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世佑，湖南益阳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导，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主攻中国近代史兼及历史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理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点负责人，兼浙江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等。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之子课题各1项。是浙江省人民政府“151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论著5种，代表作有《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论文，《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92年第3期，英文版1994年第2期）、《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专著）等。 爱好文学、哲学等，另有诗作、散文、随笔等30余篇发表，即将出版郭世佑学术散文集。1998年入选为新浙江大学第一轮校园巡回学术演讲的12名教授之一（演讲录音资料刊于《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近年为日本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作跨学科讲演近30场；有即兴演讲辞选入《演讲与口才》。 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为真实而存在，唯有以求真为职志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 ——郭世佑（录自《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封3） 自大学4年级发表学术论文并获奖开始，至今郭世佑教授共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论著5部。1997年6月，他提前完成的博士论文《梁启超与晚清政治革命》，被答辩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教授鉴定为“澄清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笼罩于其上的诸多迷雾，无论是对了解梁启超本人，还是对了解孙中山、康有为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代表作是42万言的独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已纳入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精品丛书”首批再版计划），《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文汇报》、《北京日报》理论版等近20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充分肯定此书，获中南5省（区）人民出版社社科类出版物优秀图书奖（不分等）、浙江大学董氏（建华）文史哲基金会学术著作奖励教师类一等奖、浙江省教育厅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浙江省第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另有A Reassessment of the Class Basic of the 1911 Revolution（独著）获省部级3等奖。 本报记者日前对郭世佑老师进行了采访。 “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岁月的年轮转回到1978年，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郭老师回忆道，“说起来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我原来是一个电影放映员，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也报名参加了。”考的分数并不低，但是由于录取中出现差错，他被分配到从未想到会去的湖南师范学院（后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对历史不太感兴趣也没想过今后要与死人打交道的郭老师，有一些郁闷，但没有放弃学习。“这当中，院长兼系主任也是后来的校长林增平先生对我影响很大，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他是全国一流学者，海内同钦。他亲自主讲中国近代史课程，3年级我开始在他的指导下，收集资料，学写论文，并在学报发表，在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上，我还有幸成为史学专业中的唯一获奖者。毕业之后，我也有留留校的可能性，曾被作为两名留校候选人之一，也有留在在长沙从事别的职业的机会，但都放弃了。”在那个时代，大学生是很稀缺的，有很多好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主动要求回家乡，问及原因，他说“不为别的，因为我是独子，连妹妹都没有，父亲身体不好，我必须回去照料他们。”说来也巧，益阳师专要创办历史专业，专门派人来动员郭老师，于是他放弃了改行的机会，回到家乡。虽然造化弄人，天不随人愿地进了自了不喜欢的历史系，但郭老师努力让自己的激情在人生路上迸出耀眼的火花，一步步行来，留下一个个结实深厚的脚印，最终走出家乡，走向浙大，走向北京。 郭老师不仅是个好儿子，还是一个好父亲。当谈到他的女儿时，郭老师说，“我不会给女儿预设种种目标，而是在每件事前先考虑女儿的想法，尊重她的意见。一些家长强迫孩子学书法、绘画、练琴，为的就是参加比赛取得好成绩，为升学加分，这就亵渎了艺术。就像读书，如果她不想读，你偏要逼她，肯定会读不好，只有感到读书快乐的人，主观上才会努力，她才会读好。所以对女儿我没有死规定，随着孩子的爱好、兴趣发展。但有一点，我是十分严格要求她的，就是言谈举止的礼貌问题，包括怎样接电话，小时候她还常因为我说她而和我赌气，现在长大了，懂事了，也就不怪我了，现在我的朋友同事见到她时，都说她好象是从礼仪学校出来的。”言语不多，却展现出发达一个慈爱又不是严格的父亲形象。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人漠视人文精神，认为人文意识很空、很假，不予理睬，不予相信，从而忽略了个人修养。在谈到这个话题时，郭老师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但在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挤压下，人类的精神空间就在不断地缩小。郭老师举例说，他在杭州参加的一个有关人文素质与升学率关系的讨论会上，发现高分的初中毕业生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到注重应试教育的杭二中去，而具有百年人文素质培养传统、重视人文环境建设的杭一中就不那么受青睐，一中招生的分数线要低于二中近20分，但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例也不低。人文的东西固然有理想成分，但更是直接关系言谈举止的实际问题，包括许多日常生活应加以注意的基本涵养及如何做人等道理，不是虚无缥缈的。放眼望去，媒体上腐败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这当然与制度软弱性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公仆们”缺乏自律，缺乏诚信，缺少人文素质，甚至由腐败滋生了异样的官场文化。 众所周知，人文主义是西方中世纪时在与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那在我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人文主义与今天我们讲的人文素质又有什么区别呢？郭老师说，中国没有“人文主义”这个词，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不过，在《周易》中就提到过“人文”，是相对天文而言的。但是郭老师又说，“我们不可以说中西方文化谁能取代谁，文化的差异不等于文化有优劣。我们知道文化不能一元，文化有趋向性，但未必完全相同，文化是可以相互渗透的，美术、雕塑也是这样。”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西方人体雕塑艺术尽量展现人体的肌肉美，我国的人体雕塑艺术一般为大肚子，粗脖子，外国人对此十分不解，其实这与我国的一个哲学概念与生活习惯‘气’有关，肚子大是与‘气’联系在一起的，‘气’从肚子上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艺术。”“至于我国有没有人文主义的内容，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台湾新儒学学者徐复光先生认为西周初年就有人文精神。我认为判断是否有，关键在于是什么，要看是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先，这里可能有两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不管春秋也好，战国也罢，我们现在的人权、人的尊严，追求人的发展，追求人的内在价值，就不应该存在这么大的差距，还要靠“五四”一代书生扯破喉咙；另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从汉代董仲舒以后，尤其是朱熹以来，哪怕有一点人文的东西，都被弄掉了，包括半个世纪前的肃反、反右等各种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人文又一次大受摧残，致使一些人，不敢再说真话，说真话怕吃亏。”说到这里，郭老师有些伤感。对于人文主义与人文素质的区别，郭老师说，“人文主义是从思想体系或思潮而言，它的产生与传播都具有明显的挑战性；而人文素质一般是相对于科学素质而言的，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精髓内化为个人心理认同与行为规范，但二者也有相通之处。” 采访最后，郭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如何提高人文素养的问题应摆在重要位置上，它也是我们的强国之本，是世界潮流的体现，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任重道远！” 虽然对郭老师的采访时间很短，留给我的感触却很深，他丰富的史学知识，“真话可以少说，但假话一句不说”的高尚人格魅力，学术上令人高山仰止的成就与为人的低调平和及对我等后生晚辈的平易，真正叫人由衷敬佩。师者，当如是也。 我忽然觉得在往昔中似乎看到现实的影子，失却历史的沧桑感，现实多少会显得苍白缥缈，而现实的今天都会成为过去，我们自己同在写着一部历史，我愿意向郭老师那样把笔浸在历史的沧桑中，眼睛却时时注意今天，也眺望明天。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需上下求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