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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河南夏邑人，1924年生。1948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史地系，同年入华北大学研究部，师从范文澜等专攻中国近现代史。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3年  己丑年，除夕。我沏好一壶香片，点亮四壁的灯，换上暗红颜色的衣裳，准备着过年。 身处异国，四下寂然，短缺了春节的喧闹，但我仍像儿时一样努力地营造着快乐，并把快乐提到胸口。 我永远憧憬未知的新岁，满怀永不言尽的希冀，等待。 等待最后的钟声响起，我深信种种的颓黯都会从敞开的窗户飘走，清风掠过，无踪无影。 铃……电话蓦地响了，定是拜年的亲友。我拿起话筒，笑着未问先答：“祝您也新年快乐”。对方声音低沉，陌生且熟悉，竟是我多年不见的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程虎啸先生，远从北京打来。“终于和你联系上了”，他说，“你知道彭明老师胃癌去世了吗？发现到过世仅几个月。”话音未落，我的心胃就开始翻滚，犹如小刀在绞，闷痛的尖锐。明明最后一次见到老师，他还精神烁烁，现在我怎么能相信，那一面竟然就是永别！电话里再问一遍，确定没听错，我就说等会儿给程虎啸老师打回去。 走进书房我把门关上，刚才的窗明几净现在却让我感到覆上了一层薄暗。几天前查胡适的资料，我还翻读彭老师的《五四运动史》，那本书仍斜斜地躺在案头，而书的作者已经没了…… 也许人死亡只是另一段旅行的开始，未必比生痛苦，只是我还没有走过，难以揣测，且不能像有信仰的人那样洒脱安详。 我拿过书来，一翻开扉页就看见熟悉的笔迹：“劲桦指正”，这是玩笑语，学生能指正导师吗？更何况是学术界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泰斗彭明先生。霎时，老师清朗如孩童般的笑容朦胧地浮现，我朝他伸过手去，眼里便漫出了水来…… 我虽无信仰，却时常惊异于缘分，好似人之间种种特殊的联系都是冥冥中的注定。比如撞车事故，不相干的车辆必须在相同时间出现在相同地点，但凡早一秒或迟一步，这种偶然就会被错过。当年彭明先生来担任我的论文导师，不能不说是种缘分。而此缘分又是接二连三的新缘分的源头，换句话说，这个因结出了一连串的果，我生命中的很多朋友都挂在这根枝串上。 三十年前，彭明是中国人民大学几位著名的教授之一，教授一著名，就不具体授课，每当偶尔讲一次大课，都会听者爆满。不过我们77级幸运，当年复校，仅3个系，也许学校的老教授们寂寞已久，所以争相主动地为我们开课。听说彭明先生也会来讲一学期的民国史，学生们私下雀跃，猜想他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曾读过彭老师撰写的通俗民国简史，文字浅白，那是本书皮已经泛黄的小薄册子，翻到背面一看，竟然重版了几十次。 彭老师身材不高却显壮实，至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大头宽额，一双眼睛诚实温和得近乎灰色；老师嗓音兴奋宏亮，大笑起来像孩子一般无戒备，聆听者无不被其感染。他幽默活泼，讲课好听，不像大多历史老师那么刻板。更添趣的是先生有点口吃，且次次都结巴得正在点子上，让已有的生动加上了笑果。每到下课，求知欲强的同学们都会把彭老师层层围住，久久不散。不过懒惰的我从没围过，也未近距离地和他有过接触。 80年的秋天，学生开始提交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我提交的是有关瞿秋白早期思想研究。经过系里教师们2个多月的仔细讨论，除了我以外，全班同学的研究方案都获得了批准，系里并分配给每一个学生3名研究相关问题的指导教授。下课后，班主任找到我，说我需另立选题，我问为什么？答中央没有给瞿秋白平反，且没有教授可以辅导这个论题。我沉默无语。他等了一会儿，特别和气地小声说，“不要碰这些敏感的东西，要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天早上，我把同样的论文题目又交了上去，还附了张字条，表明如果没有导师，我愿意自己写。 当天下午，相声演员侯宝林到中国人民大学来演讲，我去晚了，同学帮我在大礼堂占了个位子，待我找到她们坐下时，发现彭明先生就坐在我的右侧。先生一见到我就问：“杨劲桦，你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谁？”我愣住了，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我不愿回答他的问题，支吾了好一会儿，才不得已坦诚相告。 彭老师皱起眉头，沉默了片刻，说：“我来做你的指导教授好不好？当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只是名义上的，我会请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来指导你。”我突然觉得感动却说不出话来，只是面无表情地微微点了下头。 隔天下午，我来到林园五楼四号彭老师的家。待我走进书房，他早已坐在那里等我了。他递给我一封信，牛皮信封上竖体写着陈铁健启。他告诉我到颐和园东北侧的中央党校南院找，李新和陈铁健等正在那里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史》。他又问我：“听说过陈铁健吗？他很有文才。”我答读过他写的《重评多余的话》。 我乘332路公共汽车到达颐和园正门，沿着高高的园墙走了一阵，然后横过马路，又在农村的土瓦房小巷里穿行了十多分钟，最后才到达党校南院。这里风景优美，曾经是清代皇家的赐园。我当时心里忐忑，读陈铁健的文字，脑海里便泛出个枯瘦老人的形象。我上楼找到316室，轻轻地敲开了门，略微吃惊的是，面前的这位陈老师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衣着干干净净，言语文质彬彬。 我恭敬地将信交给他，他拆开仅瞥了一眼，就放在了案台上，表情冷淡，估计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终于他问：“你又为何要研究瞿秋白呢？” 他的问话方式让我心里别扭，就没了说话的愿望。他抬起眼睛，等待我的回答。我眼光一瞟正好看见书架上鲁迅的《野草》，就说因为鲁迅吧。他惊异地睁大镜片后面的黑色眼睛，问“你现在还读鲁迅吗？”我自嘲地干笑了一声，答现在不读小时候读，不过那时没读懂。我们俩有点僵持地沉默，最后他说：“你星期四下午2点钟来吧。” 我很沮丧，都不想去了，但又不愿多事，星期四还是准时来到陈老师的办公室。只见他给我准备了一张小书桌，上面摆着三寸厚的一摞影印资料，字很小，我一看就知道是中央档案馆的文献，极少人才能看到，我冰凉的心里突然暖和了一下儿。人人都知道，研究历史的人视史料如性命，谁手里掌握的资料多，就意味着谁的成就大，无人会把自己的资料透露给他人。甚至还听说过有两个研究相似范畴的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人在上午做广播体操趁竞争对手休息时，将对方积攒了一辈子的卡片资料给偷走了，令人家差点跳楼。 陈老师毫无表情地指指材料对我说：“读吧”，然后就转身背对着我忙他自己的事情，直到我走也不再跟我说一句话，以后每次都是如此。陈老师沉默寡语，目光黯淡，你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彭明老师非常关心我论文的情况，经常详细地问我进度，我告诉他说还在看资料。他说：“很好很好，研究历史不是文学创作，论点要有强大的论据来支持，没有资料，你的逻辑文笔再好，也是虚空的。”他还说：“不能人云亦云”，我点点头；他又说：“不能标新立异”，我愣了一下儿，皱眉道：“那不就是无路可走了？”他笑了，说其实别人怎么评论你并不可怕，真正的痛苦来自研究成熟过程中自我的严格批判：一遍遍地审视，一遍遍地否定，一遍遍地推翻重来，几乎就是无路可走。直到有一天…… 你能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他指了指书房墙上挂着的一副对子：“板凳能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是他的老师范文澜对他的告诫。我们同学都知道，彭老师是资料大王，他积攒的小卡片都成箱成摞。 周末的一天，外面狂风暴雨，雨点噼里啪啦打在窗户玻璃上像炒锅里的蹦豆，我在东风二楼宿舍楼上突然隐隐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窗探头一看，只见彭老师在大风里歪斜地撑着把雨伞，有一边的伞布还翻了过去，鞋子全淌在水中。我赶紧跑到楼下，他把胳膊底下夹着的两大厚本内部文史资料交给我，说是刚刚拿到的，千万别弄丢了。当时一个外系的朋友正好在我宿舍，他问那位老先生是谁呀？我说是彭明老师，他大惊，问是大名鼎鼎的彭明？我说是；大雨天给你送材料？我说是；他表情激动地重复说：“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老师呢！” 原本一篇本科生的论文，要求不高，实在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加上我性格大而化之，起初并没想要费多大的气力。年轻时的我自由散漫，兴趣广泛，喜读闲书。除了本系的课，哲学系的沙莲香老师还带我去北京大学修了一年的心理学，我又在78级中文系听了两年的课。虽然我酷爱历史，却受不了无表情的枯燥，读今人写古，我唯独偏爱翦伯赞，而对那些考据和细节的纠缠，根本读不下去。当陈老师给了我铺天盖地的资料后，我明白了研究瞿秋白不能再情感用事，每一件具体的大事小事，每一个观点的产生，每一个思想运动或武力行为的出现都要将其与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背景联系起来。我的热情开始减退，很厌烦不管说什么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我环顾左右，其他同学居然都没有我的烦恼，他们那么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个强制的原则，并会娴熟运用。我感到了孤独，读瞿秋白，也感受到他的孤独。 然而老师们如此认真地指导我，我多少明白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辜负了人家。于是我心无旁骛，精神高度集中在当年杂乱无章的年代里，对现实反而心不在焉，甚至见到熟识的同学都好像不认识了。 动笔之前，陈老师和我进行了密集又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争执，比如新文化运动，土地问题，老庄和小乘佛教，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洋务运动，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其实在生活里，我也属于寡语之人，但讨论时还是我说得比较多，否则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陈老师很专注地听，冷不丁地回我一句，噎得我半天咽不下口吐沫。激辩使我脑筋加剧震荡；使我挣脱了情绪色彩；使我近乎冷酷地深层思考。陈老师对我严格的方法论训练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当然，他还详细地讲述了很多别的事情，甚至包括瞿秋白的点滴逸事。他带着我拜访了一些当年和瞿有特殊关系的人们，记得有一次去木樨地22号楼看望丁玲女士，她送给我几本她写的书，其中有一本中篇小说《韦护》，就是记载当年瞿秋白王剑虹和丁玲间的爱情友情。丁玲说：“瞿秋白其实长得不好看，可是很引人注意。”出她家门后，我说老太太还是有点嫉妒呢，陈老师少有地呵呵笑了起来。我接着说：“瞿秋白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哪个年轻人没激情？哪个年轻人那么成熟？瞿说因为没有牛才用他这条狗来代替耕田的，何必那么苛责呢？”陈老师怔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幽幽地答: 史上若留名，则无辩辞。我看着他，哑然。 陈老师实在是内向，不轻易表达内心，有时候我把想法写下来寄给他，他就回信给我，忙碌不能见面的时候，我们几乎一天一封信。他的文字能力极强，读他的信比听他讲述要精彩多了。另外我十分喜欢看他写的字，一笔漂亮工整的欧体。只可惜那些信我没能保存下来，每次想起都难过不已。 进入了艰苦的写作阶段，我就越发专注，但还会屡屡面对着浩瀚杂乱的史料枯坐发呆，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 陈老师固定每星期要看我的草稿，然后批上他的意见，当然每次还不忘记表扬一下。1981年的一个夏日，我发高烧40度，彭明老师和陈老师来看望我，临走时陈老师将散乱在桌子上的手稿带走了。两天后，我收到了寄还的稿子，打开一看，他竟接着我的文章写了下去，至少写了有500字。 其文字之美好，思辨之透彻，论述之爽利，真让我感动得眼睛都湿了，这段文字一直就保留在我的文章里。后来回国，陈老师送给我他著的《瞿秋白传》，我在里面也看到了这段相同的文字。 终于，我的论文写完了，一共四万五千字（系里只要求写一万字以内），装订起的稿纸有一本书那么厚。陈老师读完后将文稿交给了彭明老师，彭明老师非常夸赞；他审完又把稿子交给了研究义和团的程虎啸老师，程老师又逐字逐句修改了一遍，去掉了我的形容词，也去掉了我的学生腔。回想起这些，我至今对他们深怀感恩之情。 为了酬谢陈老师辅导我的辛苦，彭明老师在北京大学西门旁的一家门面很小但讲究的西餐厅请大家吃饭，除了彭陈二位老师和我，当天陪坐的还有其他几位史学界的前辈。吃饭的时候彭老师特别高兴，对陈老师再三道谢，好似我的父亲一般。陈铁健老师突然很郑重地提出，希望我能继续考他的研究生。我一愣，马上说不要，接着又赶紧解释说：我不适合研究历史，因为我板凳坐不了十年冷，你看我努力写了大半年的文章顶多也只有你们三个人读了，这不是无效劳动吗？我当时真是童言无忌，大家哄堂大笑，彭明老师边笑边说：“真贪心，我们三个人读了难道还不足够吗？” 或许是老师们不愿让我对史学研究的价值心存偏见吧，他们帮我把毕业论文编改成四个独立的部分，首先推荐给《近代史研究》的主编丁守和。丁守和先生选择了第二部分发表，余下的三个部分分别刊登在《南开史学》等三本历史刊物上。 198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我看到办公桌上有张便条，潦草的铅笔字写着电话留言：“小杨立即去一趟《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有要事”。 趁着午休，我乘大一路公车，又在王府井倒了趟电车，就来到了东厂胡同。一转过熙攘的街角，抬眼看见浅灰色的近代史所办公楼，它神态呆板地耸立在黑瓦平房之上，实在显得突兀。 读报纸的门卫头都没抬就告诉我编辑部在二层的最东头，很容易就找到了。门是敞开的，我小心翼翼地朝里探头一看，有四五个中老年男人正在宽大的屋子里小憩，有的坐着，有的蜷身侧躺在桌上打盹。我轻轻地敲了敲开着的门，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微微地张开了眼睛：“你找人吗？”一口浓重的胶东话。“我接到通知，说让来一趟”，我规矩地回答。 “你家长是谁啊？”他愣愣地问。这打岔打到哪儿去了？我赶紧又说：“我叫杨劲桦”，话音刚落，其余睡觉的人都坐了起来，几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紧张地低头检查那天穿的白衫蓝裙，可有不妥？胶东人怔了一下儿才说：“你到对面的屋里去等一会儿。” 我只好走进对面的屋，屋子很小，临窗有张两抽桌，紧挨着是一张木板小床，床边还坐着个年轻男孩儿。那男孩儿我猜顶多十八岁，学生头，很瘦，动作敏捷得像只金丝小猴。他不认识我却一直捂着嘴不停地冲我笑，笑得厉害了还弯下腰，我纳闷地想，这儿的人可都真够奇怪的。等他笑得没劲了，才眉飞色舞特神秘地凑近我说：“上午我们开会讨论发稿时，大家议论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杨劲桦，看名字文章和字一定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头子，真没想到…… 哈哈哈，太逗了。跟你说话的那人是我们主任宋士堂，今天是让你来做最后一校的”。屋里就我们俩，他还是说悄悄话似的把声音压得很低。他说完又笑，我也就跟着傻笑，像是在议论不相干的别人。他把定稿拿给我看，我对编辑加减的一些零碎不太乐意，比如，在胡适前加上“反动文人”的定语，我心想“反动”的定义是什么呢？反潮流而动？反政府而动？胡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吗？但一想算了，没在瞿秋白前面加上复姓“叛徒”就算客气了，其实我最终也没弄明白大家认为瞿秋白背叛的是谁。从那天起，我和帮我的这个古灵精怪的男孩成为了好朋友，友谊长达一辈子，他叫汤立峰，非常聪敏且才华横溢，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现代书法家。 晚上回来我打电话把中午发生的详情告诉了彭老师，还夸张地添油加醋，说人家觉得我是个脏兮兮的干瘪老叟，这是研究历史的代价。彭老师在电话那端兴高采烈地笑，笑个不止，还说明天就要告诉陈铁健老师。我经常在想，彭老师身体之所以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喜欢笑，喜欢诚心诚意地体会快乐，哪怕是微小的快乐。正因为是史学家，所以他才有气度，所以才荣辱不惊，观千万年历史，不过就是眼前一瞬，更何言那明明灭灭无尽数的个体生命。彭老师个性豁达，鲜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从不用阴郁的表情使别人感受沉重。 虽然我在大学学过历史，可却从未在史学界工作过一天，因为没从事此专业，所以不了解彭老师陈老师帮助我发表篇论文有何重要。若干年后，我看到在研究和教学行业的朋友们为了评上高级职称，绞尽脑汁地争取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当他们竭尽了全力却无功而返并为此陷入深深的烦恼时，我才明白，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里，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算是老几？难怪编辑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如果他们事先知情，没准儿连瞄都不会瞄我的论文一眼。可想而见当年老师们与我的恩情有多大，他们为我在史学这个圈子里和我的生命中划下了一道轻浅的痕迹。 毕业后我和彭老师仍然来往密切，每次出差回京我一定会去看望他。彭师母叫李雅，退休前是北京大学附中的副校长，想想看，我仅教育一个青春期的女儿都倍感挫折，那要管理成百上千个半大不懂事且荷尔蒙旺盛分泌的青少年该是件如何万难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戴着眼镜，嘴角永远挂着微笑的彭师母是个果断和了不起的女人。彭老师夫妇育有三子，二儿子彭跃和小儿子彭刚岁数和我相仿，也都是77级的大学生，所以我们彼此聊得来，是朋友。彭老师个头不高，可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米八五甚至到一米九以上，我真后悔忘了向师母讨教，小时候喂他们吃什么竟能长得如此茁壮？彭家三兄弟相当优秀，他们相继赴日本德国和美国留学并获得了学位，只可惜没有一个去追随他们父亲的脚步。 我甚少见到比彭老师更为勤奋自律的人，他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然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春夏秋冬，几十年雷打不动，每年至少撰写和出版一本新书。有位作家朋友曾特诚实地告诉我：“写作其实是件体力活，只要能坚持，谁都可以成为作家”。我也深知缺乏毅力比短少才华问题更为严重，顽强隐忍的耐力和坚硬的体魄才是完成事情的关键。每当彭老师送给我他的新书时，我都自觉惭愧，不愿抬头，与两鬓斑白的老先生相比，我空有一副尚且年轻的皮囊。 下午一般是彭老师会客的时间，同学们一定会错过午休才去拜访。先生心肠好又随和，对待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我经常听见他在背后称赞某些学生，而那些人从来都不知道。有时候先生会把写好的书稿拿给我们看，还让给他修改，我摇头说绝不可以，怎能改动老师的文章？然而他却坚持。 先生的文字质朴无华，无多修饰的词句，清楚干净。一个冬天的深夜，我缩在被窝里读他的稿子，读着读着，突然顿悟，原来把一个事件，一个观点准确明白地记录并表达出来，就已经是最好；那种种所谓的技巧，把玩的文字，追求的华彩，其实多少都是虚荣；好比蛋糕表面涂抹的斑斓奶油装饰，有与没有，人们要吃的都只是蛋糕。先生常常用类似的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现在想来真是用心良苦。 每当吃完晚饭，彭老师会像小孩子一样搬个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看全国甲级足球队的联赛。我觉得那么难看的球赛他居然还期盼投入，大睁着眼皮下垂的眼睛和师母年幼的侄儿小牛一起激动，一起叫喊，一起喧哗。 有一年，彭老师和师母到美国华府探望他们的儿子，接着飞到洛杉矶来看我。我当然兴奋，赶紧打扫庭除，琢磨着给他们做好吃的，显摆显摆手艺。可是他们来后，我几乎没有机会做饭，因为每天都出去玩。从好莱坞到迪斯尼，从威尼斯海滩到赌城，从UCLA到杭廷顿图书馆，一个礼拜下来，不要说两位老人，就连我自己都累草鸡了。晚上一回到家，我就赶紧安排老两口洗澡睡下，为明天养足精神，生怕老人累病了。但是彭老师起得很早，他们抵洛杉矶的第二天清晨，估计四点左右，我睡梦里隐隐听见楼下有声响，就披上衣服起床，开门即看见餐厅折射到客厅的灯光。我蹑手蹑脚下楼一看，彭老师正趴在餐桌上聚精会神地写东西。我赶紧给他热了杯牛奶，他对我说，出国前人民出版社跟他约了本书稿，让他用日记体记载这次的美国之行，回国前他必须写完。晚上我打电话给彭刚，说你爸爸太认真了，彭刚边笑边说，这不算什么，他爸去参观林肯纪念馆，为了点儿细节问题，让彭刚开车带他去了十几次。 临离开洛杉矶的前一天早上，彭老师把写好的书稿给我看，我要求他回去再睡一会儿，因为下午要开车2小时去圣地亚哥加大看望一位美国史学界的教授。彭老师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上车即睡，每天当我驶过小路开上大街时，他的呼噜肯定已经响起来了。师母不睡，兴致盎然地观赏车窗外的光景。夜里无景可观时，我就对师母说：“您也睡会儿吧，放心，我除了喜欢开快车，从来没出过事故”。师母说不，一定要陪我说话。谁知，我牛吹大了，就在那最后一天的晚上，我犯下了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到达圣地亚哥后，没料到那位美国教授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烤肉派对，因为很多同事和学生们都慕彭老师的名而来，他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彭老师更是兴奋异常，根本就忘了时间。如果不是我提醒明早7点钟的飞机，大家还不会放我们离去。 上路返家时已是夜里11点半了，我或许是累晕了，鬼使神差地开反了高速公路的方向，居然还没意识到。那天夜里月高风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看见前面有灯光和关卡，以为是移民局抽查偷渡客的检查站，当时无人把守，我想都没想就径直开了过去。突然间，我感觉眼睛花了，竟看不清路牌，我使劲眨眨眼，还是不懂。我又发现高速公路的线道也从5条一下子变成了窄窄的两条，身旁的汽车都发疯似的加速互超。猛然一个激灵，惊得我一身麻，当下意识到我们已经身在外国了！ 四下漆黑，无路灯，左边可以感觉是深深的山崖，右边什么都看不见，我只得屏住呼吸，硬着头皮在车灯的照耀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前疾驶……终于，我一打车把，把车停在右边的黑暗里。深吸一口气，稍停了片刻，我转过身对坐在后排的二位老人说：“我们现在在墨西哥的提华纳”。彭老师有点惊恐地看着我，师母却很镇定，脸上还露着信任的微笑。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静，轻声说：“没事儿的，别担心。” 车前的大灯开着，我隐隐看见旁边有座房子和白色的墙，墙边站着一群年轻的墨西哥男人。我鼓足了勇气，打开车门迈了出去，随即马上又锁上门。我朝着黑影走去，离开有5米处，我停住脚，大声地用英文说：“对不起，请告诉我怎么回到圣地亚哥？”那群黑影摇晃攒动却没反应。我又大声问，还是寂静，唯一听见的是我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咣咣声，震得耳膜一下一下地抽搐。终于，黑暗里走出个矮小的男人，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我害怕地重复：“圣地亚哥……”最后老墨抬起手，指着山下的一处灯光，也说：“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他用手画着圈子，告诉我如何调头，我对他千谢万谢，两只手里攥出了汗来。 好不容易回到了美墨边境关卡，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按下车窗，特别客气，特别内疚地告诉荷枪实弹穿着军服的边防官员，说我是怎样疏忽地开到墨西哥去的；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脸上显露着同情和微笑，他安慰我：“这事情常常发生”，他的话终于让我的一颗心落回到了肚子里。谁想到，小胡子又接着说：“没有证件，我是不能允许你们进入美国的”。啊？！！我浑身的血顿时全部冲到了头上。 回想起来，我都不知是如何在焦虑中熬过深夜里那两个小时的。我把先生和师母带进边防的活动木板屋里，并找来两把椅子让他们靠墙边坐下。我态度非常肯定地微笑着对他们说，我去办些手续，马上就回来。我进入隔开的房间找到了值班的上司，再三恳切要求他让我们入境，上司面无表情，只问了一句话：“我能执法犯法吗？” 我当时只感觉恍惚。从小到大我走南闯北，好似永远身处旅途中，所以养成了出门特别小心审慎的习惯。这么大的疏忽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简直无法相信。我站在门口，远远看着昏暗灯光下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显得疲乏萎顿。凌晨2点，在这喊天地不应的美墨边境……我心里泛出又痛又怜的苦楚，恨不得打自己几巴掌，都是由于我的过失，给别人造成了麻烦和痛苦。当时那种极难受的无助我今天是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不行，我又转回身去，找到上司说：“那位老先生是被请到华盛顿开会的，今天早上7点钟的飞机。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让他们误了开会”。上司思忖了一会儿，估计也看得出来我不是什么坏人，就说：“你能证明你的话吗？”我说可以。我赶紧打电话，把女儿的保姆深夜里叫醒，让她把护照签证和机票找到并影印传真了过来。边防官员们收到后，几个人交谈了一下儿，罚了我300美金现金，然后把栏杆打开，让我们回到了美国。 开回洛杉矶的路上，彭老师竟没了睡意，他快乐又大声地说：“太好了，我们这次居然多去了一个国家，这叫误闯墨西哥”。我当时还心有余悸，从后照镜看了一眼他兴奋的模样，轻轻地笑着摇了摇头。我心想，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带老师师母去墨西哥旅行一次，带他们去看碧蓝的海水，吃鲜美的水果，寻神秘的玛雅文化，再也不要像今夜一样恐惧。 然而，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却永远不能实现了，想来心下凄然。 愿恩师在天国，花香草美，没有忧愁，只有欢喜。 2009/3 于洛杉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