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逝的中国“罗马法”专家周枏 1928年秋，刚满20岁的周枏(同“楠”——编者注)登上了一艘法国邮轮的货舱。经过30多天的海上颠簸，船在法国马赛泊岸。他换乘火车，一路向北，终于到达目的地——比利时鲁汶。两个月前，周枏方自中国公学修满学分离校。尽管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却捧着一份胡适亲书的学历证明，孤身前往未知的欧洲。 周枏家境贫寒，自小在兄长的帮助下，进入荣毅仁家族兴办的公商职校，准备毕业后进入荣氏企业工作。他在自传《我与罗马法》中写道:“我毕业那年，荣氏企业不景气，毕业后不能进入企业就职，前途成了问题。既然就职无望，我就产生了继续上大学深造的想法……我抓紧一切时间，奋力苦读，于1926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 中国公学本是一所中学，后增设大学部。这所学校创办于1906年，由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家赞助创办。1927年学校改组，推举胡适担任校长。周枏所学的是商科会计专业。他写道:“在校期间，我选修了商法，学习了‘时效制度’和‘共同海损’规则。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罗马法的内容，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入学时，中国公学施行的是学分制。周枏为尽早毕业，尽可能地多修学分。两年内，他修满学分，欣喜地参加毕业典礼，并准备前往鲁汶大学深造。然而毕业典礼终了，却没有他的证书。他专门找到校长胡适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现在学制已改为学年制，除修满学分外，学生还需在校3年至4年才可毕业。当了解周枏的学习成绩和今后打算后，胡适亲笔为他写下“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甚优良，推因未满住校年限，不能发给毕业证书”的证明，并加盖校章和私章后交给了他。这份不是文凭胜似文凭的珍贵证明，帮助周枏避免了许多麻烦。更可贵的是，当周枏办理出国签证需要财务担保人时，胡适很爽快地做了周枏的留学保证人，并告诉他:“遇到困难，只要力所能及的，皆愿给予帮助。” 抵达鲁汶后，周枏先在语言学校学习法文。翌年，进入鲁汶大学继续学习商科。据他回忆，鲁汶大学当时氛围较为宽松。学生租房住在校外，到校听课听凭自愿。文科、法科平时一般无测验，甚至有学生不认识授课教师的怪事发生。然而在期末时，则往往举行极其严格的口试测验。口试时，考生必须在一天内把一年所学的全部课程逐一考完。各授课教师记下每个学生的口试情况并打出分数。然后各门课的任课教师集中讨论，一人一票，采用一票否决制，给每位学生评出学年总成绩和所取得的学位。成绩一般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当众宣布。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及格、不及格4个等级。如果学生连基本内容都答不好，老师就中止考试，令学生明年重修复考。届时，考生的家长也多来旁听，当听到某学生留级或不予毕业或未能获得学位时，该同学和他的家长往往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失声痛哭。 学习商科不到两周，周枏就开始发现，继续学习经济恐怕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他在回忆中写道:“西欧诸国国土狭小，语言复杂，要有利于通商就必须熟悉各国的多种语言和文字。”“我出国前对家人的承诺是3年获得硕士学位。我要在两年内学好这么多种语言文字并完成学业，获得硕士学位难度很大。”然而，畏难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他说:“我在欧洲的1年学习和生活中，深感西方国家的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领导者的更替而影响政局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这与我国千年以来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视执政者的仁明与否的‘人治’大相径庭。比利时虽是一个小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较快，社会发展迅速，国民富裕文明，因而(我)萌发了‘法治救国’的思想。”于是，他很快提出书面申请转系，并附上胡适为他出具的证明书。校方很快同意了他的申请。 当时鲁汶大学的法学学制为5年，周枏只有两年时间。于是他申请进入四年制的法学院政治外交专业学习。他一边学习政治外交学，一边努力修学法学学分。两年后，他再度提前毕业，于1931年7月获得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因学习成绩优秀，获得了庚子赔款(鲁汶大学)奖学金，解决了继续学习法学的经济来源问题。当年秋，他以硕士生的资格插班进入法学院三年级，从此转向了系统的法学学习。特别是罗马法这门艰深的学科，深深吸引了他。他回忆道:“四年级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学说汇编(罗马法学说与判例)、民法、刑法等6门。罗马法学说与判例汇编仍由第柏里埃教授讲授，采用讲课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此课为选修课。因经常组织学生课堂思辨讨论，要求学生不仅能讲流利的法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此外，准备讨论前，需要查阅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费时费力，要学好这门课并非易事，尤其对我这样一位靠奖学金的留学生来说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学不好，就有失去奖学金的可能。尽管很多同学没有选修它，我因对罗马法有浓厚的兴趣，还是冒险选修了这门课。” 学业进展到第五年。周枏修够学分，准备毕业。这一年，他除需要考过民商等六门考试外，还需要准备博士学位考试。学位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一般在学年末和新学年初分别举行，以便考生利用暑假对复试作充分的准备。然而，学有余力者，也可以申请连续进行。时年26岁的周枏选择了这种难度更大的方式。周枏回忆道:“为了过好这最后一关，考出好成绩，我作了充分的准备。我只身携带书籍和笔记本住到列日(Lieges)市郊的一个小旅馆里，完全与外界隔绝，潜心苦读。整整1个月后回校应考，以最优等的成绩通过初试。当院长但朋宣布时，全场鼓掌祝贺，尤其是中国同学，视我为祖国争了光!我则起立致谢。而后的复试成绩为优等。我终于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代价是我的体重减轻了4公斤。” 此时，周枏本有机会继续留在鲁汶从事罗马法研究。然而考虑到家境仍挣扎于贫困线上，又收到上海持志学院的邀请，周枏便踏上了归国之路。正巧，中国招商局在英国订购了几艘海轮将要到上海交船，其中一艘在年底起航。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枏即与使馆联系，得以按接船人员的身份免费乘船回国。1934年11月，此时年仅26岁的周枏，怀着欲离还留的复杂心情告别了比利时，登上了经伦敦返沪的航程。这位被后世称为“罗马法活字典”的法学家，从此迈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林 海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