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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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走了，媒体的朋友觉得我该说点什么。看到报纸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觉自己是该写点什么。写什么呢?我不认识先生，仅仅是先生的读者，千千万万喜欢先生文字的读者之一。只是，在有些人看来，我作为一个弄史的人，写作风格，跟唐德刚先生有几分相似。甚至还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刚先生的影响。就凭这个，我也该写几个字。
没错，我很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文风。但要是说我的写作风格受他的影响，倒也未必，因为看到唐先生的作品之前，我写东西已经是现在这个德行了。细品品，我那粗陋的文字，其实也跟唐先生不大像。最早看唐德刚先生的东西，是北师大出的内部资料，唐德刚先生做的胡适先生的口述史，绝对是没有版权的。不过，那是在80年代，这种事稀松平常。这套胡适口述史，正文远没有注释多。而恰好吸引我的，是注释。唐德刚的注释，跟别人不一样，对正文的考订解释，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字，是在做评论。大段大段的评论，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几乎每段正文后面的注释，都比正文多得多。有考订，有解释，更有点评，调侃，借题发挥，甚至还有自家身世与胡适身世的比较，我就是在这套书里，得知了唐先生的一些经历，比如如何到美国留学，如何到餐馆刷盘子挣学费。让人想起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文艺复兴史》作序，结果序言比人家正文还多。后来再看唐德刚先生专门写的《胡适杂忆》，虽然也觉得内容比较丰满，但《口述史》注释的那股子放肆的劲儿，似乎却少了一点。先生的口述史名篇《李宗仁回忆录》，做的中规中矩，史料价值极大。但由于没有先生那特别的注释，就文字而言，对我的吸引力就不那么大了。
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在我们这里，是本出版之后，未见天日就被封了的“禁书”。这本书，我是从跟唐德刚先生有过交情的欧阳哲生手里搞到的，书就是他介绍过来的。读了之后，实在找不出有什么该禁的理由。好在，现在这部书的电子版已经满天飞了，可以说，一禁，反而看的人更多了。让我感动的是，即使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史学专著，唐德刚先生依然旧习不改，时不时冒出他的放肆的随笔体评论，是否精当准确是另一回事，但笔端经常有令人忍俊不禁的调侃，调侃中藏有过人的见识。可以说，如果没了这些，书就不好看了。
我对唐德刚先生的经历不怎么了解，只从他对胡适的注释中，了解只鳞片爪。但我感觉，虽然先生也受过西方史学的科班教育，但骨子里却依旧是个中国的文人，确切地说是民国的文人。所以，他做史，无论如何都有一股子文人味，即使不是他刻意为之，也是无意中的流露。有时候闸没煞住，流得多了，口述史就变史学随笔了。
我是个野路子的弄史之人。虽然也曾经想学正路子的人规矩一下，写点正经东西，也确实这样写过。但写出来的玩意，让正路子的人见了，还是野狐禅，时常被人讥为带注释的随笔。可是自打见了唐德刚，我感觉吾道不孤，前面有人这么干来的，比我干的还放肆。虽然后来我得知，唐德刚先生跟黄仁宇先生一样，在美国史学界，都是非主流人士，不怎么受待见。两人的区别是，黄仁宇先生一直在努力进入主流，对遭遇冷遇，感到万分委屈，而唐德刚先生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主流的学问很大，理论也很深。可是主流的史学，如果没有唐德刚这样的文人掺和掺和，多少有点寂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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