并加了后记。那知这成了他最后的笔迹。3月19日，罗念生病危，第三次住进中日友好医院，经医院抢救无效，终于1990年4月10日11时50分与世长辞。逝世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以胡绳为首的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他的同事、朋友都来向他告别。首都文艺界、文化界的朋友们、艺术院团的领导和学生们，沉痛地向这位良师、文化上的拓荒长者告别。长长的向他致哀的人流，众多的紧紧叠放在告别大厅两侧的花圈和挽联，表达了人们对他深沉的哀思和悼念。 罗念生一生辛勤笔耕，硕果累累，译著和论文共计1000多万字，50余种。他翻译了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完整传世的全部悲剧：《乞援人》、《波斯人》、《七将攻忒拜》、《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共七部；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完整传世的全部作品：《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厄特克特拉》、《特剌喀斯少女》、《菲罗克忒忒斯》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共七部；他还翻译了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美狄亚》、《特洛亚妇女》、《阿尔刻提斯》和《酒神的伴侣》等五部；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多芬的喜剧《阿卡奈人》、《骑士》、《云》、《马蜂》、《地母节妇女》和《蛙》等六部；古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以及古希腊的《铭体诗选》；还与人合译了《伊索寓言》、《琉善哲学文选》、《古希腊罗马散文作品选》、《意大利简史》；主编了《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编有《古希腊罗马戏剧理论》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制定了《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出版过散文集《希腊漫话》、《芙蓉城》，诗集《龙涎》，论文集《论古希腊戏剧》；还翻译过英国哈代的短篇小说集《儿子的抗议》、德国施笃谟的中篇小说《傀儡师保尔》、拉丁文的中世纪学生歌曲《醇酒、妇人、诗歌》、普鲁塔克名人传的《狄磨西尼传》和《西塞罗传》，以及大批有关新诗、格律诗、古希腊文学和文艺评论的文章，散见全国部分报刊。罗念生对古希腊戏剧的思想内容和特征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1985年出版的《论古希腊戏剧》一书，是他在这方面学术成就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自古希腊语直接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古希腊语中的一个正规的动词的变化就有将近三百个字形，而且还有大量的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一条语法来，是颇为困难的。此外，抄本古老，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易读懂。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许多人在困难面前退却了，罗念生却始终在这项艰难的工作中默默无闻、甘于寂寞地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外国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信、达、雅”兼顾。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字讲究，忠于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对统一译名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关于辞书出版的指示，罗念生与水建馥等同志奋斗了五年，终于完成了《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工作，填补了我国辞书的又一重要空白。由于众所周知的我国在出版事业上的问题，至今仍未付排。他在病危时，仍念念不忘词典的出版之事。他认为自己将不久人世了，只要词典出版了，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定会有重大的帮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罗念生一直与晦涩、枯燥，像甲骨文那样难懂的古希腊文学打交道，终生不倦，孜孜矻矻，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灾难和厄运时时临头的日子里，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除了吃饭和睡眠的时间外，几乎全是在他那用床板加宽的书桌前度过的。在他的住所，人们从窗外总可以看到秉烛夜耕的他坐在书桌前，从黄昏到深夜，那盏黄红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在严热的夏天，晚上乘凉的大人、小孩聚了一院子，而灯前像偶像般的他，仍然专注地坐在那里。这种情景引起小孩们的好奇，他们多次登窗沿向内窥望、逗闹，竟都引不开老人的视线。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老人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这次他听见了，他离开书桌走向窗口，笑着向孩子们招手……。事后，他把这段故事讲给家人听，并引以为乐。他心甘情愿，矢志不渝，不追求热门，不图名于一时，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先驱者。 罗念生不仅有着良好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称是楷模。他善良、忠厚，待人热忱，虽不善言表，但内心却是个火热奔放的世界。他不计名，不为利，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有求必应。他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查询资料，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每月都要寄出许多解答的复信、复函。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拮据。有人劝他翻译些通俗，出书量的畅销书，他说：“这些书有的是人可以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他常常嘱咐儿女，生活上过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物质上的享受都是转瞬即失的东西，只有学问和奉献才是永存的。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罗念生先生比喻为“中世纪的和尚”这恰给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他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善于理解人、体谅人，就连家中的保姆他也尽力关照她们，减轻她们的劳动负担。亲朋遇到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费尚未到手，就已经预支出去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尽力与医生配合。医护人员都喜欢他，夸他是最听话的病人。他向医生要求再给他点时间，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马史诗”的译著。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这个夙愿留给后人。然而他带着遗憾走了，留给儿女的是一个仅有10元人民币存款的存折，但是留给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却是丰厚的、永存的纪念――他的译作和遗著。 对罗念生的学术成就，美籍华人著名教授柳无忌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一位资深的古希腊文字与文学专家，自清华读书时起，致力于这门学术的研究已有60余年。在今日中国，不论大陆台湾，找不到一位像他这样献身于古希腊文学的研究者。”1987年12月29日希腊雅典科学院授予罗念生最高文学艺术奖的奖状上写道：“雅典科学院理所当然地决定将此奖授予罗念生教授，因为他在他的祖国――中国，为研究和关心希腊文学呕尽心血，并决定在1987年12月29日全体会议上宣布这一荣誉。”1988年2月12日，在希腊驻华使馆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希腊大使迈戈洛科诺莫斯先生代表雅典科学院致词中这样说道：“中国和希腊在历史上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国家，它们都曾经是人类思想和文明的中心――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我们常说，现代科技使思维和观念旅行得更快了，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古代的不同文明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自古以来，思想的旅行是从来不知道边界和距离的。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课题。在这个课题上，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罗念生教授那样博识广闻，向在场的如此杰出的中国公众介绍罗念生教授，未免有些多余。但是，为了我们的外国朋友，我要说，照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外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曾像罗教授那样，把古希腊的文化介绍给如此广大的公众，并持续了如此长久的时间。罗教授50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古希腊思想和文化，并出版了50多部著作……，我国的最高文化机关‘雅典科学院’于1987年12月29日决定，将最高文学艺术奖授予罗教授。在过去的十四年里，只有三位非希腊公民获得地奖。这不仅仅是对罗教授的工作表示敬意，它也代表了一种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方面的姻亲关系。”1990年1月15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里欧亲笔写信给罗念生，向他表示敬佩之情，他写道：“尊敬的念生老师，请接受我对您的工作表示的钦佩。这项工作范围是巨大而广阔的，它的价值将会像人们崇敬精神世界的创造一样长久地存在下去，并且我相信，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失去对精神和道德的价值的尊重……。” 1988年夏，联邦德国杜塞尔多夫电视台在希腊德菲尔，为罗念生拍摄了专题新闻片，集中介绍了他的成就，并在联邦德国播出。1988年12月18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以整版的篇幅，分别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专访，介绍和宣传罗念生的贡献。1986年和1988年，希腊许多报纸多次用整版篇幅介绍罗念生和他的工作。1990年4月11日，罗念生病逝的第二天，希腊政府在唁电中高度赞扬了他的劳动和成就，并要永远记住罗教授的工作和他的名字。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希腊的爱琴海上。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他们不同意将骨灰撒在海中，决定将以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