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耄耋老人的8封远方来信。它们笔锋苍劲洒脱，透射出老人质朴淡定的个性，凝集着一位学界前辈对后学的关心扶持与提携。我小心翼翼打开这些沉甸甸的书信，一个和蔼可亲的面容跃然纸上。我心情沉重地读着这些书信，往事历历在目，思绪又把我带到了十几年前我和这位老人的交往。他便是刚刚驾鹤西去的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一代宗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杨生茂">师杨生茂ERSONNAME>先生。>>
    1994年秋，我结束了在美国的访学生涯，举家回国。其时我国高校开始强调博士学位的重要，我便萌生了读博的念头。早在80年代初报考硕士研究生时，踏入世界史学界没几天的我就知道了杨先生的大名，得知他是解放前就留美归来的世界史专家，其研究方向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美国外交史，想要投在他的门下。但由于刚成家不久，妻忙子幼，无法脱身，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选择了就近读书。这次我自然又想到了杨先生，便贸然给杨先生修书一封，“投石问路”。信是翌年春节过后寄出的，不久便收到了回信。杨先生在回信中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在“祝你成功”的冀语后又特别加了一句，嘱托我再次来信时封面写上“速交”二字，“以免稽宕”。看了杨先生的回信，我十分感动。我没想到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对一个无名小卒的书信能如此迅速周详地作答。我第一次亲身领略了杨先生的大家风范，对杨先生的敬意油然而生。我很快给杨先生又写了封信，除表达谢敬之意外，询问我的年龄是否有碍。因为根据国家文件规定，考博年龄限定在45周岁之内，而我则刚刚超龄。>>
    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杨ERSONNAME>先生的一封长信。信中说他最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返津时才见到我的来信；说他到研究生院招生办去了解，没有查到我的报名记录。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歉意”，似乎觉得是由于他没有及时看到并回复我的来信而耽误了我的报名，为此而“实在对不起”。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杨ERSONNAME>先生建议：“假如今年耽误了报名，明年还可来南开大学试一试，届时我同研究生院商量，看是否能通融一下。”
    其实此事只能怪我目光短浅患得患失。那段时间我思之再三，考虑到妻子工作极忙，孩子正读高中，家里实在走不开；考虑到近一两年内我便可晋升正高，如出去读博便要耽误几年；考虑到刚从美国收集了不少资料，想要尽快出一批成果……这样想来想去便耽误了报名时间，只得作罢。后来我将此事讲给剑鸣兄听，他还开玩笑地说，“当年你如果上了杨先生的博士，我还是你的师兄呢”。
    尽管由于我的优柔寡断，最终未能成为杨先生的嫡传弟子，成为我终身的遗憾。但由此也便开始了我和杨先生的交往，使我得以直接聆听杨先生的垂教，感受他的泽被，在他的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品位。我暗暗把自己当作了杨先生的编外学生。杨先生对我的成长发展也非常关注，有信必回，且常常主动提供帮助建议。拙文《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写成后给杨先生寄了一份，杨先生认为“题目很好”，主动提出要推荐给《世界历史》—或许是由于杨先生的推荐，该文很快在《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发表。之后我又寄去《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一文，他很快推荐给了《历史教学》杂志，在1996年第9期作为打头文章刊发。由我主编主撰的《美苏冷战史》脱稿后我给杨先生寄去了复印件，请他作序。杨先生看后非常高兴，来函“庆贺大功完成”，认为此书“确为开拓之作”，“及时出版，有利读者”。同时他感到写序有些拘束，不便发挥，主动提出“将来写篇书评”。可惜后来老先生因忙于6卷本《美国通史》及其他写作，未能遂愿，直到2003年我见到老先生时，他还在向我道歉。
    1996年6月，我校职称评聘，我又烦劳杨先生，将我的“代表作”寄给他，请他写专家鉴定意见。杨先生很快寄来了鉴定意见，给予了充分肯定，使我顺利晋升正高，成为当时我系最年轻的教授。
    之后，杨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建议我“明年可来南开，脱产进行研究，收效颇大”。但此时我系世界史学科正青黄不接，我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未能成行。除了每逢新年给老先生寄个贺卡聊表挂念祝愿，我也不再叨扰先生。老先生则亲自书写贺卡回赠。
    2003年4月，我应邀来南开出席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见到了已书信交往多年的杨先生。那天，趁会议间隙，我们一行几人在先生女儿令侠陪同下登门拜访。在我的想象中，作为“喝过多年洋墨水”、又一直从事美国史研究的老教授，杨先生一定是满头银发，带着深度眼镜，西装革履。其家居装饰也一定很是考究。但开门进屋，起身迎接我们的，是位头戴圆顶帽、身穿棉马甲、脚蹬棉布鞋的老人。屋内也不宽敞，白灰墙面，水泥地板，也未见高档家具，装饰极其简单。我不禁暗暗感叹。虽然从未谋面，老人却一眼就认出了我，高声叫道：“你就是白－建－才！”我也很是激动，急忙上前和老先生热烈握手问候。我仔细端详着老先生，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板也还结实硬朗，完全不像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老先生还记着给我写书评的事，一再表示歉意，说对美苏冷战的问题，他也有些想法，可惜没有精力写了。老先生热切地询问大家的近况，声音洪亮，谈兴极浓。大家七嘴八舌，争着向老先生汇报。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令侠说老先生昨天得知大家要来，兴奋地一晚上没睡好。大家知道老先生心脏不太好，需要多休息，于是我们起身告辞，临别前簇拥着老先生合了影。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杨先生。由于各种原因，近几年和老先生的联系中断了。但我心中仍然惦念着老先生，每逢在会议上见到剑鸣、令侠、学功等，或我在南开读博的学生打电话来时，总要问问杨先生的身体状况。2006年我从美国调研回国后，得知南开诸兄已开过了老先生90大寿的庆祝会，深为没有参加遗憾。后来叮嘱剑鸣兄，老先生95大寿时一定要通知我，我是一定要前去当面祝贺的。在我看来，像杨先生这样与人为善、宽厚仁慈、淡泊名利的人，是不会走的，是至少要活到一百岁的。然而，老先生却提前走了，没有等到大家为他庆贺95大寿的那一天。噩耗传来，我极为悲痛。我痛恨自己的懒惰，懊悔近几年没有再和老先生联系，没有去看望老先生，没有再亲耳聆听老先生的教诲。我找出了多年前杨先生的来信，反复翻看着，回忆着和杨先生的那段交往，不禁潸然泪下。5月6日上午，我在给研究生上美国史课时，用了近一节课的时间，介绍了杨先生的人生历程、学术贡献和道德风范，说到最后，几至哽咽。我永远忘不了杨老先生对我的关怀帮助和提携。和杨先生的这段交往，已成为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页。
    如今，杨先生已远离我们而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难以估量的宝贵遗产。他和其他老一辈学者开拓的我国世界史研究事业、美国史研究事业必将被后辈学者所继承、所发展，使之走向繁荣、辉煌；他热爱祖国、心系民族、勤奋耕耘、严谨治学、求真务实、淡泊名利、善良质朴、扶持后学等等高风亮节也必将始终鼓舞着后辈，并将之发扬光大。也许这就是我们对老先生最好的纪念。
    尝闻杨先生爱写诗，我也愿用一首小诗来寄托我对杨先生的哀思。
    
    沉痛悼念杨先生
     
    生逢乱世国运衰，
    家国离难记心怀。
    负笈西洋求真道，
    携卷东归育良才。
    著书立说解疑惑，
    殚精竭虑兴学台。
    开拓史坛新天地，
    扶植后学桃李栽。
    一代宗师谁堪比
    高风亮节传万代。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