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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下简称记）：蒲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在台湾、美国和香港都有过一定的学术经历，您能谈谈埃及学在这些地方的发展情况吗？ 蒲教授（以下简称蒲）：埃及学现在的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美。亚洲就我们几个人，还有日本。我们中国做这块主要是资料方面受到限制，所以我经常要跑到外面去看一些资料。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埃及有一个考古队，他们已经做了30年。曾经有一个图书馆可以私人买下来，要70万美元。我要有70万美元我就把它买下来了（笑）。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的问题主要是还没有这门学问的传统。 记：您刚刚讲中国研究古埃及的学者很少，那么您自己是怎样走上研究古埃及这条学术道路的？ 蒲：各种机缘吧，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线嘛，也不是理性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也不是理性的。我原来是学机械的。那时候台湾也是联考制度，我当时考了机械系。我中学是属于理工科的。然后中间有一次觉悟，觉悟以后就觉得（理科）没意思，想念哲学。有趣的哲学是老庄，对我的刺激比较大，给我一个全新的对世界、对人的看法。那就再考一次联考。当时台湾是先填志愿，考完之后再分。我当时填了十个志愿，其中四个是哲学系的。但第一志愿是随便填的，我当时都忘了填的什么。后来发觉填的是历史系。结果上了第一志愿，考太好了，所以今天就是历史了。进去了念历史，感觉还是可以的，但还是对哲学有兴趣，就想念classis，念古典。大学毕业后就进了研究所念古典，但是没念拉丁文，所以要申请去国外念古典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至少三年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才可以去（国外）研究所。后来就碰到一个人说，你干嘛不去念古埃及学啊，既然你对古代东西有兴趣。我说我连埃及学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连Egyptology都不知道。他就说Egyptology是关于埃及的学问。就是在那时才知道的这个词。然后就去申请，结果就成了，去美国布朗大学。所以你看，没有一条路是直的，都是拐来拐去。你问我为什么学埃及学，去到之前我都不知道埃及学是什么东西。 记：还是有很多偶然因素的。 蒲：对，很多偶然因素。不是我从来就安着心对埃及有兴趣，不是的。要说一个理由，也没什么特别好的（笑）。但是进去之后，怎么讲，就不能回头了，或者说就是想回头也很难了，反正就开始念就念下去了。中间也蛮困难的，曾经有一阵子大概第二年第三年不想干了，还是回去念中国好了。结果是想要这么去做，但是没做，所以还是把它念完了。所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从小立志，没这回事情的（笑）。 记：您念完埃及之后又回来念中国古代，现在两个都满足了。 蒲：对，念中国古代是自己去搞。我拿到埃及学学位之后，回到台北，资料方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干什么呢，还是做中国的东西，汉代墓葬。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做墓葬，当然还是跟埃及有关系的。因为埃及学里面的宗教、考古啊还是有影响的，不然我不会去搞这个。所以从墓葬出来以后就进入宗教这一块了，搞的都是坟墓这些死后世界的事情（笑）。有时候对事情的了解也并不是说预先设定我非这样走不可，所以回到台湾做中国，然后又回去做埃及，两边走来走去，然后就做比较，好像也蛮自然的。 记：我注意到您在讲座中提到如果西方哪个博物馆没有埃及文物，那么这个博物馆就是不完整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也是同样的态度吗？西方学界对世界古文明的研究是否有轻重之分？ 蒲：那当然是有了。现在来讲中国文明当然是很重要的，各大博物馆中国的东西也是不少的。中国的文物历史很悠久 ，东西也都很有特色。没有中国东西，他们（西方人）也会觉得缺一块。我在讲座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对埃及古物的收藏，不只是纯粹的所谓对古文明的一种欣赏，我觉得这背后还有某种文化的意识在里面。他掌握了古代某种东西，而且他觉得这种东西对他自己的价值文化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不是纯粹的兴趣，而是把这种对古代文明的兴趣作为自己价值的一个衡量标准。这不是纯粹地对异国文化的一种了解态度，其中还掺杂着对自己的定位，对自己文化的了解和期望。 记：也就是说最后还是要走回去，那么中国的学者研究埃及是不是也有某种潜在的期望，比如说研究埃及是为了关照自己的文化？ 蒲：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对埃及文明的介绍还比较少，还没开始。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研究，我不知道是不是能用“刚起步”，可能连起步都说不上。中国的学者、学界，已经太久或是说从来就有相当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了解没有很主动的好奇心。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好奇心？在民国以前，在清代，所谓的帝国时代，当然是有所谓的大国心态，但鸦片战争之后坏掉了。这种坏掉不是从文化的层面看，而是从科学的层面看。所以才要搞五四运动，科学救国，文化的东西就放在一边没有理了。所以文化方面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都没有好好去做，就是对中国之外其它文明的重视。 二十世纪的通讯已经比较发达了，在这之前，交通不方便时我们不怎么了解还有可说，但交通发达了之后我们还不去了解，没有主动的兴趣，这是需要解释的。可能因为中国内战，先是军阀，然后是内战，还有其他很多事情。所以从文化的发展看中国对域外地区文明的了解是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的。 记：我们了解到比较古代史是您的研究方向之一，那么，和世界上其它的古代文明相比，我国的古代文明处于怎样的一个地位？如果说有所谓的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 蒲：那这要看所谓“先进”是什么意思。 记：对，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标准。 蒲：首先要明确哪些标准能说明“先进”。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社会、制度的发展？如果是文字的记载，那么中文——也就是甲骨文，出现的是比较晚了，比埃及、亚述都要晚。我觉得用先进或不先进这样的词汇是值得考虑的，我们要用“先进”就意味着有所谓的“滞后”，这里面有一个差序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差序？这是值得思考的。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问中国和埃及或者中国和两河流域，哪一个文明比较“高”，这和先进不先进是差不多的，要分高下。那在我来看，我们只能说时间的早晚，可以有一个标准说哪些时间早，哪些时间晚 。但是用“先进”或是“高”（“低”）这些词的话，就容易出问题，这隐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在里面。 记：也就是说文明是很难用“先进”与否来衡量的。 蒲：如果你要衡量，要搞清楚为什么去衡量。不是不能（去衡量），但是一旦问这个问题后面就隐含着一大堆（问题），比如说价值判断的问题。不能说A和B比较的时候，A是一二三，B是一二三，所以各有几点相同各有几点不同，那是没什么意思的。而是比了之后发现新的问题。如果不比的话不知道原来是有问题的，这才是比较的（意义）。这和谁高谁低是不一样的。 记：您最近在做些什么研究，对什么问题比较感兴趣？ 蒲：最近还是埃及和中国两个方面在做比较。我原来有一本书，讲古代世界对异族态度的问题，埃及和中国的。那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计划，就是写一些小文章。比如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埃及和中国古代尊老和敬老的传统。两个社会都有这个传统。我做的是主题式的比较，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有些问题是两方面都触及的，要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是不是借着谈这个问题重新思考两个文明本身的一些特质？大概就是这个路子。古代的文明比较，基本上很难说这些古文明,如中国和埃及,有什么接触，现在许多学者所做的比较多从十五世纪之后开始，所谓的比较研究都是两方有接触之后的，但是早期的就没什么。 记：讲座之前您也谈了自己对博雅的理解，那您觉得作为博雅学院的同学对埃及文明应当有怎样的了解？ 蒲：埃及学属于古代异文化领域的一个现象。应该怎样了解不好讲，大家自己去看自然会有自己的了解，有兴趣就多看。 记：大概要了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蒲：要读过一两本关于古埃及文明的书籍吧，历史的通盘介绍，文化的、考古的、艺术的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有一些接触。图书馆应该有这样的书，去拿来看一看。也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但要知道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有些什么问题，将来你如果碰到了可以去找。我们通常说拿博士学位是干什么的？拿博士学位是拿一个执照可以去做研究了。博士学位之前都是让你有能力去研究，而不是拿博士就什么都知道了，只是刚刚开始可以去研究。对各位讲也是一样的，对这些东西至少有些了解，将来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研究）。通常上课也是这样，老师告诉你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剩下的就是看你的造化了。有机会在某方面进一步发展的话就进一步发展。看电影时你知道那是在说假话，像《木乃伊》这个电影，也算是让生活更有趣吧。 记：将来我们能有幸听您的课吗？如果有机会您会给我们开什么课呢？ 蒲：如果有机会（笑）。因为我现在还在香港，安排课的话还要看时间等具体安排，和你们有兴趣学什么东西，埃及文还是什么。但主要还是实际的安排，毕竟是两个学校。 记：最后一个问题，您研究埃及学这么长时间，对中国埃及学的研究和发展有没有一个预想或是期望？ 蒲：其实我觉得中国埃及学的发展要和中国对整体西方古典学问一起看，因为埃及学只是整个现象的一部分，埃及的、亚述的、希腊的、罗马的，甚至中古以前的，这些整个在中国都非常缺乏。这是对中国文化将来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同时这些也是个人的问题，因为那些东西很有趣，对个人的兴趣、修养、知识与眼界的开阔，都很有用。这块东西没有是很可惜的。我们也不说它是不是西方，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的遗产。如果说人类是个整体的话，那这块遗产不要是不行的。这样一块东西我不能设想它会有什么作用，可是我肯定它一定有作用。我们中国在西方音乐这个领域就很好啊，我们的音乐家到全世界各地区（演出），演奏人才也好，指挥和作曲也不错。在这方面，所谓西方音乐我们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其它文化的东西还差很多。我希望我们能逐渐逐渐地扩张这一块。我想应该是会的。社会安定发展，人的思想自然会四处去跑，自然会有人走这条路，就是百花齐放，要有自由的思考环境。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送蒲教授回去的路上聊起了音乐。原来整个大学时期他都是学校乐团的小提琴手。虽然蒲教授坦言现在已经很少拉琴，但言谈中依然能感觉到他对音乐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热爱。 我们握手告别，蒲教授的背影转瞬不见。一些零乱的思绪不禁在脑海中弥漫开来，世人多盼望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然而对蒲教授来说，大学专业从机械到历史，个人爱好从音乐到哲学，研究方向从埃及到中国，学术经历从台湾到美国再到香港，他的人生似乎一直在“拐来拐去”。 “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蒲教授是否让我们看到了直线之外的更多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