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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回忆录暨论文合集取名《我从燕京大学来》，内中忆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三位名师：邓之诚（文如）、顾颉刚和洪煨莲（洪业，1893—1980年）。令人印象极深的是，已届望八高龄的作者对煨莲师一往情深的敬意和感怀，每每跃然纸上，清晰动人。功成名就的侯先生对当年恩师如此眷念，后人读书至此内心颇感震撼。十多年前，冀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卷”首之小传由清史名家王钟翰撰就，署名前边标出“门人”身份，亦是凸显这段师承渊源。 从侯仁之书中不多的几张图片中，我们找见洪煨莲先生的“玉影”：燕南园５４号洪教授宅院紫藤架下，二十几位师生或立或坐合影，邓之诚先生居中傲立，一派传统学人之凛然气象，在他身后右侧，一位着西服佩领带的中年教授倚柱而立，表情随意蔼然，身姿舒展闲适，他便是洪煨莲先生，时间在1935年，他时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据说，该系三位专职教授中，惟洪先生擅长英语，且兼通法文和德文，平素他西装革履，手端烟斗，十足洋绅士风度，与当年燕京校园的主体氛围颇为吻合。 洪煨莲生长在闽乡官宦之家，其父洪曦乃清季举人，授官山东曲阜，故煨莲早岁曾就学孔子故里，后返原籍进入当地教会学校，因成绩优异获得美籍校董资助，先后进入韦斯良、哥伦比亚大学，留美七载，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兼修一神学学位。毕竟由私人助学，费用难免捉襟见肘，洪煨莲有段时间在大学体育馆内兼做卫生洒扫之“贱役”，可见当年异邦求学之不易。煨莲，乃洪业留学之初自取的英文（威廉）名号，汉字有时亦作“畏怜”。洪氏晚年旅居美国，每逢春季，必到留学资助人墓前敬献花束，感念恩典。 熟知洪煨莲者均大赞其“辩才无碍”、“口才极佳”，此一特长在他留美后期表现为出色的英语演说能力，也正是借助于此，他协助草创之际的燕京大学在美筹得一项重要捐助，因而结缘该所教会大学，成为其重要台柱之一。北京城内，燕京建校，明显晚于北大、清华，可是十余年间，竟能与两校比肩而立，未惶多让，实得益于洪煨莲这样的骨干教授之苦心经营。1923年秋，洪煨莲回国担任燕大教授，兼任教务长，四年后创办《燕京学报》，转年出任历史系主任、校图书馆主任，至1930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他出任实际负责的执行干事，并兼任该社“引得编纂处”主任一职。 洪煨莲曾向友人和学生高自标榜自己抱持“三不主义”：“爱国而不从政，笃信基督教义而不作宣传，献身教育而不做校长。”如此自我约束，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的是可以专心治学，并为学生传业解惑以终其一生”，他的学生作如是解读。确实，抗战结束前夕，燕京大学即将复校，司徒雷登转入“仕途”，现有教授中堪任校长之职者，在洪煨莲和陆志韦二人之间。陆当仁不让，肩起重任，洪则本其“主义”，远赴哈佛大学，考察追索因战事而隔膜许久的国际学术动态，诚可谓“行吾所愿，乐在其中”。实则，洪煨莲内心颇有抱负，他曾表白，有志于战后在宗教、教育、政治等领域有所建树。无奈四十年代末的战争阻断归程，长期“滞留”异邦，难有“用武之地”。 有忆述称，洪煨莲正式治中国史是在三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主业是西洋史和神学。这一经历与清华教授雷海宗颇有些相似。洪氏博闻强识，治学不乏乾嘉遗风，学界评论说：他的论著“考证详明，行文干净，灿然可观。更要紧的是，每每在谨严的文字背后可以读到一颗温热正直的心，可以想象一个敦厚诚朴的人”。其实，洪煨莲幼承庭训，不少古诗和文史典籍已经烂熟于胸，后来接受西洋学术训练，热衷用西学方法规整中国旧籍。他归国执教时，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之风勃兴，于是倾力筹建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精心规划主持，为经史子集“四部”编制系统引得（索引），近二十年间先后编印各类古籍引得64种81册，嘉惠学林，堪称盛举。 每当主要引得编成，洪煨莲必为之撰序，序文多为数万言甚至十余万言之长文，文中对古籍自身价值、版本流传及其优劣均作精辟独到的论断，无异于古典文献学专题论著，其中《春秋经传引得序》、《礼记引得序》受到中外学界高度赞誉，1937年荣膺法国茹理安汉学奖。洪氏个人则终生致力于杜诗译注和唐刘知几《史通》研究，治学风格细腻、独特。尤其在暮年，“孤悬海外”，研治《史通》更成为其精神寄托。港台的洪氏门人，颇有为乃师未能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而鸣不平者，此事暴露出学术评价仁智互见的迷幕。然而，曾有获选院士对洪先生“实际成就”大为赞赏和褒扬，多少还之以公道。洪煨莲尝言：“才德在我，际遇由人，才德逢际遇，然后可言功绩。”可知他性情中有着沉潜内敛、超凡拔俗的特质。 不过，在笔者看来，洪煨莲先生的价值，更主要体现在他“贵为人师”的一面—— 早期燕京大学历史系，师资优异而力量相对薄弱，较之北大和清华的学术规模尚有一定距离。可是，在专业人才培育方面，却成绩斐然，未可小视。作为系主任，洪煨莲立意要培养一批具备世界眼光的中国史专家，他的要求具体而实在：头脑清醒，具有研究学问之独立精神，最大限度搜集使用第一手材料，注明出处严守规范。他偏重断代史人才的布局培育，量才施教，循循善诱，提供机会，精心铸造。一个燕大出身的史学家群体渐次生成，如郑德坤（考古）、齐思和（春秋战国史）、瞿同祖（两汉史）、周一良（魏晋六朝史）、杜洽（唐史）、聂崇岐（宋史）、冯家升（辽史）、翁独健（蒙古史）、王钟翰（清史）等，此外尚有郑嗣禹（制度史）、张天泽（航海交通史）、陈观胜（佛教史）、朱士嘉（方志学）、侯仁之（历史地理）等。无疑，他们成为五四以降承前启后的一代学术中坚。就学术史而言，如果真的存在所谓“清华学派”，那么，燕大“史学群落”恐怕同样不应轻忽。 洪煨莲在燕大主要开设三门课程：远东史、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初级课程面向全校学生，不拘科系，听者常有五、六十人之多，而高级课程仅数人选修。洪先生授课声音洪亮，幽默谐趣，时常爆笑盈堂，绝少乏味之感。他或在历史文献中设定题目，或组织学生从书肆残卷中确认可用素材，在看似“有趣的游戏”当中激发学术兴趣和主动性，再加以细致入微的单个指导，引领初学者步入研究境界。他曾布置翁独健修改一未定稿，完成后十分满意，又让翁整理《道藏子目引得》，委以正规项目。同时，他暗自与哈佛大学联系，推荐翁留洋深造，办成之后，才将喜讯告知这位高足。 侯仁之入学后，受到洪煨莲所作蔚秀园、芍园及淑春园历史由来研究的影响，开始对历史地理产生浓厚兴趣，又在洪先生提议和指导下，撰成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一日，洪煨莲将侯仁之召至书房，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不如投名师。”哈佛没有地理系，而利物浦大学却有地理学名师，你应到那里去进修。后来，侯仁之留学英伦，研治地理学，学乃大进。 作为名师，给自己爱徒的著作撰写序言，本是世之常情，也属学界雅事。中国文人历来看重此节，似乎亦是圆润关系、加深交流的一种方式，雅俗高低，容或有之，借重声望，荐举远播，当真严肃议论短长，就难免不通事理之讥。可是，洪煨莲对此一传统却能特立独行，乍看以为西式做派，实则依循古人理据。1945年，侯仁之撰就《天津聚落之起源》，即将付梓，他求序于恩师洪煨莲，“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复我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他从不为人作序的原因，当然对我也不能例外”。侯氏特将该函原件影印刊于文集之中，坦言“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洪先生的复函云： 二十余年来，友好以著作来命作序文者，无虑数十起，业（洪业）辄逊谢，弗敢执笔。就中惟忆《太平天国起义记》译本，因原书版本流传宜有叙述，遂增改简（又文）君序文以为之，仍用简君名，不署业名。盖少年时，曾读《逊志斋集·答阌乡叶教谕书》文当无待于外序，实无益于书之论，深感正学先生之言有理，因自立志，吾读书但恐无成，倘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而能有述作，当不求人为序。又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亦不敢为朋友文字作序耳。 古代序文之流传至今者，……自不必一律，然其有一贯相同者，一律则自己之著作，自己为之序。其为昔人之著作，亦必以己为校订注释之故，而为之序是已。未见有书成自我，序出友朋，借彼吹嘘，发此幽潜者也。《世说·文学篇》言左思《三都赋》成时，时人互有讥訾。迨求询于皇甫谧，得谧为作序，然后先相非二者，莫不敛衽而赞述。然此由汉末党人标榜之习已兴，魏晋人士品藻之风更剧，已不足为尚矣。……唐宋以后，此风尤甚。降及近代，且弊端百出：或达官贵人假手门客，虚炫提倡风雅之功；或文豪名士姑徇俗宜，惯作模棱敷衍之辞。病之轻者，徒滋讥笑，患之大者，竟起祸仇。甚矣，此风之不可不革也。 业于仁之岂吝数行序文，顾自愧学问文章之妄以传授仁之者都无足道，惟铿铿小人之心可以自布于仁之之前，而敢信仁之之必不我怪耳。抑亦欲仁之自序其著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特不复别求序文，且使世之名贵虽欲为仁之文字作序而将不可得也，不亦快哉！ 读其文，品其人，煨莲先生在混沌世俗中别有胸怀，更是一性情中人，知者所谓超凡拔俗之赞，盖可信矣。四十余年后，暮年侯仁之“重读这封不同寻常的来信，更加体会到我师育我之亲、爱我之切”！ 抗战之初北平沦陷，燕京大学因美国教会背景，已成“孤岛”。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封闭燕大，逮捕师生多人，其中即有洪煨莲。坊间所见洪氏狱中凛然大义之“传奇”，神采飞扬，不禁令人为之肃然起敬。他的被迫“向武力鞠躬”暗含黑色幽默，他与日本军人坦然对答，甚至预言“战事结束时，日本民众是要受苦的”，竟使对方无言以对这个“不怕死敢讲实话的教授”。历经半年“炼狱”，洪煨莲等人终于获释，而此后三年间却与失业相伴，只得靠典当度日，境遇窘迫。已在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激赏燕大教授们保有气节，拨出专款相送，以资鼓励。民间实业家宋裴卿（天津东亚毛纺织厂主）暗中赠送一笔款项给洪煨莲，嘱其接济燕大同仁，洪氏遵嘱分成十份分别转送，以防断炊之虞。 其实，还在“一二·九”运动时，燕京学生就已感受到煨莲师在课堂上议论时局那种激越之情，王钟翰感叹：“在洪先生那么潇洒的风度下，竟然蕴藉着如此炽烈的感情”。后来与洪煨莲、张东荪、邓之诚等师辈一同“蒙难”的侯仁之，在日军狱中愈加体察到煨莲师“处大难而不惊”的坚毅素养。燕京学生不禁赞叹：“大学府需要第一流有品有学有识的人才，兼而有之者惟洪师也”！ 1940年，洪煨莲母校美国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博士和神学博士学位，他最后三十四年是在哈佛大学度过，曾长期担任该校东亚语言系研究员一职，1962年七十岁时退休。此后，他依旧出入哈佛图书馆，潜心学问，而不知“老之已至”。人们说他在美“不问世事”，似乎是对国共纷争及变局置身“域外”，渺不相涉。可是，洪煨莲始终惦念他的学生们。 六十年代初，大陆遭遇“自然灾害”，他闻听向有“胖子”之称的齐思和竟已消瘦了许多，心有不安，于是函嘱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将自己所撰《我怎么写杜甫》一文稿酬购置一些食品径寄北京齐思和。洪氏自三十年代始热心收藏古砚，小有规模，至耄耋之年，他委托来美访学的王钟翰将藏品分赠给当年的各位同学。 不过，即使爱才如洪先生，偶尔也不免看走眼：当年王世襄负笈燕大，因过于“贪玩”，洪煨莲认为非“可造之才”；常乃惪因名师推荐来燕大任教，但过于不修边幅，俨然落魄书生，洪先生对其印象不佳，不甚看重，常后来辞职他去。王、常二人日后均成“气候”，洪氏晚年追悔不已。 在汉文化圈内，洪氏洋味十足，风度翩翩，洒脱超然。然而在美国晚辈华人眼里，他仍被视为“季世儒者”，终归中华文化要素居多。人们赞誉他“学贯中西”，足以为人师表，而他作为一名现代职业教师，活跃学府之内，甚少涉足公共领域。学界研讨胡适之类“知识分子”，数目可观，却难得一见洪氏大名。燕京大学隐入历史已然六十载，像洪煨莲这样作用独特、服膺人心的良师久已湮没不彰。洪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辞世，后半生无大难，而晚景寂寥。他的传记已由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加之众弟子的真情忆述，一代良师洪煨莲藉此会永驻人间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