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看到余英时老师是1975年2月，他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不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个演讲整理成稿后，成为以后20年研究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典范，影响极为深远。而我当时犹忝列「批余小将」，以打倒学术权威为己志，听了这个讲演，心中若有所失。
    后来因缘际会到哈佛大学念了六年书，才算真正接触了余老师。我能够进哈佛大学完全得力于余英时教授的推荐。197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还没有注册，听到纽约的同学说，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我申请哈佛的研究计划，写得有些不搭调，要去的院系不大对，所以没被录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点印象，他当时再次到台湾做演讲，我就在台下聆听，却不知究里。同学帮我找到了余先生的电话，我打过去，余先生说：「既然你在匹兹堡还没有开学，就过来波士顿玩玩。」我就先跑到纽约，再到波士顿，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跟余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对我后来的治学是个转折点。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词。年轻的时候在台大常批评余先生，现在回想那次谈话我会脸红：主要批评陈寅恪。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试时，我说：「看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读者在读这一段数据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先生觉得这个初生之犊，连史学大家都乱批评，当然知道这是很肤浅的。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说：「你明年转到哈佛来吧。」我那时没有申请就知道可以进哈佛大学了。后来回到匹兹堡大学见到许倬云先生，老实讲了情况。许先生说：「既然你的兴趣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跟余先生比较好。」在匹兹堡大学这七个月里，我就跟着许先生做一些导读，了解他的学问，也是有收获的。
    但我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一时无法亲炙教诲。
    哈佛大学的六年读书生涯，是我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无法早起，常常十二点才去课堂，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就起床，醒来就去读书，士气如虹。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见书堆到天花板，说：「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你的书倒下来，会把你压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后来起了变化，跟两位老师有很大关系。一个是比较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时我的西方思想史题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样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我受到了一些启发，又去请教余英时教授。那时余先生由哈佛大学转任耶鲁大学，他没有教过我，我读书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师杨联升教授。可是我上杨教授的课只有第一堂和最后一堂。第二堂去的时候空无一人，我觉得奇怪，怎么请假也不讲。后来我从系里知道那时他的精神不好。
    史华慈先生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认识了余先生。我喜出望外，史华慈先生打了电话给余先生。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余先生家住一两晚。这是我一辈子读书最愉快的经验。我和同学康乐两个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铺，醒来再聊，下午才走。
    康乐为人热情有理想，对政治独有见解；常跟余先生做台湾舆情分析。我则把握难得的机会作了很多的提问。余先生在耶鲁，恰值创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绝。他每次有文章总会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充当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我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余老师和师母除了学问上给我们指导，生活上也帮了我们很多。我们在高谈阔论时，师母便忙着做饭、准备晚餐与宵夜。师母对我们很体贴，很照顾。
    在哈佛，我打了一个比较全面、扎实的学问底子。那时受余英时先生影响，且战且走，一方面弥补旧学的不足。史华慈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1983)实际上是余英时先生给我的。他的设计颇有深意，找一个没人做过的题目。我就无所依傍，没有二手资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章专门写到李绂。我只有把李绂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归纳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学识渊博的好老师。我每写一章就给余先生过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轨道上」，而不是乱讲一通。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写下去。另外加上史华慈教授对我的批评，但就这个论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余英时先生。后来写出来了，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这至少对得起两位老师。现在大陆有人也要写李绂，要翻译这本书。我说：日本也有人写李绂的，我自己没有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想日本人会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没有人做，很隐晦，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什么，很难。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那时的哈佛大学可谓大师云集，我游学于各名师之间，但实际上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教益最多。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前面表达己见，我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并不好，却很崇拜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梦想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余英时先生听了说：「你的身体这么差，不要增加人家负担就很不错了。」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练起了罗汉功，身体大有起色。四十岁以后身体才慢慢变好。我太太说，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学问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练罗汉功，没想到身体就好了，度过了人生最辛苦的阶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本来缴上去了就可以毕业，但系上秘书告诉我明年的奖学金已批示下来，我为了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将论文取回来。但余老师业已推荐我申请到「国际朱子学会」论文发表的机会。
    那一次大会值得大笔特书：大陆甫开放，代表团里有李泽厚、任继愈等，最引人注目则是冯友兰。但在几天的会议，大陆代表却刻意与他区隔，在餐桌上他与女儿两位孤零零用餐。不明缘故的我，心里很不忍。余老师、陈荣捷老先生偶尔会过去跟他寒暄两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不容小觑，居中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教授更绝少出席国际会议。由于他念过天津中学，中文甚佳，常有请益的机会。有回他言道，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这个评断，迄今记忆犹新。
    另外，鲜为人知的，余老师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替党外仗义直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当今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先生。
    余老师并为台湾作育不少人材，他临别哈佛之际，除了收了我，还有洪金富、丁□两位同学。在耶鲁时，更收了康乐、陈弱水、周婉窈、陈国栋、吴展良等台湾的留学生。他认为这是为台湾培养一些读书种子。这些人后来回到台湾也各自在学术教育学界坚守岗位，不负所望。
    摘自《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前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