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沈志华曾是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学者沈志华:曾是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学者 沈志华1950年出生。1968年应征入伍。1979年考取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怕,我现在事太多了。” 历史学家沈志华说,“我不大想谈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 说归说,实际上做的,却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他借助新公布的苏联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有出入,招来某些同行的侧目自不消说,还有人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对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是去喊口号了。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材料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沈志华学上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从部队复员;明明是最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68年2月就当兵了,航一师的,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热衷政治运动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他的将军梦很快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73年的考试。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怎么回事。 “197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的级别够买很多这方面的书。”和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那篇著名回忆文章中讲的一样,“文革”晚期这批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社科著作,成了很多人思想启蒙的火种。 “邓力群觉得我是不错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建国以来到‘文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这篇文章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研,他的通知书生生就给领导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邓在一次大会上讲,沈志华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 “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挺不错的这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很多年后,邓力群还在一次接见年轻学者的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说我是‘左王’。其实我是很爱才的,当年沈志华,他的观点我很不同意,但是我还让他读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学习,就能为国家做贡献。” 在监狱里做学问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十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原本,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保外就医什么的,能少受点罪。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儿,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觉。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总不能脸朝脸吧。” 后来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列宁被关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儿人家盛传,说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生活他们都说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在监狱里头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 他感慨,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呆不下去,就想到了南下。“85年春节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我就去了深圳。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要出一套外国学术丛书“20世纪文库”,缺人审稿。于是找到了沈志华。他放弃了南方已经稳定的工作,每月700元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元。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完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88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回去又挣钱去吧,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但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后来,海南省的银行的人,黄金处的人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我们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40岁开始的好运气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 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垫。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为有名的学者。” 30美金雇用俄国学者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需要一个官方身份。“没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去了俄罗斯,才发现那里的效率之低下,令人难以忍受。“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而且特别贵,一页一个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2.8美金。”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 再就是去美国复印档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谁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的,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历史学家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人们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了嘛。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就会去思考。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历史是什么?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你仔细听,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人物周刊:学术上您一直都是单干,很晚才进入大学体制,您对这个环境感受如何? 沈志华:现在的教育体制就是一架行政机器。意志不坚定,或者说内心追求不是很强烈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 搞历史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材料,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你不能拍拍脑袋想想就说。但是你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要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大家都在争项目,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一天到晚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真的也没有人做学问,把学生也都带坏了。这种状态快10年了。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什么学术上的打算? 沈志华:我在的华东师大有了一个专门的“冷战史研究中心”,学校也很重视。学科建立,人才培养,都有了很好的环境。 我自己这方面,最近资金托管上遇到一点小麻烦,没法再投入很多了,好在也不用自己贴了。另外,我在上海有一批企业家朋友,素质很高,也愿意为文化做点事,也信任我。所以我想将来还是会做一些支持学术的事情,把好的资源整合起来做基金,资助档案收集整理。博士生有好的课题,也可以来申请。比如很多至今研究很薄弱的领域,比如建国之初大城市的接管工作、秩序的恢复等等,我们可以给你条件,让你跑档案,查资料。 人物周刊:到现在为止,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沈志华:当初没有学好英文,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受限制。当初我跟李丹慧(沈志华夫人)商量,女同志学语言快,想让她学,哪怕是专门到国外呆两年都成。但人家自尊心强,不干。(大笑)说凭什么你搞专业,我就要学英文。现在老了,很难学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吴虹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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