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丁淦林（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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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今唯有千行泪
2011年9月14日下午五时，突然接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弟陈建云副教授急匆匆的电话，我们敬爱的恩师丁淦林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怎么也不相信丁老师就这样走了。我在9月8日拜望了丁老师，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说话也比较流畅，精神状态也很好，指点我怎样把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心理学学科这个特色做好，他说：传播学研究成果在传播与政治、传播与社会方面的成果较多，但在传播与心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你们在这方面要抓紧时间，从基础做起。丁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于钻研、勇于创新、诲人不倦、德高望重，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受他的栽培是我们今生的荣幸，他是我们学生的良师益友，他对我们学生总是慈父般关爱，他的指导使我们终生受益，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丁老师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泰斗之一，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丁老师为人真诚，醇雅温和，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终生不变。199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丁老师，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他关照每一位青年老师，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的真诚令当时的青年老师都非常感动。在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上，兄弟院校老师找到他，他都毫无保留地悉心指导，奉献自己的智慧；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与他多次的指导、指点分不开，到现在，我们连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给丁老师。在他七十大寿、八十大寿时，我们学生提出要为他做寿，并把他的科研成果整理集结出版，都被他一一婉拒：你们把工作做好，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不必拘于礼节形式。这也成为学生们心中永远的痛。
丁老师治学严谨，用功至勤，笔耕不辍。无论是撰写论著、论文，还是讲义等，均自己动手，不假他人。他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和《中国新闻图片史》时，每一个字，每一幅图片，他都认真校对，核对。他虽年近八旬，仍博闻强记，其勤勉严格、一丝不苟之长者风范，是我们的楷模。丁老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近六十载，既投身实务，又从事研究、教学，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和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丁老师授课，不拘形式，不囿内容，不管是在校内做学术报告，还是给外校学生上课，一旦他感觉内容对学生有益，准会想办法告知学生。每次丁老师讲新闻史，都看见他拿着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录着大纲。对于新闻史上的故事，丁老师了然于胸，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渐渐将大家带入历史的长河中。他对不同年龄、不同工作、不同文化水平的教学对象，既能一视同仁，同时又能做到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卓有成效的指导。他特别善于将复杂难懂的问题，删繁就简，高度概括，然后用通俗好记的语言，传授给学生。因此，听他讲课，就像听故事一样，经久不忘，回味无穷。
丁老师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丁老师说，他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学生“站在老一辈人肩膀上前进”。这种关爱学生和青年学者、甘为青年学者阶梯的精神是他作为老一辈学者的一贯优良品质。丁老师直接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近六十人。作为他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均得到他的精心指点，特别是从他那里学到了学习和治学的方法。他一再告诉我们，做学问首先要明确目的。搞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人生、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不能把做学问当成装饰，更不能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同时，他要求我们讲究学习方法，学会淘沙拣金的本领。他告诫我们要勤奋，要刻苦，要持之以恒，而不要急于求成。在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他还鼓励和支持我们冲出本身的专业方向，在与其它相关学科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过程中取长补短，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丁老师不仅仅是我们学业上的导师，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更像慈父般地关照我们。多少次酷暑寒冬，他以古稀的高龄为我们送来关爱。在我们身体不适、生活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给予及时地帮助。当学生们结束研究生学习生活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时，丁老师千叮万嘱，依依不舍，默默相送。不可释怀的是我们此时还能感觉到丁老师当年握手的力度及温暖，而印在学生心中，难以忘却的是那超越家庭之外的浓浓亲情。正是因为这样，在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每有心得，也都愿意和丁老师谈谈，听取他的教诲。而每一次与他谈话，都能够得到他的启发和勉励。丁老师不仅给我们以学业上的指导，更教我们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近年恩师年事虽高，但仍时时惦记我们，与我们保持密切地联系。
丁老师走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伴随我们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风范长存
我在复旦求学、任教的三十三年里，对我影响最大、教诲最深的恩师，莫过于丁淦林教授。即使离开复旦后，他仍然一直关心着我，指导着我。
此刻，我翻开他赠送的《丁淦林文集》，凝视着扉页上他那苍劲有力的字迹：“国良教授教正丁淦林2005年9月”，想到再也没有机会聆听他那爽朗的笑声、深刻的见解、语重心长的叮嘱，不禁哽咽。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在我看来，丁老师是一位继承了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典型而杰出的知识分子。他正直善良、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足智多谋，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概括地说，丁老师是一位少有的宽厚长者、睿智学人、谦和宗师。他给后人留下了丰硕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从认识丁老师的第一天起，就得到一个印象：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即使在批评对方的时候，也总是那么委婉、亲切。这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充满真诚、友善，而没有丝毫的虚伪、做作。所谓大家风范，就是如此自然平和，使人如沐春风。
尤其让我感动的一个事例，发生在丁老师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学科建设总负责人的期间，我当时就任学院分管科研的副院长，审时度势，提出尽快推进传播学科的战略，作为一位资深新闻学者，丁老师不执门户之见，更不计个人得失，而以其宽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欣然给予理解，大力支持传播学科与新闻学科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由此使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
丁老师不仅人缘好、师德好、学问好、文章好，而且，十分睿智，善于解决各种难题。仅举一例：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外国学者来寻求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但由于他们大多采用定量方法，需要进行实地调查，这在很长时间里属于禁区，因而，合作的尝试往往无果而终。对此，丁老师提出，不妨由中国学者先在国内刊物发表调查的数据和结论，然后，作为已公开出版的论著，再供外国合作伙伴参考和使用，乃至联名在国外发表，就不违背有关规定了。
这一巧妙的迂回策略收到了积极效果，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团队就和外国学者多次成功合作，陆续产出了一批不仅富有原创价值、而且享有海外影响的学术成果。
尽管丁老师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声望极高，但为人非常低调，每当听到有人称其为“泰斗”、“大师”，他总是忙不迭地摇手制止。
但是，谦和并非没有原则、不分是非。在我的记忆里，对于原则问题，尤其是关系到学风、学术规范的问题，丁老师总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扶正祛邪、因势利导，悉心引领学院和学科的健康成长。
记得有一年召开学位委员会，评审博士生导师资格，某位领导也提交了申请表格，愿望迫切，但其条件明显不符合要求。丁老师作为学位委员会主席，严格把关，与其他学位委员一道，实事求是地未予通过。为此，还引起了一点震动。因为，人们从中看到了学术的尊严、学人的风骨；也因为，当时（十来年前）这类宁可得罪领导、也要坚持原则的事例其实已不多见了。
所谓“宗师”，指在思想上、业绩上被众人尊崇、奉为师表的人。而丁淦林教授，就是这样一位高山景行的学者典范、教师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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