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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父亲的堂姐，我称为“九姑”的杨德庄女士曾告诉我，杨家的事情，足以写好几部《家》《春》《秋》。此言不虚。有一位表姑——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有她的照片——就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祖父的《积微翁回忆录》也至今为学界津津乐道。我未能躬逢其盛，又乏生花妙笔，只能围绕着1956年2月祖父去世后发生在长沙杨宅的琐碎小事，记流水账般写几笔。同年7月，我出生在长沙河西至善村5号杨宅；因为记事甚早，又长期承欢祖母膝下，这个话题还能说个子丑寅卯。 杨树穀、杨树达兄弟的儿子共九人（大排行）；其中二、五、六、七、八、九是杨树达先生的儿子；而七、八、九以及他们的两个姐姐是我祖母张家祓所生。九人中，杨伯峻（德崇）先生为老大，同辈称之为寿哥，我称之为寿伯伯；我父亲德嘉为老九，哥哥姐姐和学生称之为九弟。七伯父由于是右派，八伯父由于有肺病，都结婚甚晚，所以我得以成为祖母的长孙。当年，祖父的追悼会刚开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就召集祖父儿子中的四个党员文玄（德鑫，六）、德豫（七）、德庆（八）、德嘉谈二姑父的事情：“周铁铮隐瞒反动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就不处理了。”其实二姑父是个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学者，抗战时，曾经追求过他的某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仅此而已。 丧事办完，紧接着开家庭会商量如何处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一边倒的意见是，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会上，抗战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大姑德娴怯生生地提出想保留一套《李太白全集》作纪念，解放前夕担任地下党清华中学书记的八伯马上正色操着京片子道：“我们喝劳动人民的血已经够多的了！”大姑于是噤口不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亲见八伯为此向大姑道歉。父亲的兄弟姐妹因为出生成长在北京，相互间都说一口京片子；我母亲是北京人，父母之间也说北京话。 祖母按照旧社会的规矩，认为人都死了，还住单位的公房似不合理，就加紧物色合适的宅子。这样，我出生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杨家便举家从岳麓山腰的至善村，迁到长沙市北区兴汉门的湘春中路36号——安庄。这是用祖父毕生积蓄的一半——六千元人民币买下的，这宅子占地约四亩，是有着前、后院和菜园的洋房；浓荫蔽日蝉高鸣，葡萄架和桑树上硕果累累，凉亭依偎在池塘边。这在经过文夕大火之后的长沙，已经是座“豪宅”了！一位抄家无数的红卫兵后来说，这是当时长沙最大的三座宅子之一，其余两座是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住宅以及先是何键后是程潜的蓉园，蓉园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住所。 洋房两层，坐北朝南，大门左右各有几间平房。厨房在后院靠西，厕所在后院靠东，分男女厕，都是蹲式抽水马桶。住的人除祖母外，就是我父母和我，尚未结婚的八伯，已经和上海大伯（大排行老二）离婚的大伯母王舜芝带着祖父的长孙逢甲，大姑家，二姑家，保姆何月英。还有空房——即原有的图书室、儿童活动室、储藏室等。刚收拾停当，居委会出面了。他们毋庸置疑地说，很多人没房子住，你们却有空余，因此必须出租；租金每户每月为一元。这样，一下子又搬进来几户。住在大门左右平房的是小崔、小李，住二楼的有一户汉口人、一户上海人。小崔、小李都是青年工人的家眷，为人极和善，见到祖母就毕恭毕敬称呼“杨老太太”，老家捎来的土特产也必定送给老太太尝尝。小崔的儿子叫“小狗子”，比我小，成天跟在我后面。我读大学时他妈和他还来看过我，请我到他家吃饭。楼上的两户经常干仗，每次争吵，楼下基本上只能听到汉口女人的大喉咙；不用说，她总是胜利者。她有两女一儿，儿子最小，唤作“苕货”，又白又胖，成天在院中裸奔。为裸奔配乐的，就是他妈妈拖长声音的大叫：“苕货！苕货！”这一奇妙音乐每天在花园洋房上空回荡，至今还萦回在我脑际。 洋房原本是一位刘姓资本家的，大约估计迟早不保，于是趁早卖掉，远走香港。据说改革开放后，他成了化工部顾问。他开的是一家安装公司，所以这个宅子取名“安庄”。洋房正面有一排高高的梧桐树，刘先生在其中一棵刻上：“别了，安庄！”1964年元月一日，一年级的我在这四个字下面刻上了“元旦”。后花园西边有小门与安装公司的铁工厂相通，东边与木工厂相通。大跃进时，我曾亲见铁水奔流，钢花飞舞。休息时，工人们来到后花园聊天喝茶。有一位名叫顾自栋的男技术员，上海人，总爱抱着我玩，我因此称他为“顾妈妈”。热闹归热闹，有件事可苦恼了我——很多人没有便后冲水的习惯，后花园厕所里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小小的我，每天都为排泄发愁，又羞于对大人说。那时是用煤、黄泥和水搅拌成糊状做燃料烧火做饭，好几次内急我将大便解在燃料桶里并与燃料搅在一起，以为掩饰，结果可想而知。以后多少年长辈谈起这事时，都说我小时如何调皮恶作剧，在此我要郑重为自己平反昭雪！ 不知什么时候，渐渐感到吃不饱饭了。肚子一饿，就喜欢往厨房跑，发现蒸饭的锅变得奇大——先在锅里放上水，然后放进许多装着米和水的搪瓷杯；吃饭时，每人一杯半干半稀的饭。我那一杯很快吃完了，祖母就从她杯中赶出鸭蛋大的饭给我；牛奶订不到了，她便在湘春街一家奶羊场给我订羊奶。当地人称这一时期为“过苦日子”，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一天，祖母花一百块钱从某人手里买下一大钵猪油。做饭时，保姆在厨房大叫，原来那是一钵石膏！我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听肉泥罐头，加上许多白菜，让我妈妈包饺子，那一顿至今让我齿颊留香。 1957年，老大伯峻、老五德骧、老七德豫和我父亲都成了右派。我父亲在新湖南报社工作，省委顾虑到祖父与伟大领袖的关系，改为留党察看，降工资三级。而在北京工作的老大、老五以及在广州工作的老七就没有这份运气了。两个姑父也成了历史反革命，终究是“严肃处理”了。 祖母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毕竟是家庭妇女，没经过“洗澡”，不懂得“划清界限”，还经常带我去看她的亲家周娭毑。周娭毑生活虽然异常清贫，但非常整洁，一尘不染；也丝毫不减礼性，除了泡茶，还要摆上两碟点心。祖母显然也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严肃性，每次走访后，都嘱咐我不要说；她甚至对七伯父发表错误的政治见解，说治理国家还是国民党强些云云。 有一段祖母恹恹然卧病在床，这时一位北京中国书店的人来家收购祖父的遗稿。祖母见来人持有祖父老朋友马宗霍的推荐函，就让他自己到楼上储藏室去找。那人将收集到的东西装满一担，列了一纸清单，请祖母过目签字；祖母未暇细看，就签了字。后来，其中的《积微居日记》四十九册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买走，另一种重要遗稿被中央民院图书馆买走，而凝结了祖父毕生心血的《文字形义学》定稿则不知所终了。杨伯峻先生知道此事后，曾试图挽回。那人拿出祖母签字的清单为证，伯峻先生无可奈何，多年后还埋怨婶婶。《积微居日记》尚遗留两册在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使这份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成为完璧，杨家无偿将它们捐给了中科院图书馆，只是索要了这两册的复印件。近年来，不下七八家出版社对我说很想出版《积微居日记》，最后都未能如愿。我曾建议有的出版社不妨先将这两册（第46册：1948年底-1949年9月；第50册：1952年底-1954年三月）付梓，以为引玉之砖。 祖母用钱是大手大脚的，儿辈所寄赡养费每月约七十元，似乎总是不够。人们常说她老有福气，每当经济上紧张时，就有一笔稿费来。稿费一般是祖父的，如《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也有七伯父的，如《朗费罗诗选》。“苦日子”过后，祖母又恢复了上街购物的习惯，我都有幸陪同。如路途稍远，必定乘三轮车，风雨无阻。去得最多的是“沙利文”食品店，买新出炉的面包和蛋糕。这时，必定给我买一包牛肉干。各食品店的营业员全都笑脸相迎，服务周到。祖母表示感谢时，他们总是说：“您是毛主席的师母，这样做是应该的。” 杨家又经常高朋满座了，尤其是过年期间，来看望祖母的人络绎不绝，一般都是祖父的学生、生前友好和他们的晚辈。有位个头不高白白胖胖毛线帽上有两个小球的柳伯妈笑声爽朗，极为健谈。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伯祖父、祖父一生至交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女儿李淑一。我还记得她挽祖父的下联：“大师捐馆舍，相见何悭一面缘。”是说1956年春节她正要来拜年，祖父就过世了。据说她的健谈救了她。1957年，她供职的长沙十中已内定她为右派，只等宣布了。周日，师范学院几位学生来看她，她便谈到毛主席最近寄给她的那首《蝶恋花》。几位学生回去后，马上就把这首词发表了，一时十分耸动。十中党支部便悄悄撤下了李的材料，这事直到“文革”档案外泄才“东窗事发”。她老真是“福从口出”啊！1980年暑假我到北京，还在三里河她家见过她老一面。 每到春秋佳日，我们还一大家子同游岳麓山。先乘轮渡到水陆洲，过了浮桥到潆湾市，一行人迤逦往二里半而来。来到师范学院传达室，守传达室的李惠慈是祖母的表妹夫。土改时，祖母的表妹沈立君从宁乡逃到长沙杨家，住了下来，祖父忧之：万一自己不在了，表妹将何所托乎？何况姑娘年龄不等人。于是祖父找到了出身贫农、老实忠厚的李惠慈……1954年，他们的儿子出生，请祖父取名。考虑到沈立君多病，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便取为“定萱”——萱草代表母亲。沈立君多病，李惠慈忙里忙外，虽然工资不高，却把个家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祖父坟墓上的柏树，也是李惠慈种的。李定萱1977年考入师院外语系，后来到美国去了。他虽是我的长辈，小时候却是一起玩的。闲言少叙。在李家稍坐，便到至善村——师院教师大多住此。祖母人缘极好，各家都争着抢着请她老去坐坐，杨家其他人则去给祖父上坟——山高路陡，祖母有心无力。坟上完后，即从至善村斜插到爱晚亭，然后白鹤泉、麓山寺，直到主峰顶上的云麓宫。大家坐下，吃热包子，喝茶。那时购买力低下，游山的人极少。包子吃完，年轻人即去看飞来石，谒黄兴墓，中老年人则陪着祖母在云麓宫一边喝茶聊天，一边极目远眺：岳麓林海之东，湘江宛如一条碧绿的腰带，迤逦北上，再看过去就是市区的闾阎十万了。1955年6月20日，祖父与毛泽东、周世钊、程潜等人同游岳麓山，毛泽东有《七律》记游：“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周世钊也有句云：“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可见云麓宫确实是个观景的好去处。 （二） “苦日子”结束到“文革”开始那几年，杨家还比较平静。安庄已年久失修，洋房外墙一层层地脱落，露出红砖；花园长满了杂草和蓖麻，成了黄蜂的领地，我就因为擅自入侵被蜇了几次。保姆在后花园种了好些菜，用有机肥浇灌，我们吃上了绿色植物。一人合抱的大桑树上结满了紫红的桑椹，只有汉口女人的大女儿能爬上去，一会她就摘下满满一篮，也分给杨家一点点。小崔、小李家就在葡萄藤下，她们的丈夫摘下葡萄后，总是全部送给杨老太太，自己只肯拿一点点。漫长炎热的溽暑，蝉娘子单调的叫声如雷鸣一般。 1965年春，斜对面长沙北区区委看中了安庄，便找八伯和父亲两位党员商量，要他俩听党的话：“我们给你们另外找了一处院子，你们搬走后，还会有所补偿的。”很快，杨家举家迁往不远处蔡锷北路上学宫街一条巷十四号，恰好在华昌百货公司后门处。补偿款为数百元。 这处宅子总面积约相当安庄的五分之一，也有前后院，不过很小。洋房一层，后院有平房几间，可充作厨房，也可住人。因为面积小了许多不够住，几年后大伯妈王舜芝只好搬走了。那院中还住着凌户籍（长沙称警察为“户籍”）一家，他就是本辖区的民警。厕所在后院角落，就是一个坑上安个木头架子，夏天气味难闻。最麻烦的是没有自来水，要从两百米外的水站买水。后院和连接前后院的走廊各有一株葡萄藤，浓荫蔽日。前院栽有石榴、夹竹桃、腊梅和一株巨大的广玉兰；我曾在浙北南浔见到两株供人参观的大广玉兰，也没那棵大。 这宅子的前门在前院，出门即是上学宫街一条巷，后门对着华昌百货店后门。不知何故，杨家一直都是“走后门”，来往最多的就是紧挨着的成家了。“成”姓长沙话读“常”，户主人称“常胖子”，是一家大饭店的经理兼主厨，他最得意的经历是为周总理做饭；他太太人称常娭毑，经常到杨家串门，顺便上厕所——公厕要走好几百米。 祸福相倚。有人分析说，幸亏杨家搬走了，否则“文革”时期该豪宅目标过大，似乎难以避免被冲击的命运。然乎？否乎？但毕竟这是“出于乔木，迁于幽谷”，可是祖母依然那样气定神闲，未见丝毫牢骚与怨气；只是不久后一次与故人的偶遇，使她老陷入深深的不安中。就在学宫街上，她遇见了曾在湖南大学任教的董每戡教授。董对她说，这宅子解放前是一国民党军师长的私宅，董家从广州迁往长沙后，一直住在这里；前不久北区区委才把他家弄到学宫街上两间旧瓦房内……祖母顿时觉得是自己亏欠了董教授。董教授是浙江永嘉人，1953年从湖南大学调到中山大学教书。他怎么又回到长沙来了呢？“文革”后期，由于姑父自杀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大姑，在街道图书室任管理员，和董夫人胡大姐——一位著名湘剧演员——成为好朋友。据胡大姐说，反右后期，董教授即将成为右派，由于他早年曾为党做过秘密工作而遭国民党通缉，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陶铸想要保他，前提是要作深刻检讨。但董教授认为自己没错，坚持不写。他对胡大姐说，不让我当教授了，大不了卖文为生嘛！结果夫妻双双成为右派，投出去的稿子也如泥牛入海。眼看坐吃山空，胡大姐提议不如回到自己的故乡长沙，好靠亲戚朋友照应……“文革”时，我们那街道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每当宣读毛主席最新指示，总让董先生等几人弯腰弓背站在台上；平时，也经常看到他在扫街。 八伯参加了“四清”运动，一天他从农村火热的阶级斗争前线回来，看到祖母房中挂着四幅泛黄的古代花鸟工笔绢画，觉得格格不入，马上愤怒地扯下，点火就烧；祖母抢救下其中一幅。这几幅画是1956年我外公为祝贺祖母乔迁之喜，从北京寄来的；他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宫中太监那儿购得。余下那幅1978年经徐邦达先生鉴定为明初古画，因没有题款，并不值钱。 很快，“史无前例”开始了。街上的喧天锣鼓，居然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祖母也吸引上街了。看着满街的毛主席像，听着洋洋乎盈耳的“万岁”声，祖母脱口而出一句：“毛胖子如今真时兴啊！”这话可把我吓得不轻，拖着她就往回走。她却不紧不慢地说：“不要紧，他还欠我一床被子没还呢！”原来，祖母1906年以第一名考入周南师范第一届，1911年底以第一名毕业，校长朱剑凡亲笔书写了该校“第一号”毕业证书；旋留校任教。祖母在周南的班主任始终是徐特立先生。后徐特立办了所幼师性质的“稻田师范”，请祖母出任附属幼稚园主事；同时她在第一师范任课，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经常去稻田找徐特立谈天，往往通宵达旦。有天晚上，毛泽东持徐写的字条到祖母处借了一床被子，后不知何故没有归还。祖父与徐特立是老朋友，“五四”前后，他俩与陈润霖、朱剑凡共同发起了湖南教师的进步团体“健学会”，倡导新文化运动。那时祖父也经常去稻田找徐特立，祖母也见过他，但没料到几年后竟然会在北京结为连理。1955年祖父母在北京去看望徐特立，徐高兴地说，你们两位，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的学生，竟然走到了一起，太好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紧接着的许多事让人啼笑皆非。1966年天气渐热，祖母上街买了一瓶花露水。八伯回家见到这种资产阶级的货色，怒不可遏，就把它全洒在粪坑里。以后的几十天，后院里弥漫着一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味。紧接着就是抄家的危险降临，我已在《丹书铁券》中叙述过了，可谓有惊无险；否则无书可读，我恐怕也无机缘写作此文了。一天，我和祖母各自拿着一本小人书在看，来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都是祖父的学生，男的叫李祜，是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女的叫罗琪，中文系教师。他们面色凝重，说了几句寒暄的话，留下两包点心就告辞了。他们走后，祖母拿点心给我吃。过了两天，祖母对我说，那天送点心的两个人自杀了！祖母介绍说，李祜家是祁阳大户，姐姐叫李祁，诗词写得极好，一生未婚，后来到美国去了。又说祖父死时，罗琪极为伤心，边恸哭边说有年没钱交学费，正发愁要退学时，总务主任告诉她，学费遇夫先生已经代交了。祖母还说，是李祜先上吊死，而平时忙里忙外都是李祜，罗琪顿时感到天都塌了，也就步了丈夫后尘。关于此事，湖南师大退休俄语教授李蟠先生写有《一根绳子，两条人命》。 很快“武斗”就开始了。出门二三十米来到街上，到处可见腰间挂着手枪的人。一天，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出去一看发现杨家后门处枪走火，一颗子弹伤了三个人——穿过两人身体，又从常胖子小女儿耳廓边擦过去。 我父亲1957年任新湖南报社农村部副主任，因办报理念与省委不同而被定为右派。他认为应该多以党的思想政策教育农民，而省委发来的稿件多是冗长的诸如定额包工和双季稻栽培技术的文章，读之使人昏昏欲睡。这时对照“文革”精神，觉得自己当年并没错。恰好有几位在衡阳的编辑部右派朋友来串门，鼓动他“翻案”。开始父亲并不想参加，他想这些人要是弄成了，自己也有份；弄不成，自己是党员，每月工资有八十多元，也算不错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忽然觉得这样想想都很可鄙！于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毅然决然参加了。他当过领导，组织能力较强，后来居然成了“翻案”集团的头头之一。那些朋友来找他时，我在衡阳；后来到长沙“策划于密室”时，我又在长沙。只见我二姑的那间房里，长辈们来来往往，大声讨论，热闹极了。 一段时间后，我又到了衡阳，那天正到母亲单位地区森工局食堂吃饭，发现吃饭的人比平时多多了，大概各县局的人都来了。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大伙是刚从“广场”——衡阳最大的群众集会场所兼体育场——开会回来，与会者多达十万，批斗六个人。我聚精会神听着。他们先说到五个人，都是地区和市里的大干部，如陈祥聚、张维新、杨兴洲、岳剑飞等，然后他们说：“杨德嘉真是狗胆包天，还敢组织右派翻案！”我一听就懵了！吃了几口就走。刚回家，还没来得及禀告母亲，就听她说：“你今晚到长沙去吧！” 这时，长沙也已风声鹤唳，杨家一向低调，此时更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原街道居委会的陈主任、穆瞎子等一见到杨家的人，一张脸马上拉得老长，还经常深更半夜查户口，“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我户口在衡阳，家里只好把我送到保姆何月英的老家——宁乡花明楼戚家山她妹妹家放了半年牛，还参加了春耕和双抢。 有道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又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地下党书记出身的八伯似乎熟门熟路；不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两场“自卫反击战”就是在此情况下发动的。一天，杨宅前院的围墙突然被推倒了，紧挨围墙的一大丛夹竹桃也被砍掉，紧接着，隔壁开始了建房施工，他家墙基向杨宅前院推进了一米。八伯忙去交涉，一个黑大汉跳将出来，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如今是我们工胖子的天下……”我也不知道这之后八伯做了什么，反正几天后黑大汉过来赔礼道歉了，已经砌到一米高的墙也拆掉缩回去了，只是夹竹桃没有了，未免可惜。 凌户籍白住着杨家的房子，杨家并不敢奢望他会搬走，和他老婆孩子相处也算融洽。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凌户籍开始四处张罗，要赶走杨家，好独享这一宅院。他找到原北区房地局娄某，共同炮制了长达九十多页的材料，力证杨家都是些牛鬼蛇神，不配住这么高级的“甲类住房”。他们将这些材料寄给杨家所有成员的单位，如我表哥所在的化工机械厂就据此将他整了一回。这可真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了！八伯于是写了一份材料，附以毛泽东写给祖父的三封信的照片，请周世钊交了上去。当时湖南省革委会主任为华国锋，省军区司令为杨大易。信转到了杨大易那里，杨派省群工组负责人刘国强处理此事，刘派来了两人，其中一人曾为群众组织“高司”的负责人。来人态度恳切，问杨家有何困难？有何要求？就这样，凌户籍被迁走，并调到另一派出所去了；陈主任、穆瞎子等拉长的脸又缩了回来，春节时还提着酒来嘘寒问暖。 八伯认识的人极多。如周世钊，从1969年直到周1978年去世，来往都极其密切。周是民主人士，“文革”前当过副省长。一些人以为他如今成了走资派、死老虎而时不时踩上几脚。他们哪里知道，周是毛泽东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五四”运动前后毛在长沙活动时，一有困难就到周那里又吃又住，如同亲兄弟一般。赶走凌户籍之前，一次八伯联系周某日到他任教的长沙一中讲毛主席青少年时的故事，恰好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卜占亚的儿子在该校念书，这事就让卜知道了。卜大发雷霆，说怎么还让走资派出来放毒？不久，毛接周到北京叙旧，问卜表现如何？周如实说了。那天凌晨毛周会谈后几小时，即上午十点，卜还给长沙湘江大桥剪彩；不久，就到桂林某步兵学校当政委去了。周返湘后，来探望祖母，说毛曾问起杨家近况，周说他美言了几句。这事对八伯鼓舞很大，后来对黑大汉凌户籍之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大概与此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