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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顾诚先生是一位考据精深的传统史家，他撰写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均以史料考辨详实名闻学林。他对李岩身份的质疑、对“荥阳大会”的否定以及《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所附大顺、大西政权地方官员表格，无不体现了他一贯的“竭泽而渔”和“无信不征”的考实风格。此外，他对明代耕地数字的解释、对明代卫所制度属性的更正、对沈万三及其家族事实的考订，都被认为是实证力作。 对顾先生“十年磨一剑”的专著——《南明史》的史料使用，学界更是津津乐道。该书直接征引的地方志史料有200余种，而他更是把明末及南明农民军所到地区的省、府、州县志书全部翻检一遍，达1000多部，仅云南一省的方志就查阅了100余种。不少珍稀典籍也是顾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或加以引用，《南明史》（上）封三配图出自清初武将柳同春所撰《天念录》，记载了顺治五年（1649）南昌守臣金声桓、王得仁“反清复明”，柳同春化装出逃，向清军报信，南昌城终惨遭屠城的历史，然而从“天念录”的书名完全看不出内容的端倪。对著名目录学家、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和《南明史略》，顾先生既有引用，也多有补证或纠正。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研究者把顾诚先生的“李岩质疑”与陈寅恪先生的“曹冲称象之事”的考证方法并称为当代历史学考实的典范。（参见刘泽华：《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见《文史哲》1989年第1期），在日本，更有学者专文研究顾诚先生的考据方法。 其实，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英文资料的运用也是《南明史》这部经典著作的一大特点。在考证永历朝廷覆亡的若干事实时，顾先生参考了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学者司徒琳教授（Lynn A.Struve）所著的《南明史》（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同时还分别参照了英国学者哈威（G.E.Harvey）的《缅甸史》（上、下册）（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及貌·赫丁·昂（Maung Htin Aung）著《缅甸史》（A History of Burma），注释中分别标注出中译本页码和英文原版页码。对司徒琳同名为《南明史》的英文原版中的若干错误，顾先生予以指证。 顾诚先生能够如此熟练地使用英文资料，缘由还要从他早年的治学经历说起。 1961年，顾诚先生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工作，最初到白寿彝先生主持的“中国史学史组”工作，被安排从事明清史学史的研究。1963年，顾先生又被分配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1965年“文革”前，北师大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顾先生和历史系里另外三位更年轻的老师被调到“外研所”的美国问题研究室。顾先生之所以被分配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和美国问题研究室，最可能的原因是，早在1960年他还在读大学三年级时，曾被抽调到由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由周一良先生主持，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老师和科研机构人员组成的全国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的编写组，他以学生的身份竟然还被指定为分组组长。由于他出色完成了任务，也得以留校执教。不过，顾先生在大学期间学习的外语却是俄语，英语是他工作之后自学的。 顾先生在美国问题研究所期间，正值“文革”之期，据顾先生在《我与明史》中回忆： 上班时我们室是阅读新到的美国报纸、杂志，从中选择问题，整理成系统的资料。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在“文革”那样禁锢的情况下，会允许外研所花费宝贵的外汇订阅多种外国刊物（除美国问题研究室订阅美国报刊外，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三个研究室也订了不少国外相关报刊），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上级部门过问我们的工作。（见《南明史》“代自序”） 在美国问题研究所期间，顾先生参与编写了“美国石油大辞典”，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的长篇文章（1965年5月19日），撰写过《列宁在〈和平法令〉中说些什么》等论文。 据师母介绍，1977年，顾先生正式打报告申请回历史系工作，当时的历史系领导仍然坚持让他回到现代史教研室。但此时的顾先生已经“偷偷”从事明清史研究6-7年时间，他坚持要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第二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李岩质疑》，这也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 虽然回到明清史研究的专业领域，顾先生还是一直坚持他的英语阅读和学习，他曾长期订阅《中国日报》，甚至他的女儿读大学时，他也建议女儿读英语专业并从事与英语有关的工作。我在2001年跟随顾先生读博士时，他书桌上总有一些英文论著，并坚持每天读一些英文书籍。有一次还拿出来英文原版书让我翻译一段，我们还一起聊过“世界资本市场与平均利润的形成”等经济问题。美国学者司徒琳和戴福士（Roger Des Forges）也都曾不止一次到过他家里探讨问题，他曾带过3名日本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顾先生与海外学界的联系一直很密切。 当年，顾先生从俄语学习转向英文自学的初衷已不可知，但读《南明史》可知，一方面他使用英文资料的考据功夫相当精深，另一方面英文文献也只是他研究的众多手段之一。在如何对待外文资料和海外研究成果的问题上，顾先生的态度和观点是值得学习的。 原载于：《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0月12日 03 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