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还应该看到的是，《河山集》的命名与出版，反映出白寿彝先生与史念海先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挚爱真情。当时正值建国不久，万象更新，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很想大展鸿图，用自己的成果来报效祖国。据王毓瑚先生回忆，“那个时代，有好几个搞历史的人都出了论文集，吴晗之外，象白寿彝、侯仁之等人都出了，好象是一时的风气” 。 瞿林东先生对这方面有细致的分析，我是深表赞同的。他说：“我以为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白先生把史先生的论集命名为《河山集》，是有深刻的学术思想渊源和爱国主义精神基础的”。“史学家研究祖国的历史，包括祖国的历史地理，不仅仅是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同时也是史学家对祖国的一种天职，一种挚爱。我至今都还时时在想：‘河山’二字，有多重分量？这是无法比拟，无法估量的。一个史学家能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分量和价值，并鲜明地把它概括出来，可以说是理性的升华与情感的升华交织在一起，成为优秀史学家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境界。白、史二位先生，真可谓人生中的挚友，学术上的知已”。“可见，白先生对祖国河山的挚爱之情是始终不渝的，这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突出的反映，他把史先生的论集命名为《河山集》，而且成为一个系列的传世之作的名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确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 当我们在欣赏白寿彝与史念海两位先生心心相印，成就《河山集》一段史坛美谈之时，仍不应忘记，正是《河山集》这个名字及其集中一篇《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的论文，使史念海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极大冤屈。 1942年，史念海先生至重庆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以后三四年时间，生活相对安定，重回治学环境，有师友的指导和帮助，在学术上很有成绩。其恩师顾颉刚先生说：“史念海所进的是该馆的史地组，他在里边着实读了几年书，《中国的运河》就是在那时著成的。同时，替我编了几期《文史杂志》” 。1945年7月，史念海先生完成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顾颉刚先生读后认为很好，于是收入《文史杂志》第六卷第二期。 其后顾颉刚先生回到苏州，重新编印《文史杂志》，据史先生回忆，“颉刚先生还为之写了一篇《复刊词》。当时不知哪一位先生协助颉刚先生编辑，仍由第六卷编起，不仅此也，竟然又把不佞这篇拙作编了进去，显得十分奇突”。即史先生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又一次编在了《文史杂志》刊物之上。这一点连史先生也感到意外。 到了1963年出版《山河集》时，史念海先生因为这篇论文是经过其特别尊敬的恩师顾颉刚先生审阅过的，很为珍念，就把它也收录入《河山集》，作为最后一篇。 这本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却平地起了风浪，为史先生惹起祸端。首先，一些人认为，史先生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论述的是诸葛亮由蜀北伐的战略，是一篇古为今用的具有策论性质的论文。解放前的形势是国民党政府位居南方，史先生这篇论文正是为国民党由南向北进军献计献策的。其次，1963年时，国民党退守台湾岛，史先生出版的论文集却叫《河山集》，还收录有那篇论文，则其论文集正有“还我河山”之深意。 对史念海先生《河山集》名称与论文《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论文内容的曲解，使史先生在文革中蒙受了不白之冤。史先生回忆说：“正当我要继续探讨祖国河山历史面貌之时，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我身为教授当然是俗话所说：‘在劫难逃’。连《河山集》这个书名都成了我的罪行之一，硬说‘河山者，还我河山’之谓也，由此断定我想复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佞被当作牛鬼蛇神，据说罪案甚多，因而关押在‘牛棚’之中。这篇文章（即指《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竟成了一种罪案的把柄。仅是这篇文章就构成了三宗大罪：一宗是一九四五年抗战初获胜利，蒋介石由峨眉山上下来，伸手摘取桃子，这篇文章是要提醒他北上进攻，并指明进攻的道路。二宗是同一篇文章继续在苏州印出，当时蒋介石已返回南京，还要他由秦岭北攻。三是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后，一九六三年企图反攻大陆，又把这篇文章印出，是在为之摇旗呐喊。为了这三条罪案，纠缠了许久时间 ”。 《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是一篇纯学术的论文，《河山集》的名称又是亦师亦友的白寿彝先生给取的，白先生曾经接受调查，在1956年10月10日、1967年6月16日与1968年1月17日三次写了书面材料，详细说明了史先生《河山集》论集的出版过程及命名原委，这才稍微缓解了这件事对史先生的影响。 一篇学术论文，能够让人产生如此联想，足以说明它的内容很精彩，具有了永恒的价值。而对《河山集》名称的曲解，不仅无法降低其学术性与思想性，却更增加了这一史坛佳话的传奇色彩，显示出史念海与白寿彝两位先生在学术活动中具有了一种“指点河山，激扬文字”的侠义豪情，这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能够拥有的。 三、八九十年代合作《中国通史》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科技文化事业重新走向正轨。老一辈史学家获得了科学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于是相互鼓励，多方支持，自己产出或合作完成重大的科研成果，成为他们学术活动与交往的主旋律。 1980年，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二集编辑好以后，请白寿彝先生赐序。这是史先生的论文集第一次请人写序，请的是白先生，可见史先生把白先生当作自己学术上的知音，引以为荣。 白先生在此序言中对史先生的工作及《河山集》二集进行了评价：“念海同志治历史地理学，快有半个世纪了，早已成绩硕实，卓然名家。……他在原来务求坚实的学风的基础上，于利用文献之外，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订正了文献上的讹误，补充了文献上的疏漏，探索了历史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并认为‘应该使这些变化和影响成为当前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根据。’”“这是近年出版物中难得的一本好书。它提醒我们在历史工作中应该注意到地理条件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史学史大家，白先生的评价真是一言九鼎，《河山集》二集确是史先生的扛鼎之作，是开创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这个历史地理学基本方法的奠基之作。同时，白先生在《序》中还表达了老一辈史学工作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我谨祝贺作者的成就，并顺祝作者和同年辈的史学界同志们健康长寿，多出些成果，多帮助下一代的成长，多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1982年初冬，史念海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白寿彝先生指派武怀文先生前往饭店采访史先生，后以《史念海教授访问记》为题，刊登于白先生主编的《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上。这是《史学史资料》改为正式定期刊物《史学史研究》以后，进行当代史学家访谈较早的一个，可见白先生对史先生的欣赏。 20世纪八十年代，史先生承担了多项国家科研课题，加上又成为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故常去北京，每次都要去拜访老朋友白寿彝先生。我的日记上清楚地记着，1987年我初入史门的第一堂课中，史先生谈到的白先生勤奋治学和两位先生的交往故事。 史先生说：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教授是老相识，基本上半年能见上一面，每次见面不象别人那样拿烟酒作礼品，而是拿自己的论著才行，接下来还要汇报自己的论著观点的形成过程。白先生勤奋刻苦，加上才识过人，28岁就出专著《中国交通史》，33岁评上教授。近几年是基本上每年都出版一本书，真令人惊奇，这也对我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激励 。我捧着白先生的论著，汇报自己的工作，如果白先生点头说还不错，我就如释重负，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有时事务工作太多，我写的东西太少，白先生也不明说不满意，只说我的年龄比你还大呢，还是抓紧时间多搞科研为好。这更使我觉得惭愧，倒不是感到对不起自己，而是感到特别对不起对我有所期盼的朋友。 白寿彝先生对朋友的帮助，不仅在直接的督促和交流上，而且表现在勤奋精神的感召上。史先生说：早几天去白先生家，在电话里听白夫人说，白先生近一段工作太忙，身体状况不好，可还是夜以继日，不愿意休息，更不用说出去疗养了。家人谁劝也不听，史先生这个好朋友来，一定请劝一下，说不定有些用途。谁知见面后，史先生刚说了一句：白先生，你年龄大了，身体还是要好好保重的。白先生哈哈大笔，马上接口说：现在我不是很好吗！正因为年龄不饶人，我们才不能原谅自己啊！于是史先生下面想说的要多休养、多锻炼的话都不敢说出来了。 白寿彝先生还积极促成史念海先生学术环境的改善，八十年代中期史先生的女儿史先智能够调到史先生身边工作，可以从生活与学术上照顾史先生，这件事还是白寿彝先生大力帮助下办成的。这也是史先生的子女们念念不忘的。八十年代初期，国家为解决高龄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专门发文，那些身边没有子女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调来一个。史先生于是申请把二女儿史先智调到身边，可报告打上去了二三年也没有动静。一天，白寿彝先生打来电话，祝贺史先生调动女儿成功，说今后的科研可无后顾之忧了。史先生被这话说愣了，回答说：先智现在还在原单位上班呢，白先生说的事我们根本不知道。后来一打听，原来学校已经把报告上报陕西省教工委，可又马上打电话说，此事暂不办理，于是就拖在那里。而学校为了宣传，又把这事报到教育部，教育部作为典型材料写进了工作报告。白寿彝先生作为人大代表听了报告后才向史先生祝贺的，谁知竟是没有落实的事情。白先生知道了事情原委后，马上在人代会上向上反映，当时的副总理荣毅仁先生亲自向白先生了解情况，并批示让教育部尽快落实。不几天，学校就办好了史先智的调动手续。 白寿彝先生对史先生的论文特别欣赏，有时候就把史先生的论文刊登于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从1980年到1990年，白先生主编的杂志上共刊登史先生的论文6篇，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 白寿彝先生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见长，在学术交流上常希望史先生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形成与发展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史先生听从白先生的这个建议，专门给学生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与理论”的课程，写出了几篇论文。史先生常说这是白先生给他的命题作文，晚年著文回忆说：“寿彝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是不遗余力在关怀着，应该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在寿彝的关怀和督催之下写成的。我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寿彝总希望我能写出这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在寿彝教授的关怀下，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与发展》，寿彝以之发表于《史学史研究》。我以为就算是交卷了事。后来才领会到这次自以为交卷，其实只是交了一份白卷。寿彝的意见是要我写一本史学史那样的历史地理学史，而不是一篇较为泛论的文章。这样的任务很不轻松，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我曾草拟了一份大纲请寿彝指正，受到了夸奖，可是还说不上着笔。我在教学中，曾经开讲这门课程，而且还不只讲过一讲，可是都没有讲稿，课讲完了，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每次和寿彝见面，都担心无法交代，可是寿彝都并未忘却。这样就变成一笔账，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呢” 。史先生晚年写过五六篇历史地理学渊源与发展方面的论文，似乎都缘于白先生这方面的提议。 在白寿彝先生八十华诞到来之前，史念海先生早已写好论文以示祝贺。1988年12月21日，史先生给瞿林东先生的信中说：“寿彝先生八旬华诞在即，撰文祝寿，不敢延缓。寿彝先生多年来期望海（按此为史念海先生谦称——引者）能于历史地理学方面从事工作，一再因循，迄今未能应命。今试撰一篇以《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为题的文章，虽去历史地理学史尚远，亦聊以塞。谨随函奉上，祝寿彝先生大寿 。”此文后来发表于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史研究》1989年2期，在“祝贺白寿彝先生八十华诞专栏”之中。 1999年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之时，其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史先生因事当时没能亲自参加，但其以《论长安城的营建规模》为题专门撰写了论文，恭贺白先生九十华诞 ；同时，还特别撰有回忆性文章，题目就叫做《风雨春秋，亦师亦友——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写出了与白先生六十余年交往的细节和感受，认为白先生与自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87岁高龄的史念海先生回忆其90岁高龄的师友白寿彝先生，字里行间渗透出的真情令人感动。在中国现代史学界，这样的事情能有多少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