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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王锺翰先生以95岁的高龄功德圆满地走了，令我极其伤悲的是我为他理了几十年的发，可是在他病重之前的一个月里，由于忙于评估，没有及时去医院为他理发，当评估专家反馈意见的那天（11月16日）下午，我再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已经口中、鼻中插上了呼吸、氧气等管子，几乎不能动了。但先生的双耳十分灵敏，我对他说：“学校评估时校长和专家都说您为学校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马上点头示意，我看到他的头发比较长了，便说：“我为您理个发吧？”他知道不方便理，便摇了摇头，我安慰他说“那就等过几天好些了再理吧？”他又点了点头。当时在场的护工说，“前些日子我想给他理发，他说‘等李德龙来了再给我理吧，他理得舒服’”。我听了以后含泪离开了重症监护室，默默祈祷王先生能将身体恢复到住进普通病房的状态，那时，我会马上去为他理发。然而，12月12日凌晨，不幸的消息传来：王先生离开了我们！ 12 月19日向王先生告别的那天一大清早，我来到了西苑医院，随家属将王先生入殓后又到八宝山告别室，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整容师为他整容，并叮嘱他“一定要给老先生理好发！”整容师十分敬业，不仅为王先生理发剃须，而且仔仔细细地为王先生整容近一个小时之久，将王先生的面容整理得红润、慈祥，总算使我后悔多日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但是，我是多么想再为我的恩师多理几年发呀！ 我与王先生相识于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民院历史系工作之时，此前我曾听过一次王先生点校《清史稿》的讲座。我早就知道先生是师从陈寅恪、邓之诚、洪煨莲等众多大家，并曾在几位大师家居住、得到过大师们真传的史学名家。对他，我一直有高山仰止之感。那年元旦历史系教师聚餐时，王先生与当年调入历史系的8位年轻教师一一碰杯，75岁的老先生每一杯酒碰完之后都是一饮而尽。我在这之前还没喝过白酒，但看到王先生的举动，也一口干杯，王先生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可以留在历史系工作了！”引得在场的教师们轰堂大笑。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大师的距离。至此，我才知道王先生那么大学问，却是如此的真实、豪爽！于是暗下决心，立志要做个人格像王先生那样的人！ 十年之后的1996年，我担任了历史系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副主任。当年在为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定成绩时，有些老师为自己指导的论文全部给予了优秀的成绩，整个毕业班毕业论文的优秀率太高，我感到很为难。后来召开了系学术委员会最后确定毕业论文成绩，王先生作为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上拿过一摞得“优秀”的毕业论文，粗略地过目之后便说：“这个撤下”！“这个拿下”！相当一部分初评为优秀的论文成绩降为了良好或合格。个别指导老师对此有些意见，但当我们复查毕业论文时发现，被王先生从优秀成绩撤下的论文全部都是质量较差的，有些甚至还有抄袭的现象。事后我问王先生：为什么您一看便知道那些论文不够优秀，王先生说： “我一看题目就知道一个本科生根本做不了那么大的文章，更甭说做得优秀了”。我告诉他某篇被撤下的论文有抄袭的内容，王先生又说“我一看开头的写作口气，就知道那篇文章不是个本科生写的”。从此，我不仅十分敬佩王先生的学问，更佩服他对教学、对教育事业敢于负责，主持正义，不怕得罪个别不负责任者的精神。事后他亲口对我说，“你当老师如果不认真，把一个抄袭成篇的作业给个优秀的成绩，会把这个学生培养成投机分子，会害了这个学生一辈子”。 1998 年，我正在日本留学，突然有一天接到了王先生在“八行书”宣纸上用蝇头小楷给我写的书信，大致内容是告诉我师母去世了，希望我能回国跟他读博士生。并在信中说，“我的眼力下降了，要读就尽快回来”。回想起每次去先生家，80岁的师母必定要给我沏一杯茶，临走时一定亲自送到门口，想到回国后再也见不到师母了，引起我极大的伤感，更不知王先生会受到多大打击。于是，我提前三个月回国，考上了王锺翰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更多了起来。一次，我问王先生，您懂得英、日、俄、法、拉丁及满文、蒙文等那么多语言，你认为我们应该重点学好哪种语言，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应该先学好中文”，然后又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问的问题，我在年轻的时候同样问过陈寅恪先生，他就是这么回答我的”。并且说：“一个中国的学者写不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什么学问也做不好”。想想王先生的话，再看看如今很多外语水平很高的硕士、博士却翻译不出流畅美丽的汉语文章，不禁使我感到，王先生的话多么切中要害！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其文笔之流畅堪称一流，史学界有口皆碑。 2005年，我受人之聘，主编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历代日记丛钞》大型丛书（201册）。书编好后，我请王先生为之作序，王先生让我先打个草稿。我立即遵命以王先生的口气写出了《序言》初稿并交给王先生修改，两天以后，当我拿到先生修改过的稿子时，看到两页A4纸打印的初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先生改动的笔迹。我感到十分惭愧，马上按修改稿更正录入打印，再交到王先生手中请他过目。我以为先生过目后就可以交付出版社印刷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王先生在改过誊清的稿子上再次修改了许多字词，先生怕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改的，又亲自一笔一划地抄写了一遍，然后又在自己抄写的格纸上涂改了十多处，也就是说，这篇不足两千字的序言，王先生至少字斟句酌地修改了三遍！当时王先生已经是93岁的高龄，写每一个字都已经很吃力了，但是他对于将要发表的文章，却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修改后的《序言》，真正如行云流水，用词十分准确，文字极其漂亮，谁读起来都是朗朗上口，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的意味深长。我与王先生相处20多年，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一句，也从来没有一条一条地教训我应该怎样做学问、怎样做工作、怎样做人，但是，他却时时事事用他那踏实、认真的行为无声地教育和鞭策着我。王先生生前给我写的每一个字或修改过的每一篇原稿，我都当宝贝一样地珍藏着，这些遗物是我毕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王先生是一个真正大爱无私的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学生，他经常自己出钱购书送给我们。我上他的第一堂课时，他发给我和我同学每人一本600页的《清史史料学》教材，就是他自己出资从台湾购买的。早在我读他的博士生之前，他就曾将他点校的成套《清史列传》（20册）送给我。2000年，我到图书馆担任馆长以后，他又不断地将《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八旗通志》等大型成套的文献资料委托我送给图书馆。2004年，他又将自己几十年搜集、珍藏的1600册整整6大书柜的线装、平装图书连同书柜送给了学校图书馆。图书馆立即对这些珍贵图书进行了认真整理，专门刻制了“王锺翰先生赠书”的印章盖在每一册书上，编目上架，供读者使用，让每一位来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王先生的恩泽，并永远记住王锺翰这位伟大学者的风范。 今天，王锺翰先生离开我们了，我们在无限悲痛的同时，只有努力地向他学习，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实实在在地做事、做人，这样才能对得起他对我们的精心栽培。 最后，以我在向王先生告别仪式上所拟的一幅挽联，寄托我的无限哀思： 提耳言犹在，先生仙逝，欲见仪容空留影； 扪心齿欲寒，吾辈恸悲，欲闻教诲杳无声！ 锺翰师千古！ 2007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