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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精用弘著新篇 全国解放之后，吴泽先生担任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1951年全国高校调整，大夏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等合并组成华东师范大学，吴先生担任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56年。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吴先生招收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前后三届，共培养出30多名。 新中国成立后，吴先生的治学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来，曾就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发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古代公社与公社所有制》、《关于古史分期中的生产力水平与性质问题研究》等论文，初步建立起中国的东方学理论体系。在他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古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古代东方社会和古希腊、罗马等古代西方社会都作过详实的比较研究，他将二者同视为“古代”奴隶制社会，并就各自在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村公社制的存废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分为东西方两大不同类型，即“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这些论文后于1960年结集，书名为《中国通史基本理论问题》。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如何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问题展现在学术界和全国人民的面前。郭沫若和翦伯赞首先在北京发起重新评价曹操的大讨论，这也引起吴泽先生的重视，他先后发表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问题》、《关于曹操的历史作用问题》等论文，肯定曹操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恰在此时，上海越剧团准备上演《则天皇帝》，吴先生应邀观看了该剧的预演之后，写下《从〈则天皇帝〉论武则天的评价问题》、《论武则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提出要以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重新评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这些论文后分别收入《曹操论集》和《历史人物论集》中。 在研究武则天的同时，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黄巢是否“乞降”问题也引起吴先生的重视，经过深入研究，他先后发表《王仙芝受敌诱降问题》、《黄巢乞降问题考辨》等论文，要求给予二人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对于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吴先生也花费很多精力作专门研究，在《历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杨朱篇考辨》、《老子哲学思想研究》、《王国维学术思想研究》等有关杨朱、老子、孔子、吴起、王充、王夫之、顾炎武、魏源、王国维等人思想学说的专论。由于吴先生的研究注意联系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多能言人之所未言，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杨朱、魏源、王国维的研究上成就更大。 正当吴泽先生在学术上成就累累之时，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先生被诬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号“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横遭批斗，受尽凌辱，但是在“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淫威面前，先生毫不畏惧，依然豁达乐观，一有机会就继续看书学习。1971年，他将阅读《新唐书》中《藩镇列传》和《藩镇表》的部分笔记略加整理，写成两篇《考校记》，后发表在90年代初出版的《史学史研究》上。 四、高龄犹是笔生花 粉碎“四人帮”后，强加在吴泽先生身上的不白之冤得到彻底洗刷，年近古稀的吴先生重新焕发学术青春，先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等职。80年代初，吴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培养指导了来自全国(包括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的29名博士研究生，其中绝大多数如今已被评为教授或副教授，成为各自所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 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吴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依然笔耕不辍，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有份量的论著，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时，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遗著不够重视，导致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遗著后，吴泽先生撰文肯定《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形式》首次从人类有史以来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从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关系的高度，考察了全部历史过程，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真正用之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领域，它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说最终形成的标志；它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以缩影的形式包容了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它首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科学地理解古代东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并彻底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唯心主义藩篱。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纷纷涌入国内，其中固然有先进的正确理论，但也有一些错误的说法。有人对马克思原著中论及人类社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内容未加详查，贸然以前二者的“三形态”说，否定社会形态“五形态”说。对此吴先生撰文指出：马克思曾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定为人类尚未完全脱离自然史的“人类自然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市民社会时期”，而人类自然史时期与市民社会时期又可合称为“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只有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时，也即人类社会实现“自由王国”时才称之为“人类社会时期”。 吴泽先生还重点研究列宁与民粹派之间就近代俄国社会性质而展开的论战。吴先生根据大量史料指出，列宁一贯认为近代俄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将其当做农奴制社会，他们将农村中残存的农村公社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胚胎”、“基础”，胡说什么俄国人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可以据此“绕过”或“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导致对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产生巨大分歧。列宁多次撰文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言论，坚持认为俄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已面临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因此必须彻底消灭落后的村社小生产，实行土地国有制，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了阐述列宁的正确主张，吴先生先后发表论证俄国农奴制后期和资本主义初期村社土地所有制与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关于“土地国有化”和“亚细亚复辟论”等5篇文章，从而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 吴泽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代表著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一书，吴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既是为了弄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深入研究、正确揭示中国的国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故在书中他还回顾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历史，希望通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 其二，关于华侨史和客家学研究。吴先生在研究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发现，早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侨居国外的千百万华侨就曾把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起了伟大的桥梁作用。到了近现代，侨居各地的华侨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开拓社会经济，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并肩作战，为世界人类的进步与文明做出了辉煌的业绩；同时，他们无时不关心着祖国民族的命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开办“三资企业”，支持祖国的经济建设。华侨同是炎黄子孙，但中国人写的中国通史里却少见有关华侨、华人史的章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吴先生大声呼吁加强华侨史的研究，并在华东师大开设华侨史讲座，编写《华侨史研究的对象、课题和任务》的讲义，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等论文。在吴先生的推动下，上海市在全国较先成立华侨历史学会，吴先生被选为该会的会长。 吴泽先生在研究华侨史时发现各国华侨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客家人，这引起了先生的重视。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在历史上和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客家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客家学的研究一直处于迟滞状态。为了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吴先生提出创建客家学的战略构想，并写下《建立客家学刍议》等论文，倡议成立客家学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上海首届客家学研讨会，主编《客家学研究》，从而将客家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其三，关于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的研究。早在1961年，吴先生接受中宣部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委托，准备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为此还专门成立编写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编写计划中断。“文化大革命”后，吴先生再次将这个工作提上日程，无后选编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上、下册)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直接导致80年代史学史热的兴起。1989年，吴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出版，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的专著。 为了帮助青年尽快掌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199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由于书中介绍的一些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是先生多年治史的经验总结，故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吴泽先生又将精力集中在吴文化及常州学派的研究上，他积极支持无锡吴学研究所和吴文化公园的建设，亲自撰写《新石器时代先吴原始文化探源》、《常州学派史学思想研究》等论文，并多次呼吁加强常州学派的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曾在常州地区成功召开了常州学派研究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促进了常州学派研究的深入。 满头银丝的吴泽先生雄心勃勃，不知老之已至，既有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宏伟计划，又有撰写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打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著名书法家苏局仙先生在109岁高龄的时候曾书赠吴泽先生诗一首，让我们借这首诗祝吴先生健康长寿，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 胸罗万古兴亡史，言论纵横一作家。 班马文章原不老，高龄犹是笔生花。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