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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经历 肤浅的感受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光阴荏苒。80个春秋不可谓不长,但回首往事又觉得并不遥远。1959年,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从青年到老年,与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朝夕相处,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但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谈何容易。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并不是都很清楚,往往要去查书,临时抱佛脚。这使我很紧张,但也受益良多。所以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是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
    不久前,学友们(过去的学生)准备为我出一本80岁生日庆贺文集。我曾再三辞谢。一是因为要耗费他们的时间和钱财,二是因为我不过是千万普通教师的一员,不值得出这样的集子。但终因盛情难却,在他们的坚持下,我只好同意。
    作为接受庆贺的人,我总应当写点东西回应和答谢学友们。但搜索枯肠也没有找到独到的治学经验和治学方法,只好把自己的某些经历和感受写出来,就算是姑妄言之,不必当真。
    到苏联学习,从世界近代史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是我的两次不平凡的经历,既是极好的机遇,又是巨大的困难。年轻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直到1954年夏天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才知道要去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世界历史。我原来是学会计的,中国历史还多少知道一点,世界历史可就太陌生了。俄语没有学过,全靠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二部强化学习一年那点可怜的基础。到国外名大学学习自己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刚开始,在课堂上简直是听天书。课后热情的苏联同学又给我解释一遍。我还是云里雾里,不得要领。最后只有靠看书来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一节课下来要付出七、八个小时才能弄清基本内容。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当时留苏学生中流行一句话: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我不是怕困难的人,但想到期末考试就不寒而栗。只好走一步看一步。第一年的难关度过后,学习逐渐走了正规。在这段时间我总担心跟不上进度被送回国。如果没有苏联同学和老师的耐心帮助,我真的要掉队了。
    1977年,我被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虽然是历史学科的内部调整,但涉及到使用语种和研究方向的改变,没有三、四年的时间是很难适应的。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三、两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第二次留学,面对留苏初期那种困难。而这次我已将近50岁了,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那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
    我提到上述两段经历,只是想强调在困难面前不要动摇、不要回避。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所收获。
    厚积薄发是大家都承认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这个原则?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历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作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又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青年教师等不起。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小了,厚积的难度就会小许多。发一点东西也就指日可待了。
    另外,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全面检验和锻炼,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定要求青年教师一写惊人,那就是强人所难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厚了也不见得能发出什么东西。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谈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有3000多字,发表在《天津日报》上。1963年才开始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篇幅较大的文章。同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我写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动笔写这些东西以前,自以为很有把握,但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缺漏,促使自己再查阅资料,使原有的积累有所扩展和提炼。《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我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要求我阅读所有有关的著作和《马恩全集》中的论述。这应当是我积累最厚的课题。即使这样,发表之前也要不断查阅资料。可见发的过程也是拓宽和加深积的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也许几十年后再回头看最初发表的文章会感到幼稚、肤浅,但不必为此羞愧和后悔。因为学术界和刊物也是在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当初的文章能够发表就表明达到了那个时期的要求。如果那个时候不敢发表,以后就更不敢写,更怕拿不出手了。归根结底,把握现实,不放过任何机会才是最重要的。我这样做了,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这样做。我不但向他们宣传动笔写作的重要性,而且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文章的机会。我相信凡是这样做了的同学都会有所收获的。
    在研究室工作,教学工作较少,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是考察业绩的主要指标。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数量要求,但也有不小的压力。有关世界史的刊物本来就很少。对于毫无名气的新手来说,发表文章尤其困难。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规定了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的篇数,后来甚至要求研究生也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以上文章才能取得答辩学位论文的资格。我至今仍然觉得这个规定不大符合实际。粥少僧多,实在让研究生为难,也让导师们大伤脑筋。
    其实当初没有规定数量指标时,日本史、美国史的研究人员也都是勤勤恳恳,力争上游的。那时候两个研究室合用一个大办公室,中间只隔一排书架。我曾几次听到他们讨论向《历史研究》投稿的问题。《历史研究》是全国的顶级刊物之一,对稿件要求很高。没有深厚的功底、创新的意识是很难被采用的。我佩服他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也以此来鞭策自己。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8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说起写文章自然要涉及一个人的文字表达能力。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系统学过国学,文字功夫不是太好,写起文章来非常吃力。我没有研究过国学。记得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过,我并不真懂,简单地认为国学就是研究古人传世之作的学问。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很肤浅的。此后由于环境的变更再也没有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幸好我在上小学时利用暑假念过几次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当时只是死记硬背,根本不懂原文的意义。连书名都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四书是《论语》、《孟子》、再加上宋人朱熹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书》、《易》、《礼》、《春秋》。四书念完了,《诗经》只读了几篇。
    我应当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古文和国学知识。几位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学到了一点国学知识和运用古文的能力。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四库全书》是国学的总汇,所收入的书籍(包括存目)不下一万余种,而未收入的书籍还有很多。经书居全书之首,书目虽然繁多,但以十三经为首。所谓十三经就是前面提到的五经,加上《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唐代以降十三经就是治国的基础,成为文人、学子必读的经典。尽管十三经包含许多精辟的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文学精华,但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文字也比较难懂,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过。就连我中学时期的老师都绝口不提经书,倒是对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谈得不少。
    在今天看来,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获得这些知识是很幸运的。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宝贵。说实话,没有老师们的循循善诱,恐怕我不会去学习难懂的古文。由于有了一点古文知识,我在课外常读一些文言小说和《古文观止》上面的文章,同时对历史也产生了兴趣。正史的难度大,又比较枯燥,读得很少,演义、野史之类的书倒是读了一些。
    中学毕业后进入了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这是一所高等职业学校。由四川省政府分配工作,是当时的铁饭碗。我是解放后毕业的,被分配到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工作。三年后被推荐参加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考试。准备时间很少,又缺少参考书籍。我对这次考试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出乎我的预料,语文、历史方面的试题我答得非常好,字迹也比较工整。结果居然被录取了。如果没有这点国学知识和古文基础,这个大好机会就把握不住了。
    我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的是世界近现代史。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从事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知道国内杰出的世界史专家都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我也深感国学知识对世界史学工作者的重要性。但世界史学工作者往往因为承受学习外语的沉重负担而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也不例外,总是因为时间分配不过来,始终没有系统地阅读国学书籍以弥补自己的不足。退休后想读也没有那样的精力了。羊已亡了,而牢却很难补上。
    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国学自然是过于苛求了,但多学一点国学知识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地、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老子(李耳,也称老聃),庄子(名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那时他们就用“道”和“气”来解释世界,否定神造世界的说法。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而不了解孔、孟、老、庄,就是知识上的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
    其次,国学中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的。学世界史不一定非读通二十四史不可,但应当有所了解。说来惭愧,我迄今未通读过任何一部正史,幸好还多少接触过一些有关书籍。从我所读过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历代著名史家莫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他们当中有人甘冒生命危险也要直书帝王的劣迹。“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古代史官留下的浩然正气,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国学书籍使用的是古文。其特点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对我们提高写作能力大有帮助。我只是略懂古文,但就这点薄弱基础也使我终身受用无穷。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当年就考不上留苏预备部,此后的命运和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以上这些经历和感受只是随便道来,谈不上什么心得。酒后茶余消遣可也。
    附录一
    张友伦教授著述目录
    一、文章(不含书评、译文和序言)
    1.“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63年第12期。
    2.“1848—1852年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历史教学》1964年第9期。
    3.“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地位”,《历史教学》1979年第3期。
    4.“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历史教学》1980年第12期。
    5.“美国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
    6.“试论19世纪美国工业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
    7.“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南开学报》1981年第4期。
    8.“他是个纯粹的人――卡尔•沙佩尔”,《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9.“约瑟夫•莫尔”,《外国历史知识》1981年第10期。
    10. “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11. “试论北美独立战争的必然性”,《历史教学》1982年第8期。
    12.“世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兴衰”,《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Philip S•丰纳教授谈美国工人运动史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14.“丰纳教授谈美国现代史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15.“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
    16.“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性质和原因的几种论点”,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
    17.“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8.“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上)”,《世界历史》1985年第6期。
    19.“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下)”,《世界历史》1985年第7期。
    20.“美国劳动骑士团的兴衰”,《南开学报》1985年第3期。
    21.“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建立和分裂”,《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历史地位”,《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5期。
    23.“五一大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里程碑——纪念‘五•一’大罢工一百周年”,《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
    24.“亨利•乔治运动与亨利•乔治其人”,《兰州学刊:美国史研究专刊》1986年7月。
    25.“第一国际纽约总委员会和北美联合会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国际共运史资料研究》第16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
    26.“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
    27.“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无关吗”,《美国研究》1987年第4期。
    28.“关于康芒斯―威斯康辛学派”,《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
    29.“1877年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重要意义”,《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30.“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工人运动”,《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
    31.“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托马斯•潘恩”,《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32.“尤金•维克多•德布斯――美国无产阶级的敬爱领袖”,《国际共运史研究》第6辑。
    33.“重新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34.“‘职业意识论’和六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现实”,《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
    35.“二战后十年间的美国社会和工人运动”,《南开学报》1991年第1期。
    36.“关于美国1787年西北法令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7.“美国印第安史学的兴起”,《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7期。
    38.“加拿大史学初论”,《南开学报》1994年第1期。
    39.“二次大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兼评美国学者关于阶级的理论”,《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世界历史卷》,下册。
    40.“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的开端”,《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
    41. “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再论美国西部史学”,《南开学报》1995年第1期。
    42.“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关于美国和西欧工人运动的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3.“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问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4.“美国农业的两次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
    45.“美加自由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历史启迪”,《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46.“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47.“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48.“略论水利设施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大意义”,《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49.“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二、著作
    1.《共产主义者同盟》,商务印书馆,1963年。
    2.《第一国际》,商务印书馆,1964年。
    3.《第二国际》,商务印书馆,1965年。
    4.《巴枯宁》(署集体名,合著),商务印书馆,1972年。
    5.《蒲鲁东》(署集体名,合著),商务印书馆,1974年。
    6.《世界近代简史•上册》(署集体名,主编,作者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
    7.《世界近代简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
    8.《外国历史故事•四》(合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
    9.《英国工业革命》(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10.《美国工业革命》(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11.《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日美问题论丛》(主编之一),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14.《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第一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
    15.《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作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加拿大通史简编》(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后收入《美国通史》为第2卷,主编,作者之一),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0.《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孔见集》,中华书局,2003年。
    22.《美国历史百科辞典》(第二主编,作者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23.《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杨令侠 整理)
    (本文系作者为李剑鸣、杨令侠编《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所作的代跋。感谢李剑鸣先生惠寄)
    张友伦教授,四川成都人,1931年5 月生。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为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美国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1986-1996)和顾问(1996-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美国研究》编委、中华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等。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学者两度访问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1982-1983)、印第安纳大学(1991-1992)和堪萨斯大学(1992.8-11)从事研究。
    张友伦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他先后完成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一项、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20余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农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美国工人运动史》、《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加拿大通史简编》、《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阶级》、《美国历史词典》等。这些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美国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的获得了天津市和全国性的奖励。他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世界历史》及《美国历史杂志》等国内外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评论。他还参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所编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历史通俗读物,印数达到百万册左右,还发行过少数民族文字版。
    张友伦教授教书育人,桃李盈门。他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多种课程,编写过大学世界史教材。他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30名,其中有的在国外深造,有的已成为国内有关大学的学术骨干。他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推进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对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
    张友伦教授于1997年退休。目前主要从事美国西部史的研究,他的个人文集《孔见集》、著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也已经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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