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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9年8月，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在8月14日发表的那篇题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新华社论中点了三个文人的名字： “对于这些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后，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郑家驹(钱穆弟子)：(毛泽东)他只知道钱穆反对共产党，写文章批评共产党，什么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事实上他离开了大陆，走了。他没听见钱穆对国民党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只看见他反对共产党的这个言论的文章，这难怪毛泽东有这样的想法。 对于毛泽东将自己与胡适和傅斯年在政治上归于另册，钱穆因为不解而无法释怀。1950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到，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 凤凰卫视11月6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一篇新华社论中点到了华侨大学教授钱穆的名字。从这一天起，在大陆钱穆成为了反动文人的代名词，他也由此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转折。 钱穆是一位苦学出身的读书人，幼年因家贫，中学未毕业即出任乡村小学教师，18年间靠自修有成，转任中学、大学教席。他主张中国人对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应抱有温情与敬意，不应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钱穆抱守书斋，教书育人近八十年，终生不仕。 郑家驹(钱穆学生)：他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一个(人)，第一次我见到他是在1942年暑假，放暑假，我在遵义，那时候我爸爸在浙江大学。钱先生到浙大去演讲，一个很大的教室，他在演讲。我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学毕业生，也不是浙大的学生，就悄悄地坐在最后面听他演讲。他个不高，戴上眼睛，很文雅，但是呢，一说话非常有震撼力，有吸引力，就是能把你镇住。 洪廷彦(钱穆学生)：他是当了多少年小学教员，又当了多少年中学教员，然后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讲课是非常生动，除了语言，他这个江苏的苏南口音，这是改不了，有些人听不大懂。 解说：钱穆3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受聘于北大文史学院，开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由于他与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擅长以演讲的方式授课，因此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郑家驹：他的最成名的第一篇文章是这个《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先生把他推荐到燕京学报一下子成名了。这个问题，它一下子解决了当时的今古文之争，然后就是《先秦诸子系年考辩》，这是一部大书，先秦诸子百家从清朝起一直乱成一团，先秦的学术思想怎么把它调理清楚，理清，他做了这个工作。 他说我这部书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我这个对于先秦诸子，我把它整理得是自成一个体系的，你要攻它不是攻它一点，要么你整个摧毁它。 解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辗转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从史学考据到文化探究的转变。 郑家驹：当然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嘛，1942年嘛，正是抗日战争这个大后方很困难的时候，他是还是讲历史问题，讲文化问题，但是呢，他还是讲到民族存亡、国家兴亡，讲这一类的问题，讲年轻人的责任，所以呢，我一下子就给吸引住了，觉得这样一个矮小的文人，他这个释放出来的能量让你觉得敬佩。 解说：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 辛意云(钱穆晚年弟子)：当战打起来的时候，他说中国一定赢，他说一般人只懂得物质的计量，战力多少，军力多少，他说可是忘记了，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们忽略了这个部分，中国一定赢，所以他写完了国史大纲，一下子洛阳纸贵。 也鼓励了好多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从军，同时让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动荡，而且对自身完全没有自信的时候，他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从新认识自己的一个可能，而且在关键时刻提出最正确的看法。 解说：多年的自修苦学令钱穆的史观自成一家，他认为对古典文献的普遍怀疑会导致对上古历史的全盘否定。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短也必有其长，不能因为本国历史发展到近代出现了种种病痛，就彻底否定其发展，甚至文化生命本身。 辛意云：在讲欧阳修的本论的时候，钱先生告诉我们文化的本身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族群、一个文化，不要以为它是外在的，它实际上如同一个生命，就像我们要认识，要真正让自己站起来就得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不论好坏你都得接受，那不然的话，你一直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攻击自己，那这本身对自我的否定不足以让自己成长，而且或者成熟。也不见得能够真正认识自己，而能帮助自己去自我发展。 所以他说欧阳修的说法认识自己哪里不好，我们得接受，然后调养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温情与敬意，其实基本上包含着一种自我的尊重，然后自我的承受。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去开展对自己的认识。 解说：在当时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文化思潮深入人心，胡适先生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无论是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两大主流学派，还是日后渐成声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钱穆所持的观点都并不认同。 洪廷彦：他又替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政治制度而辩护，不要把这些政治制度都一概摸黑，他有的时候过分美化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他反对太平天国，就是叫洪杨之乱，他就是赞成曾国藩打太平军。 郑家驹：你比如说罗尔纲先生已经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革命啊什么的，他就是在《国史大纲》，那时候已经什么时候了，抗日战争开始了，他还是叫洪杨之乱。 解说：史学大家钱穆当然懂得通史致用，考史明变的道理，然而抱守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面对的确是巨大的时代洪流，钱穆依然选择了纯粹文化意义上的保守态度。余英时说，钱先生是开放性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做学问是这样，做人亦是如此。 解说：1939年6月，钱穆离开了西南联大，一年后他转赴成都，担任流亡的山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在此期间，钱穆两获蒋介石召见，并应他的邀请与冯友兰一起去到重庆，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演，同时蒋介石请钱穆负责《宋元明清学案简编》中清代部分的编写。 张鸣(学者)：他也得到了蒋介石，就是当时的统治者的认可，蒋介石对他特别好，非常非常好，就是非常尊重，相当尊重。就是住在重庆的时候，他给他们军官做演讲、讲课，每餐饭蒋介石亲自要看一看，尝一尝是不是合口，就是你可以看出他很得到那种就是很受赏识的这样一个学者，但是他并不是御用学者，就是绝不能说他是御用学者，他并没有去迎合这个，他只是说，我就这观点。 解说：不久，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直斥钱穆“冥顽不灵”，胡绳等学者更是认为钱穆美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攀龙附凤之嫌。钱穆则说，蒋公以国士相待，令他感动，而对于闻一多等人的责骂，钱穆并不感到奇怪，他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辛意云：先生一生不争执，他在我们上课的当中，别人有拿骂先生的文章给先生看，先生看完了以后哈哈大笑，哦，他是这么说我的。甚至于有一次我陪着先生坐在那个走廊上面，先生说你知道谁谁谁吗?我说知道，你知道他对我的评语吗，我说知道知道。 我说他说先生是御用文人，先生说那你的看法呢，我说，哎呀，这个时代，先生敬理，如《论语》里所说的，先生敬理，人以为谄矣。先生所有事情都以理表达，人家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定要激越，一定要抗争，可是先生一切都敬理，人以为谄，人家还以为先生是谄媚，先生大笑说，不错，你论语读得不错。 解说：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钱穆应荣德生的邀请由昆明返回无锡，担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远离了是非之地，钱穆安心教书，国共两党的纷争一时也被他抛在了身后。 郑家驹：钱先生是这么一个大学者，他给一般人印象肯定是一天到晚就念书啊，其实他也很喜欢玩的。有时候天好一早上根本就是说，出来一招呼，走，我们出去玩去，就跟着他出去了。 洪廷彦：每个礼拜都要出去玩的，出去玩的时候，他什么都谈，所谓他的《湖上闲思录》那里头的内容就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谈的新思想。 解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想，对于钱穆来说只是一种奢望。1948年底，钱穆的长子钱拙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江南大学开除，钱穆并不赞同各地学生赴北平请愿，但是同样反对政府和校方以高压手段对待参加学潮的年轻学生，而此时，在苏州家乡念书的老三钱逊也跟父亲有了一层隔膜。 钱逊(钱穆之子)：我当时念高中，苏州中学，学生里边也有地下党。那当时我们就是有那么一点接触，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有一个文化处，那个地方免费你可以找它送书。你写信给它，它就送。它送什么书呢，当时我写信给它，它给我寄了一套《列宁文选》那么两本。 我都没太看，我放在那里。我父亲看见了，父亲他那次就特地把我叫到书房给我说，就说你不要看这些书，你以后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你会上当的等等，他拿一部《曾国藩家书》说你要看这个书。 解说：钱穆的弟子余英时说，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在钱穆看来，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与激烈的革命斗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郑家驹：他有几个事儿，他大概自己觉得，这个跟共产党是绝对是弄不到一块了。他的《国史大纲》在这个引言里面，长篇大论公开的在那地方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洪廷彦：他对共产党讲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持反对态度，可是他对国民党的贪污和特务政治，他也是深恶痛绝的。 解说：1942年，在成都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到，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介石就此不再提及。 郑家驹：他从来不跟我们说，什么他跟蒋介石的接触，从来没说过，但是我们知道他对于国民党的那些人，他从心里面厌恶。 洪廷彦：他说1942年在重庆，蒋介石请客吃饭，一桌子人都是大官，只有他是一个教授，这一桌子人是什么人呢，他说有陈立夫，有陈诚，他说不但是陈立夫、陈诚见到蒋介石是必恭必敬，很拘谨，就连老资格的外交家顾维钧也不随便讲话，他说最滑稽的是什么呢? 邵力子坐在那儿，蒋介石故意奚落邵力子，说你共产党指着邵力子的鼻子说，你共产党如何如何，这个是奚落邵力子的，可是邵力子故意装聋作哑，装作没听见，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曾经。他说这一顿饭一吃使得我感觉到，绝对不能做官，一做官，我的一介自由都没有了。 郑家驹：所以你看这个老先生，他有很随和的地方，你包括我刚才讲生活当中，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啊，出去玩儿啊，非常随和，你绝看不出这是一个当时了不起的大学者啊，但是他有他固执的地方，有他守住的一些基本点，这个是他不迁就的。 解说：1949年8月，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在8月14日发表的那篇题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新华社论中点了三个文人的名字。 “对于这些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后，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郑家驹：(毛泽东)他只知道钱穆反对共产党，写文章批评共产党，什么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事实上他离开了大陆，走了。他没听见钱穆对国民党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只看见他反对共产党的这个言论的文章，这难怪毛泽东有这样的想法。 解说：对于毛泽东将自己与胡适和傅斯年在政治上归于另册，钱穆因为不解而无法释怀。1950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到，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 洪廷彦：他是作为一个性格很倔强的，很讲究我士大夫的尊严的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呢，有时候很随和，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性格很倔强，很把维护他的士大夫尊严无，这个和维护他的生命一样重要。 解说：1949年秋，胡适远赴美国，傅斯年到了台湾，钱穆流落香港办学。 解说：在人生最窘迫潦倒的时候，钱穆选择了去创建一所新的大学。1950年秋，由商人王岳峯出资租用香港九龙桂林街三个单位的两层房屋作为校舍，三楼作办公室及学生宿舍，四楼作为教室。原来的“亚洲商业专科学校”正式更名为“新亚书院”，校长钱穆与同样来自大陆的学者唐君毅、张丕介等人身兼校务与教师多职，开始了在香港的办学生涯。 洪廷彦：那个创办新亚书院的辛苦啊，经费上很困难，他自己生活上很困难，他是打地铺的，很困难，但是他一直坚持下来了。 钱易(钱穆之女)：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学生，可能那个是两间屋，他住的那间不是教室，外面那一间是教室，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的桌子，四周围一圈学生，然后老师就在那讲，里面的那一间就是教师的办公室，到晚上就是我父亲的卧室，那确实是很艰苦、很艰苦的条件。 解说：新亚书院草创时期，前来授课的教师中有不少都是国内大学的一流教授，然而他们的薪水却少得可怜。教师们议定，身兼校长与文史系主任两职的钱穆应该拿最高工资，月薪200元，依次而下，教授们各得港币百元、八十元不等，而这样的标准仅仅与当时香港公立的二等教师收入相当。 新亚书院的生源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流亡的青年学生，钱穆在自己的《师友杂忆》中这样写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日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则记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先生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间空教师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师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歌词：山炎炎，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钱易：歌词是我父亲亲自写的，就是描写那个(新亚书院)怎么样从无到有，那个从小到大发展出来，因为香港原来是个殖民地的社会，我父亲去了办了新亚书院，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这个影响很大。然后后来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这个确实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解说：新的大学组建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文大学来命名。他说现在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么靠近中国，中国又分裂成大陆和台湾，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一点一定要顾到。1949年的钱穆孤身一人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大陆，最小的女儿钱辉那时还不满9岁。 钱易：我少年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印象实在是少得可怜，因为整个抗战的时期，我父亲在内地，在西南联大这边，昆明这边工作。我们在苏州，然后是抗战胜利他回到苏联，他在江南大学教书。我大概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小书房，我们住在苏州的藕园，那么我们住在那个藕园的东花园，里边那个有十间房间，楼上楼下。 里边有一间小间，我父亲的书房，那么这间书房就是对我们孩子来讲就是禁地，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进去，甚至于连走过这个房子门口，我们都要很轻，很小心，因为他只要在家，他在书房的时间最多，在书房他就是在用功。 解说：最了解钱穆的亲人是他的侄儿钱伟长，钱穆的哥哥不幸早亡，钱伟长跟着叔叔钱穆从苏州中学读到了北大，又在他的帮助下出国深造。钱伟长说，四叔钱穆对自己的养教之恩，没齿难忘。50年代初，中国政府委托身在北京的钱伟长给钱穆写信，劝他回到大陆。 钱穆没有同意，而在给老师吕思勉的回信中，钱穆做了这样的解释。回来虽无刀祸之行，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洪廷彦：他的理由，这封信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在香港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教授，他们两位是他的两个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中检讨，这两篇检讨他一看，说要我像他们这样做检讨办不到，等于是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我完全做不到的，他不接受思想改造的，所以他说不能回来。 解说：想回来却不能回来，钱穆心中的牵挂一日不曾消减。1958年的一天，钱穆的长子钱拙接到一封父亲的来信。 洪廷彦：他说他父亲在香港来信，就问这个人民公社搞得这么糟，还要办公共食堂，家家户户把自己的锅灶都打掉，吃公共食堂。这不是乱了套嘛，我就给钱拙讲，你可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公共食堂不办了，这样一来呢，可以叫他放心。 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大中学校一度陷于停顿状态，香港人心震撼，钱穆这时已辞去新亚教职，正在全力撰写自己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朱子新学案》。据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日夜在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言不发，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一天他突然说，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这样即使教师和课程都没有了，也可以以此为研读文言文籍的国人开一门径，挽救传统文化的中断危机。 解说：素书楼位于台北外双溪阳明山下，伊山临溪而建。1967年钱穆夫妇移居台北市，考虑到这里地价便宜，环境清幽，遂决定在这里购地建房。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命人将钱穆夫妇设计的图纸拿来让儿子蒋经国亲自督造，并把这里作为政府宾馆礼请钱穆夫妇入住。 钱易：他那个房子有个特点，他那个楼上有一个外廊，不像我们就一个小阳台，它是整个一条直的，把几间房间连起来的一个外廊，然而我父亲的绝大部分时间。除了在书房以外，就在那个外廊，看出去就是花园，然后这个园子里头，沿着这个过道，沿着这个坡都是不同的树。如果讲环境的话，就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园子。 解说：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钱穆晚年治学已臻化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儒家的知仁明德，在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中渐溶于一体，然而他始终不能忘情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阐发与传教。素书楼里的讲学一直到他90岁高龄时，依旧没有停止。 辛意云：他穿中国衣服，中国的褂子是师母帮他做的，中国的那种唐装。有的时候偶尔加一个背心，夏天(就加)就是那个白棉布或白棉纱的这种衣服。非常有精神，身体很健康，脸色微黑，头花也黑，带点花白，眼睛虽然不好，他是个大近视眼，可是那个眼神炯炯有神。他每次我们都坐定了，他从楼梯上下来，然后进来就说，大家好，然后就开始上课。 解说：钱穆授学，最看中读书与做人。他告诉弟子，儒家思想重“礼物”，教育的最高理想在于培养“士君子”。“士”是指知识而言，“君子”则指人的品格修养，“知识”与“修养”两者配合才能成就儒家理想中的“士”。 辛意云：他要我们入乎其中，入乎时代之中，一定要出乎时代之上。他说真正的读书人必须如此，你不能不了解这个时代，你不能不认知这个社会，然后你不能不同情，正确地同情一个时代的人性趋向，可是你必须超乎它之上，然后能够续恒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他说读书人得有这样的一种训练和能力，然后才能够看到一个历史的真相。 解说：在钱穆看来，一个真正的士，应该超越国家和朝代的界囿，具备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大观念。 钱逊：那是顾炎武提出来的，亡国和亡天下是分开的。亡国指的是易姓改号，皇帝改姓的年号变了，那是国家兴亡。在国家兴亡是肉食者谋之，天下兴旺，这是讲的社会风气败坏，仁义充塞，这个事情皮肤之贱与有责焉。他对这件事多次提到，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就是他所要担当的是在文化方面这样一个责任，这样一个使命。 解说：1980年，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帮助下，钱穆与分别了32年的四个姊妹在香港见面。此后数年里，钱穆分别与自己的侄儿钱伟长以及儿孙们有过三次会面，女儿钱易1988年去到台北，在父亲的家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钱易：我继母跟我通信，就说他也不能下楼了，也不能吃饭了，什么的等等，所以急着一定要把这个探亲安排好。结果我去了以后，当天晚上吃晚饭。我父亲就坚持说，要下楼跟我一块吃晚饭，照我继母跟我描写呢，一天比一天好，吃的东西也一天比一天多，然后每一顿饭都要跟我一起下楼吃。 他跟我接触了几天以后，突然地就说。他说，哎呀，我已经好久不写东西了，我今天想写点东西。他说你在旁边看书看报，我想写点东西，这个让我大吃一惊，结果他就果真坐在那个书桌那，就拿起笔就写东西。我也不打搅他，我就看看他看看书，就这样，这个我是很感动。我就说从那个，我就体会到他一辈子这个56本这个全集这个书是怎么出来的。 解说：与至亲的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让已过耄耋之年的钱穆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安慰，也弥补了他心中多年的遗憾。我晚上就睡在我父亲的旁边的床上，那么我父亲那个特别高兴。 比如晚上他洗澡，我就去给他洗澡。他就会说，哎呀，这是第一次我的女儿给我洗澡，给我擦背，家庭生活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由于钱易是最早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她的行程被曝光。有人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钱穆的攻击，那段日子，在钱穆居住的素书楼每天都会聚集着大批的媒体记者。 钱易：所以我父亲说过好几次，说这些人都忘记了中国人的这个道德、情谊，他们不知道家庭的亲情是多么重要，他们不能想像这个女儿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个家庭的亲情，他很生气。 解说：此时的钱穆已经94岁，而随之而来的素书楼风波，让这位国学大师经历了人生里最后的磨难。 谢小韫(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钱穆先生这件(事)，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房舍风波，其实是当时的市议员周伯伦先生在市议会质询的时候提出来，认为钱穆先生是霸占公产，要求钱穆先生要迁出，当时的立法委员陈水扁先生也用书面质询的方式要求钱穆先生搬出素书楼。 解说：两年的时间里，素书楼风波在台湾政党斗争的漩涡中愈演愈烈，1990年6月钱穆夫妇搬离了这里。 辛意云：“总统府”向市政府租素书楼给钱先生，“总统府”是有契约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政治情况下都不拿出来，那先生也不以为意，只说读书人当之进退，时代也了一个变局，立刻要退出，同时还说你师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真好，真好。 谢小韫：那钱穆先生在整个风波之中，后来就投书媒体，表示他一生治学，还有他所为人是士大夫出处进退是有节，所以他就愿意搬出素书楼，但是政府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做一个任何的一个公开的澄清。 解说：钱穆90岁生日那天，他的学生们在素书楼为老师祝寿，老人点燃一根烟后，晃了一晃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他说人生真的就像这根火柴一样，摇一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熄了，活到我这个时候有了体会，其实人生真的是很辛苦的，你要努力活过这一天，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现在。 钱穆：到我们今天时代变了，我们已经继续不断的注重历史、走下去，我想我们中国人还在一块，比较看重复合，我希望你知道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的。 曾子墨：2010年8月30日，在出席东吴大学举办的钱穆逝世20周年追思会上，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引用《论语·卫灵公篇》中“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来描述一代儒学大师钱穆先生所遭遇的不公不义对待。 1967年，钱穆先生在蒋介石邀请下，离开香港赴台湾定居，却在晚年因政治因素，被迫迁离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月后病殁于台北。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此向钱穆遗孀胡美琦致歉，他说素书楼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内地，近2000万字的钱穆全集即将在金秋正式出版发行，全部采用“繁体直排”的形式，可谓是前所未有之举，无论海峡两岸都在这同一时刻，以不同的方式向一位朴素的学者表达出敬意，实为民族的幸事，文化的幸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