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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培养专门史（中国思想史）硕士研究生，始于硕士研究生制度开始确立的那一年，即1979年。国家第二批博士点评审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学科以及我本人才取得招收和培养博士生的资格。到今年（1991年）获得我校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的已有三人。目前在学的还有一人。 回想近几年来，我受国家和学校的委托，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所谓“经验”，指的是大体上做得对的地方；所谓“教训”则指的是做得不够完善，或者对正确的方面坚持不够之处。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并没有纯粹的经验，也没有纯粹的教训。因此我在这篇短文中所谈不仅是所谓经验，也不单纯是教训，而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东西。 一、把“如何做人”贯穿于培养过程的始终 我觉得，思想教育应有两大类，一类是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再一类是做人的教育。这两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前者代替后者，也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对研究生的思想教育，丝毫不能忽视做人的教育这一环。所谓做人的教育，是指要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老师等等方面的关系。只有在“做人”这一点上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才能真正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如果一个人老是说假话，在灵魂深处个人主义膨胀，到处拉关系，谋私利，做一些不光明磊落的事，不讲道德，不讲道义，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人绝对不可能巩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所以我认为做人的道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这一环的教育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也就是说，在博士生的培养全过程都要贯穿品德教育，而且要放在首位，古人说得好：“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 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当他在大学本科二年级学习的时候，我发现他思维清楚，肯用功。大学毕业后，他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三年后他得到硕士学位，接着又考取博士研究生，经过三年，又拿到博士学位。我仔细反思，在这六年时间里，我对他进行做人道理的教育还不够细致，不够经常。几年前他受到一些不健康观点的影响，又认为在内地收入太少，要跑到海南去“解决生活问题”等等。我们对他的劝说无效。后来，现实教育了他。他不久前在海南给我的来信中，很坦率地告诉我，前些年他受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终于使他在一段时间里走了弯路。我相信，他只要提高了认识，加上勤奋努力，将来会在思想上和业务上取得积极的成果。 在我培养和经二批博士生的时候，我宁可选择有一定工作经验、年龄稍大的同志来攻读博士学位。我经常跟他们讲，首先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这种思想的交流很有好处。在做人的道理上，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点。比如，他们在星期六晚间偶尔玩玩扑克牌，这是很正常的。有一次他们玩的时间较长，多少影响了周围房间的研究生。有人向我反映，我找他们谈话，说明这虽是小事，但也要注意。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要为别人着想，我们自己在休息时候愿意保持安静，我们不能去干扰别人的休息。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些内容，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改造，仍然可以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道德教育。而道德的修养只有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扩而大之，才有成效。 我第二批所带两位博士生都有了家小，他们的生活比较艰苦。我用改造了的传统道德去教育他们，和他们共勉。我告诉他们，在我年轻时，生活并不宽裕，但我几十年来相信孔子说的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可以其道得之，不为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篇》）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君子固穷”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错，不要因为生活的一时艰苦而动摇学习的意志。这些话题对他们都起了正面的教育作用，他们都读完了博士课程，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我还引导博士生参加研究所的集体攻关项目，培养他们的科学集体精神。众所皆知，重大的科研课题，大都是科研群体智慧的结晶。我要求博士生在集体攻关项目中贡献聪明才智，培养他们热爱和尊重科研集体的精神。他们在这方面表现不错。不过，如何将个人著书立说成为名家与关心研究集体（如研究所）相结合，尚需作进一步的努力。 对博士生进行品德教育，提高他们做人道德的自觉性，立志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为了高尚理想而奋斗终生的人——我认为这是培养博士生的最重要的课程。 二、培养博士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这是博士生的另一主课。而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博士论文的写作。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培养博士生，在他们入学不久即开始酝酿博士论文题目。这需要导师和博士生的密切合作。博士生对他所从事学习研究的学科，一般都有较好的基础，对学科的重要成果（如专著、论文等）都有所涉猎。在此基础上，要他们在进一步翻阅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几个研究课题，并非难事。而同时，我也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提出有关博士论文的若干方面，供他们参考。这样，师生间的讨论进行若干次，博士论文题目才能确定下来。如我的一位博士生所写《中国封建社会礼教》，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中过去很少有学者研究，材料较分散，而要做好这个题目需付出很大的精力。另外两位博士生所写《中国近代佛学》、《宋代理学的政治哲学》都不是轻而易举所能完成的。 我要求他们就自己所选论文题目，参阅有关前人和当代学者的成果；不仅有国内的，而且包括国外的。同时规定他们写出对有关成果的评论。这一项工作要进行相当长的时间，这有助于他们吸收别人之长，也使得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的论文如果要在某些点上有所突破和提高，需从何处入手。为翻阅前人和当代学者的有关成果，他们甚至要跑到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阅书籍。 我要求博士生尽可能完整、系统地阅读他们研究课题的原始资料，而且要编出资料长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才可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理论结论。我的一位博士生不但编出了资料长编，而且还校勘、标点了一本与他的研究课题有关的古籍。 博士生写出的论文初稿，是上述两方面工作的系统总结。不过，这对论文定稿来说，还有一段距离。对于他们的初稿，我总是仔细阅读，从论点到资料到文字，提出问题，请他们考虑。我提问题往往采用书面形式，便于他们思索。我要求他们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然后再考虑他们论文的论点、资料和结构。他们总是认真地考虑我提出的问题，经过研究加以回答；这样他们自然会想到他们论文初稿尚须作这样或那样的修改。于是他们的论文便产生了二稿。我对二稿再提出问题，他们再进行研究，并继续修改论文，以至达到三稿和四稿。我所提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因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切戒从思想到思想，从概念到概念。玩弄概念，这和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不同的。直到最后，我觉得他们的论文，我已提不出什么问题，就这样大体定下来。在我三番五次地和博士生磋商论文的过程中，使我更加了解他们的学术功底、思维能力，同时我也从他们的论文中受到启发。这是我培养博士生花费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一个环节。 如果仅仅是我个人对他们的论文提出问题和意见，那是不够的。我请他们将论文稿向校内专家请教，还要寄至外地、特别是首都的专家，请博士生向他们请教。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对于他们修改论文和提高论文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论文的答辩会，是对博士生独立研究能力的检阅。我十分希望被邀请参加答辩会的专家们对博士生多提问题，严格要求。我的一位博士生在答辩中经常用“我发现……”等等口语，实际上有许多并非他的“发现”，我抓住一例，指出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谋论点，怎么能说是“我发现”呢？校外专家说，这虽是口头语，但不能常用，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学风问题。博士生衷心接受这个批评。后来他写文章，如有所本，都清楚地注明引自哪位先生的哪一本著作。他跟我说：“学习越深入，就越觉得要‘发现’什么，是很不容易的事。因此，‘我发现’这三个字的份量太重了，要谨慎使用。” 总之，我体会，抓住博士论文这一环，对博士生严格要求，使他们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受到学术和学风的严格训练，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这个过程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要在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上打下牢固的基础，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例如博士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训诂文字基础、历史基础、逻辑基础、外语基础等等。特别是外语基础，决不可忽视。今年入学的博士生，我要求他参加英语重点班学习，在口语上经受训练，以便为将来进行国际的学术交流打下基础。我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我参加过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较老的学者，在专业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往往不能直接用外语进行交流，不能说这不是缺点。下一代的学者应当克服此不足。总之，我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在打好牢固的学科基础方面，还有不足，需要在他们毕业后继续努力学习。 三、与博士生建立长期的学术联系 博士生毕业后不可能都留在学校。他们比较年轻，经过较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中的多数人将来会成为学科建设中的中坚力量。由此便提出了一个问题：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学科已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编制不可能也不应该任意增加，人员要精；同时研究所又必须担负起学科建设的重任，要有集体攻关项目，又要有持续不断的研究活动；通过研究成果的发表，证明学科建设在逐步进展中。那么，如何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将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组织到集体项目中来，发挥他们的特长以外，还可以组织已毕业分配到其他单位工作的博士来参加课题的研究。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效果很好。例如，我的一位博士生毕业后回到山西太原工作，我请他参加我们研究所的集体项目，他在工作之余积极承担了一部分研究任务，按时交出了成果。他的成果经过主编修改，认为可以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对提高他的研究水平大有裨益。我戏称这是我们自己设置的“博士后”。 吸收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参加重要课题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经过几年的培养，博士导师和博士生相互间已有较深的了解，并建立了师生感情；他们之间进行学术合作，一般不会发生所谓“人事”及其他方面的矛盾，得以使学术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同时，博士生刚毕业不久，也需要在集体项目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比一个人关起门来写书，会有更多的交流和请教的机会，更加有利于他们学术水平的提高。 由此，我便想到：请教育领导部门考虑有计划地正式设立文科博士后站。因为这对培养有高质量的文科人材是不可缺少的。理、工科早已设立，行之有效。文科亦不可忽视。当然，设立博士后站，应经过严格的评选。 近年来文科博士毕业生的待遇有了提高，加上其他原因，生源有了增加，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质量。根据这个要求，我培养博士生的工作尚有差距，经过思考，我在今后准备在以下几方面努力去做： 1．严格入学考试，特别注意面试，了解其思维是否清晰，了解其理论和专业基础的广度和深度。我想强调：思维是否清晰，这是培养中国思想史博士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不能清晰地用语言和文字表述自己的想法，没有经过逻辑学的训练，那很难在学科上做出成绩来。 2．严格进行品德和思想考核。 3．严格执行关于培养博士生的各种规定，使他们养成勤恳好学的良好品质。 4．对博士生要求严格进行外语训练，他们不但要有阅读能力，而且更要提高会话水平，以便于他们将来和外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5．要求博士生在研究所内参加一定的集体项目的研究工作，提高其科研能力和培养其科研的群体意识（善于和别人进行合作研究）。 6．要求严格按照写博士论文的程序进行工作，使博士生养成谨严的学风。 7．严格进行博士论文答辩，防止“人情风”等等与科学不相容的邪物掺入博士培养过程。 我想，只有严格要求，认真地做培养工作，导师和研究生管理人员等密切配合，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博士，他们才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打下深厚的基础。 1991年1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