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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下旬复旦历史地理研究室成立党支部，我被派去担任支部书记。我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编绘历史地图的组织工作，不参与编绘任务，只开展调查研究，对协作单位进行沟通联系，召开协会会议等。现在回忆起来，深感这是我一生中很有意义的经历。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身，即毛泽东主席讲的《杨图》，实际上是明末清初的杰出地理学家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沿革图》、《历史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历史地理图集的总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映我国各朝统治势力范围、行政规划、山川走势、历史舆地变化的地图集，《杨图》刊印于1879年，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它的图幅较小，内容过于简略，在水系、河道等方面也存在缺陷，讹误之处不少。它不可能全面反映我国历代的疆域变迁情况，尤其是建国以后，我国与邻国的边界状况、国内政区边界和民族地区变异的新变化，因而迫切需要一部新的历史地图集。于是，毛主席在1954年指示重新编绘《杨图》的任务。 《中国历史地图集》从毛主席提出任务到正式出版前后历经了34年，整个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4—1966年。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说：“《杨图》看起来很困难，要把《杨图》变成新式地图。”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正式成立了“《杨图》委员会”，由范文澜、吴晗负责，委员有尹达、刘大年、侯外庐、翦伯赞、侯仁之、金灿然、张思俊、顾阳缨、谭其骧等专 第二阶段，是1969—1988年。196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编绘历史地图的工作才重新恢复。我曾到北京去向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吴庆彤同志做过汇报，他很关心，对我说：“中国历史地图在上海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复旦总抓搞了几年，还是由复旦抓。各协作单位要做到又快又好，要全力以赴。既要有革命干劲，又要有科学依据，不能解决的问题请示中央。”其他单位的专 清图样稿出来后要送审，国务院批示用《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书名，并由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清代图册编绘出来以后，我和复旦历史地理研究室的项国茂、林汀水，中央民族学院的陈连开，中央民族研究所的林家有，一行五人专程送到北京，请郭沫若审阅。郭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亲切地说：“我耳聋听不清，年轻时生了一场病，耳聋了，本来学医的，后来只好改学文学了，你们要围着我坐。”他接过清图，非常高兴，说：“总算搞出来了。”他一面翻阅地图，一面叫秘书给他拿资料，同时给我们讲述各个王朝的疆域变迁情况：“我们的军队曾经到过高丽，即现在的朝鲜，也曾经经过欧洲的维也纳，历史是这样，但是历史地图是个疆域地图，要严谨，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郭老捧着清图，兴致勃勃不断翻阅清代图幅，忘记了时间，一直看到上午十一点多钟。后来，我们在很多疆域的编绘上，都很注重遵循郭老“要严谨”的意见。 1973年9月，在国务院的关怀下，我们部分编绘人员集中在北京，历时三个月（1973年9月初到1973年11月底）审稿，着重审查地图集中的边界问题。由外交部东欧司负责审阅，参加的单位有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研究所、历史博物馆等。审阅工作在历史博物馆会议室进行，每次都有外交部东欧司参与，绝大部分是东欧司司长余湛同志亲自参加，他对边疆的确定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意见。谈到南海问题时，他一再强调南海许多岛屿自古以来是我国领土。在审图期间，大家还参观了周口店猿人遗址、避暑山庄和历史博物院、军事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专 在34年编绘过程中，不少单位编绘人员都有很大变动。有的专家由于年龄和身体关系，没能坚持到最后就去世了，有的因为家庭和工作关系调离了编图岗位，只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