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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五伦，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和伦理、政治相结合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传统也丢掉了。 过去的这个传统是有经济基础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长来支配钱怎么用，或者办学，或者在饥荒时义赈，救济灾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来应对？假设我们从外面借一个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兰过来，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回到中国人过去那种天地国亲师的信仰(而非政治或伦理)状态？这是中国文化要解决的大问题。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社会。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师长、长辈，注意各种亲属关系，和别的民族还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赚了钱，还要寄回家，很顾家的。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存在某种传统。不能说基础牢固，但场域尚在，还有可为。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发展出信仰？学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会调查，还要政治家的努力。这是很艰巨的事情。 记者：这和您说的“西体中用”有关系吗？ 李泽厚：大有关系。关于西体中用，我已经写了很长的文章，不再重复。简单说两点。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讲改革开放嘛；“体”是指社会存在。西体是指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本体。这和我说的吃饭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体”，不是虚无飘渺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精气神啊什么的。 第二，我的这个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的。中体西用来自张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没有中体西用，我也不会说西体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后的应用。中国用西方的体，会创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说转换性创造。从而，这个体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个体了。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详细的可参看我的《再说西体中用》一文。 记者：上海7月份开设了首个中小学生诵经班，辅导他们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启蒙经典。请问您对儿童读经运动有什么看法？ 李泽厚：我并不反对读些经典，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读经运动，是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这些我是反对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中国礼教的特点，是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这出自您对巫的理解吧？现在年轻人的思维结构，完全是西方现代科学那一套。而西方概念体系和中国传统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学、宗教，中国过去都没有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从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 李泽厚：我就是从根子上找。例如，为什么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和人是绝对不同质的。你只能皈依上帝，请上帝赎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变成一体(除了某些异端派别)。中国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这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说的巫史传统。似乎别人还没这么说过。 记者：周公和孔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泽厚：我认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三个人。 记者：秦始皇为什么了不起呢？ 李泽厚：我以前没有讲过，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发言权不够。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书同文等等。汉字在维持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和统一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我认为，汉字并不是口头语言的复写，和西方语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语言学家，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我觉得这个看法很重要。 汉字怎么来的？来自结绳记事。所以汉字具有神圣性、可崇拜性。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写“敬惜字纸”。一张白纸，写了字，就应该爱惜它，尊敬它。没有汉字，中国很早就分成很多个民族国家了，就和欧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样。 而且，汉字控制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要英国教授看懂11世纪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东西。文字有这么强的持续性，语言受它的控制。 除了书同文，秦始皇还有汉武帝把六国开始有的郡县制给统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这也很了不起。中国的基础都是秦汉时打下的。 记者：记得您讲过，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您还是倾向于中央集权？ 李泽厚：1990年代我和很多朋友争论时说过，中央集权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权。中国最可怕的是内战。如果地方分权，每个地方都有个军区支持它，那湖南和广东就可以打仗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统一市场，多好。欧盟就是想搞个统一市场啊。 什么事都有利必有弊。中央集权当然有弊端，但比分权可能带来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这个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赞成的。可以搞试验，但如果发展趋向与中央对立，那就麻烦了。 记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统？您能不能讲得细致一点？ 李泽厚：我是搞哲学的，只能说个大概。经济上、政治上，哪些该分，哪些该统，那是我无法发言的。但我当年就赞成宏观调控，1990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央集权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军阀混战。 访谈三：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记者：您似乎对民族主义比较反感。 李泽厚：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记者：有很多学生游行抵制日货。这个算不算民族主义？ 李泽厚：我觉得，政府和学者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但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记者：能不能对自己做个评价？ 李泽厚：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作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的“古今无两”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我又想为什么近来老有人问这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 记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都很独特。您的这套概念能够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之间搭一座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李泽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世界，和西方沟通。从王国维到冯友兰、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将来能走进世界。 我这些概念，不仅中国可以用，将来西方也可以用。比如我的实用理性，当然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呵呵。 记者：您在和陈明的对话《浮生论学》中几次提到，中国学术界应该重视分析哲学。我也感到，许多人用同一个词，但却是不同的含义，这样讨论问题就容易南辕北辙了。 李泽厚：现在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经常一篇文章内自己的话有矛盾。其实一直有这个问题，当年讨论形象思维就是如此。现在的文风也不好，学后现代，搞得晦涩难懂，可以清清楚楚讲的，故意曲曲折折、模模糊糊。 记者：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主力军，您有什么评价？ 李泽厚：在1979年的《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我说希望属于下一代。我希望能“为王先驱”。 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出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我当时说，红卫兵一代搞自然科学是没有希望了。但我希望在人文学界、政治方面出一些有作为的人。包括文艺界，我希望出一些大家。20多年过去了，我对此相当失望。 最大问题是原创性不够，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当然也不能胡乱创造。 记者：到现在，您的著作总共印了多少册？ 李泽厚：我没有数。我所有书都有盗版。这些书好像还是学生买得多。因此盗版书都集中在学校区域。书有人看就好，可惜错字太多。我的书在台湾卖得也不错，例如《美的历程》，这个没想到。这大概是我的惟一安慰。 记者：为什么一直有人看呢？说明一直没过时。 李泽厚：不随风倒。现在讲华伦斯坦、白银经济等等，我就不信。我以为，不论做事或做学问，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一向说，判断能力比知识重要。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对几分，错几分，自己要有判断。现在很多是人云亦云，赶时髦，追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