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如法，寻思何曾说一法——怀念严北溟先生
字字如法，寻思何曾说一法
[《改变命运的六十天——严北溟与国共和平谈判》上下集于九月六日、七日晚上九点正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寻出这篇为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系五十周年而作的纪念文章，以纪念我的导师。——2010年9月3日凌晨]
王雷泉
在农村插队九年，饱受无书可读之苦。时曾戏言：要么不读，要读就读复旦；要么不学，要学就学佛学。没想到一言成谶。作为哲学系七七级学生，当时选修最多的倒是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中国思想类课程。然而严北溟教授的佛教哲学史，我连听二遍，一课不落。先生个子瘦小，然目光似炬，声洪如钟。记得讲华严“十玄门”，先生不带片纸，旁征博引，把普遍联系、事事无碍的法界缘起思想，表达得酣畅淋漓；一边奋笔疾书，二大黑板的引文，片刻间一挥而就。听先生讲课，每有手舞足蹈、如醉如痴之感。本科毕业，遂投入门下攻读佛教哲学，从此走上了佛学研究的不归路。
先生1990年去世时，身为受业弟子，我曾撰挽联：“说法七十年，字字如法，寻思何曾说一法；求道颠沛间，头头是道，撒手顿入解脱道。”虽不合章法，却也概括了先生一生求道治学的曲折生涯，寄托了从先生受学所获致的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
先生十四岁时，曾得湖南湘潭益智学校论文比赛第一名，获奖论文《论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针对“五四”后全盘否定孔孟学说的倾向，提出孔子思想构成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应把历代君王利用孔学为统治术同孔学本身的思想价值区别开来。把经史旧知同新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历史的总体角度考查和评价思想家和各种文化现象，是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道。六十年代，先生发表《怎样评价孔子》、《论“仁”——孔子哲学的核心及其辐射线》，为此在“文革”中和周予同教授一起被揪到曲阜孔庙前批斗。“文革”结束后，先生接连发表一系列论文，呼吁重新审视儒道佛思想。在提交《孔子要平反，“孔家店”要打倒》论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大胆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家店”也要打倒！真是掷地有声，语惊四座。
先生为追求真理，一生历经坎坷，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回过头看这些篇章，仍可一窥先生为思想学术领域拨乱反正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良苦用心。1968年冬，先生被横加罪名关进上海思南路的一个看守所。在长达九个月的铁窗生涯中，曾有诗云：“三生有幸万缘空”，他把佛教的“空”——一种否定性辩证法的概念，作为自己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战斗的精神力量。八十年代初期，哲学系部分师生一篇关于认识论的学术论文，被打为“反马克思主义”，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当时空气甚为紧张。我在先生家中，坦言自己对这篇论文的看法，认为至多是“鸣不当时”而已。先生谈起学校召集他们这些老教授开会，要动员各自研究生写批判文章，可以在《复旦学报》上发表。我不便多言，唯唯而已。倒是先生的公子严捷帮我解了围：“雷泉虽然穷，这种稿费是不要赚的！”先生笑笑，意味深长地注视我一眼。
先生弥留之际，有次对我谈起，他写的很多文章其实都是可以烧掉的，此时我算是读懂了先生当时的眼神。挽联中所写“寻思何曾说一法”，即源于此，典出佛教所谓“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不曾说一法。”正如《中庸》所言，唯君子能时中。佛学认为不可言说的最高真理，在不同的时节因缘下，必须针对众生根机而采取不同的说法方式。而一旦导人悟法，则一切言教皆可舍去。正是这种“随缘销旧业，任运着衣裳”的豁达态度，使先生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一切顺逆之境。以解脱作为哲学的最高境界，超越俗世的名缰利锁，超越有限的生死之流，进入绝对无待的永恒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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