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与世界考古学接轨——访当代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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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60期5版“对话”文章之一。
王仲殊（1925— ），当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6年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王先生先后受聘为日本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冲绳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荣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近年来，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汉唐时代考古学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为此，本报记者就汉唐考古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对中国当代考古学家王仲殊进行了采访。
1 汉唐考古学国际影响深远
由于汉唐时代史书、典籍丰富，所以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又由于与外国的交往频繁，所以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的专家，您认为汉唐时代考古学有哪些特点？
王仲殊：汉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昌盛的时代，国家统一，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在中央政府直接统治领域的周围，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如汉代的匈奴、东胡、西南夷，唐代的吐蕃、南诏和渤海，以及自汉朝至唐朝的西域各国，它们与中央王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
汉唐时代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通过陆路和海路的交通，中国与整个亚洲甚至欧洲的个别国家，尤其是日本、朝鲜及中亚、西亚各国，进行频繁的交往，国际影响深远。因此，汉唐考古学不仅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考古学的领域内也是十分受重视的。应该说明，汉唐时代其实也包含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
由于汉唐时代史书、典籍丰富，所以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又由于与外国的交往频繁，所以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
《中国社会科学报》：汉唐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深远，表现在汉唐考古学领域也是如此。我记得您曾写过一篇题为“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的论文，受到学界好评，我想这也是汉唐考古学之魅力的一大表现吧？
王仲殊：的确如此。从汉武帝开始，中央王朝大举向周边各地扩充版图，增置郡县，或派遣使节，开展外交活动，从而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乃至境外的各族、各国增进关系。到了唐代，中国的版图继续扩大，对外交往尤为繁盛。于是，“半两”、“五铢”、“货布”、“货泉”以及“五行大布”等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钱币和“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遂流传四方。除我国各边远地区以外，西自伊朗、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西亚、中亚各国，东至朝鲜、韩国和日本，北自俄罗斯和蒙古，南至越南等许多外国境域都有上述各种钱币的发现。就唐代的开元通宝而言，其流传范围甚至远及非洲的东部、西伯利亚的南部乃至太平洋西部的南沙群岛等地。为此，我撰作那篇论文，以钱币为例，阐明汉唐考古学的范围之广阔、国际影响之深远。
2 汉唐考古学与日本考古学关系密切
日本学者若不懂得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他们要研究日本本国的考古学和古代史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日本学者们努力学习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有的造诣颇深。
《中国社会科学报》：汉唐时期，中日两国联系紧密，那么表现在汉唐考古学与日本考古学、日本古代史方面又是怎样呢？
王仲殊：据《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其中以乐浪郡为最重要，治所在今朝鲜平壤附近（公元前82年，废临屯、玄菟、真番三郡，以其所属地并入乐浪郡）。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日本人（当时称为倭人）便有到乐浪来贸易的，而汉代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就直接影响到日本。
据《后汉书》记载，当时日本（称为倭国）分为许多小国。到了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奴国派使节通过乐浪郡来到东汉的首都洛阳，向中国朝贡，光武帝册封其国君主为“奴国王”，并赐以金印，印文为“汉委奴国王”（汉·倭·奴国王）五字。1784年，在今日本九州福冈市志贺岛发现这枚金印，证明中国史书的记载是正确的。又据《后汉书》记载，到了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又派使节来到洛阳朝贡。据《三国志》和《晋书》记载，到了3世纪前期的曹魏和后期的西晋，倭国女王卑弥呼及其继任者台与女王多次派遣使者，通过分乐浪郡南部之地而设置的带方郡，来到洛阳朝贡，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中国的许多物品如铜镜之类传入日本，日本人十分爱好，并加以仿造，甚至中国人也有东渡至日本定居而从事手工业品制作的。
据《晋书》、《宋书》等记载，在5世纪的初年至后期，日本的五位国王赞、珍、济、兴、武，称为“倭五王”，先后派使节团来到中国江南的都城建康，向东晋和刘宋朝贡，追求中国的册封。这样，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持续发展，中国的制度、文化也对日本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隋书》和《唐书》记载，到了7世纪的隋代和唐代，日本因国力增强改而奉行所谓“对等外交”的国策，不接受中国的册封，其君主不再向中国皇帝称臣。然而，从7世纪初年到9世纪30年代，日本先后向中国隋朝派出4次遣隋使，向唐朝派出15次遣唐使。使节团的规模甚大，所乘船舶每次由7世纪时的2艘增至8世纪、9世纪时的4艘，每次使节团的总人数从二百数十人增至五百数十人，甚至达到六百人。除大使、副使等官员以外，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前来，长期在中国留学。中国的律令法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宗教，乃至都城的规划、宫殿的设计等等，都成为日本方面学习的对象，加以模仿。当时日本的各种书籍，也多是用中国的汉字撰写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知道，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与日本考古学、日本古代史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不言而喻的。日本学者若不懂得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他们要研究日本本国的考古学和古代史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日本学者们努力学习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有的造诣颇深。
我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其实也不可不懂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如果不懂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那就不能得知中国汉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从而可以说是对于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汉唐文化的认识不足。
3 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研究成果丰硕
日本学者们主张日本出土、多达数百面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是从3世纪30年代末年开始，由中国魏朝皇帝赐给倭国女王卑弥呼的，这便是三角缘神兽镜的所谓“魏镜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中国汉唐考古学的同时，兼就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做广泛、深入的研究，成果显著。除了《从中国看古代日本》之外，还有哪些主要的学术作品？
王仲殊：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方面，我除了著有《从中国看古代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等专书在日本出版以外，还撰作《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及所葬何人的问题》、《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等论文数十篇，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或译成日文，在日本的刊物上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所提到的“汉委奴国王印”、“高松冢古坟”、“好太王碑辛卯年条”以及“倭面土国”等都是考古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您是如何论述的？有怎样的观点？
王仲殊：前面已经说过，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这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上实属重大的发现。但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日本学术界有人认为此印出于伪造，不是真品，其主要理由是印钮为蛇形，印文为刻凿而非铸成。1956年，在中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发掘出“滇王之印”金印，对照史书记载，它无疑是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给滇王的。“滇王之印”的印钮亦为蛇形，印文亦为刻凿而非铸成。因此，我于1959年撰作论文《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明确判定日本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亦无疑如《后汉书》所记，是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二年赐给倭的奴国之王的真品。我高兴地说，从此以后，金印发出更为灿烂、明亮的光辉。
1972年，在日本奈良发掘了高松冢古坟，坟内的壁画丰富、精美，成为轰动全国的考古大发现。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及所葬何人，是日本学者们的最大论题。值得庆幸的是，我发现古坟出土的一面称为“海兽葡萄镜”的铜镜与我国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代独孤思贞墓随葬的一面“海兽葡萄镜”在大小、形状和纹饰上完全相同，毫无差异，故可称两者为“同笵镜”。独孤思贞墓志记其人入葬在武则天的神功二年（698年）。于是，我判断高松冢的“海兽葡萄镜”是以粟田真人为首的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于文武天皇庆云元年（704年）从中国长安携至日本都城藤原京的，而古坟所葬应为死于庆云二年（705年）五月的刑部亲王。刑部亲王任“知太政官事”（宰相）之职，负责编纂《大宝律令》，热衷于考察中国唐朝的典章制度、学术文化而感受良深，故其坟墓仿唐朝贵族陵墓形制，坟内壁画亦与同时期唐朝贵族墓中的壁画相似。我的见解受到日本方面的认同，并多次应邀在日本作有关的演讲。
在我国吉林省的集安市，留存着5世纪初期高句丽长寿王为其父好太王所建立的一块巨大的石碑，称为“好太王碑”。碑文详细记述好太王的功绩，其中有“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的字句，称为“辛卯年条”（辛卯年相当391年）。此条碑文涉及古代日本（倭国）的军政要事，故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但是，远自19世纪晚年以来，学者们对碑文的句读和解释各不相同，争论甚烈。1991年，我参考许多文献资料，特别是查阅葛洪的《抱朴子》和陶弘景的《真诰》等书，判定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文句应释读为“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济）、[任那]、新罗，以为（倭之）臣民”。我的见解为日本有关专家们所一致赞同，成为定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对以上问题的论述中，我们真切地体会到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日本古代都城的形制主要就是模仿中国唐代的长安城。对此，您曾撰写过多篇相关论文，不知您的结论为何？
王仲殊：日本古代都城形制主要仿唐长安城，这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其实，早在7世纪40年代，日本宫内主殿已仿长安太极殿之名而称“大极殿”。7世纪60年代，长安大明宫建成，宫内主殿称含元殿。日本宫内主殿虽长期称大极殿而不改，但8世纪前期奈良平城京宫内大极殿的左右两阶却仿含元殿之制而称“龙尾道”。日本学者们认为，仅设左右两阶不便于升登，故想定两阶之间应有一条木造的阶梯，只因年久枯朽，遗迹无存。1998年我写作题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的论文，详述据日本史书所记，平安京宫内大极殿的台阶亦称龙尾道，而13世纪鎌仓时代古图所绘龙尾道只设左右两阶，没有位于中间的所谓木造的阶梯，从而断定上述奈良的平城京应与8世纪末、9世纪以降的平安京一样，宫内主殿大极殿所设称为龙尾道的台阶仅有左右两阶。我的见解为日本学者们所采纳，特别是2010年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为庆祝平城京建都1300周年而新绘平城京宫内大极殿图，图中的大极殿仅有左右两阶，去掉了以前所绘图中的那条位于中间的所谓木造的阶梯，使我深感欣喜。
日本学者们认为，日本古代都城制度虽仿自中国唐代的都城，但平城京、平安京没有在郊外设各种所谓礼制建筑，与中国都城有所不同。对此，我早有自己的看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撰作论文，公开发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队在唐长安城南门外发掘唐代圆丘的遗迹，而圆丘则是皇帝冬至祭天的场所，相当于后世的天坛。我查阅《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唐代典籍，对照《续日本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日本史书记载，于2003年撰作题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的论文，确认日本桓武天皇、文德天皇分别于8世纪晚期和9世纪中叶在长冈京、平安京南郊交野郡所设圆丘举行冬至祭天大典，祭文的内容和祭祀的程序完全与唐朝相同。因此，可以说，在日本都城的郊外，也不是完全不设礼制建筑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研究很深，所撰有关的论文多达10余篇，汇编成书，在日本出版，名声很大。那么，现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争论究竟如何？
王仲殊：日本学者们主张日本出土、多达数百面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是从3世纪30年代末年开始，由中国魏朝皇帝赐给倭国女王卑弥呼的，这便是三角缘神兽镜的所谓“魏镜说”。但是，自1981年以来，我始终认为这许多在中国境内一无所见的铜镜，就其形状、纹饰乃至铭文中的有关字句而言，应该是中国三国时代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造的。我陆续发表有关的论文，共计16篇之多，越来越受到日本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就在最近的三四年前，日本著名的金属考古学者根据镜内所含铅的同位素比率测定，确认铅出产于日本本国境内的铅矿，从而证明三角缘神兽镜是在日本制造的，根本不是中国的“魏镜”。这对我所主张的学说，是非常有力的支持。
4 考古调查发掘必须与历史文献相结合
数十年来，我始终遵从夏先生为我指定的治学路线，至今不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我了解，但凡在某一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专家学者，一般会有比较特殊的早年求学经历。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其中有哪些因素对您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仲殊：我在高中读书时，本想毕业之后进大学专攻文学。父亲说文学容易流于虚饰，劝我改修素朴、实在的史学。
1946年，我考进杭州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就学，专攻中国古代史。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大学院系调整，史地分开，地理系划归理学院，历史系停办。这样，我就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1950年7月毕业。早在此年4月，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梁思永先生（任常务副所长）委托北大历史系教授张政烺推荐一名即将毕业的青年学生到成立伊始的考古所工作，张先生选中了我。我便于毕业后的8月7日进入这个十分优越的学术机构，开始从事考古学研究。
另外，1946年以后，夏鼐先生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夏鼐先生不愿去台湾而留在大陆，1949年9月受聘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当时我已转学到北大，所以与夏先生不曾相识。但是，夏先生听浙大的老师们说我在历史文献方面颇有修养，对日本语文的学习成绩更是十分优异。1950年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夏鼐先生从杭州乘火车来北京，就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我没有去车站迎接。第二天早上上班，我与夏先生初次见面，他特地找我谈话，以我在历史文献和日本语文方面有优势为由，希望我研究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日本与中国交往频仍，关系密切，故可同时研究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数十年来，我始终遵从夏先生为我指定的治学路线，至今不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考古学界的前辈，您如何看待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前景？
王仲殊：前面已经说过，1950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立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10年是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也是我本人从事考古学研究工作的60周年。2010年7月，作为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考古研究所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写一份个人简历，编集成为《同仁录》，而简历的最后要添加所谓“工作感言”。我的工作感言就是：“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
中国考古学的内容丰富，范围广大，其所包含的时代计有旧石器、新石器、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等，极为长久。各个时代的考古学都有各自的重要性和各自的特点，但在研究工作中都存在着有关国际交流的任务。总的说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在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同时，致力于对世界考古学的全面研究。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具备研究各外国考古学的人才。所以，我最后还是要强调我从事考古学研究60周年的工作感言：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刘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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