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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38 期 6 版“对话”文章之一。 吴承明，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相继担任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专门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东吴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董志凯共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等。 吴承明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专家，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如今，吴承明先生已达93岁高龄，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关注着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近日，本报记者就经济史研究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吴承明先生。 曲折经历成就学术人生 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个主张，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看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早年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在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转变过程？ 吴承明：我的求学经历比较曲折。幼年时曾入私塾，后就读于北平市立第四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基本上处于游学状态。先是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所以我算是经济学出身。但由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被迫转学到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位。刚到北大史学系一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我参军一年，又转到了西南联合大学（该校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但历史学学位还是由北大授予。改学历史有其客观原因，即当时北大经济系不招转学生，从主观上来讲就是，我那时感到原来科学救国的理想十分渺茫，不论学经济还是学历史都较切时需。 1943年冬，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老本行”——经济学。当时正值凯恩斯主义盛行，但我的导师却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而我的论文恰恰又是关于美国战时的财政货币政策，一时难以下笔。后来，我避开凯恩斯理论本身不谈，而是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历史数据上立论，并采取实证主义方法。结果，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其中的《货币》一篇还获得了“金钥匙奖”。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个主张，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看实践。现在回想起来，早年的这些求学经历对我后来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连私塾所读的古文，也常能派上用场。 解放后，我一直在当时陈云同志领导下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文革”结束后，我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门研究经济史，一直到退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早年的求学经历中，有哪些人对您后来的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吴承明：西南联大是名师荟萃的地方，像陈寅恪、钱穆、陈岱孙等都曾经在那里讲学。如果说，当时得以面聆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师的教诲奠定了我的文史功底的话，那么陈岱孙先生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直接的。 陈岱孙是一位非常博学的经济学家，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主要就是关于西方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古典经济学。解放后，陈岱孙有一部著作叫《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该书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区别与联系。不过我在清华读书时，他还没有讲现代经济学。陈岱孙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我后来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贯通中西经济史学 国内的经济史学者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简单述评一下当今世界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派别和理论？ 吴承明：就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大的学派： 一是以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概括地说，诺斯的经济史理论主要由产权制度论、国家论、意识形态论三部分组成，其中以产权制度的变迁为经济增长或负增长的核心。作为新经济史的先驱，诺斯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比如，他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二是以罗伯特·福格尔为首的计量史学派（cliometrics）。该学派主张建立模拟模型或理论模型，建立模型不是从史料出发，计量也不完全依靠历史统计系列，而常常是寻求所谓“间接度量”的数据。计量史学实际上只曾盛行于美国。在欧洲虽有短暂反应，但没成气候。目前流行的是以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方法来研究历史，主要是用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矩阵分析法，很有成效。 三是历史学派，即利用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等方法来从事经济史研究。这些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运用得最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以上几个学派的理论，我国经济史学界又是如何运用的呢？ 吴承明：目前，我国正在深化制度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希望能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在当前国内很是流行。该学派认为，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改进、规模效益等都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即明确产权，改进组织结构。回顾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结构方面的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从而导致危机。因此，在现实研究中，国内学者还是倾向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 关于计量方法，国内用于经济学领域比较普遍，但是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则具有较大局限性。因为在计量方法中，必须有连续十年的系列数据才能建立一个模型。而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料中，1986年以后才有数据可查，之前的数据资料很难找到，虽然也有经过推断或估计的数据，但是学界争论很大。我最初研究中国经济史时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但是也只用于清代物价研究上。 对于以上两种方法，国内经济史学界能够运用的人并不多。原因在于，国内从事经济史学研究的多出身于历史系，他们对中国当代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而主要采用考据学、文献学等方法来研究，其中最常用的数据如人口、耕地、地租、赋税等，也都靠文献和考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有哪些派别？ 吴承明：我们常说经济史是一门经济和历史的交叉学科，但目前在我国高校还没有这种学科专业设置。国内的经济史学者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学研究者注重史料考证，力图用因果关系解释经济变迁，其方法主要是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等，也就是所谓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学研究者注重理论分析，力图用计量方法分析变动要素。两派各有好处，可以并行，互相促进。就国内整个经济史学界来说，还是历史系出身的研究者较多；但就研究者个人来说，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自己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我早先主要是用经济理论作分析，并且喜欢计量分析。但到20世纪80年代，我的看法就有所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些年，您在经济史领域或与之相关的领域又有哪些新的关注点？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吴承明：早在1986年10月，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丹尼森来到北京时，曾提出他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分析”方法。当时我就想这种方法能否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后来听人说，虽然国家统计局已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但提供的数据还不能作出全要素分析，不过较小区域的要素分析较为容易，只是不少项目要靠估计。近来，我看到有青年学者试图用全要素分析法研究近代荣氏企业发展史，认为有些要素凭老辈经营者的“经验数据”还是可取的。 众所周知，制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而且不可计量，不能纳入丹尼森模型。对于这些不可计量的制度要素，我认为可以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或布罗代尔的总体论史学方法来分析。布罗代尔的总体论是结构论，总体由部分（研究领域）组成，且“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总体即各部分关系之和”。历史研究就是研究各部分的关系及其变迁，尤其是各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及其变迁。按照这种理论，全要素分析就需要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 这种结构关系有因果关系、双向关系、辩证关系，错综复杂。研究它们要用逻辑思维，用归纳法、推理法，分析、综合，又都要有史料证实。逻辑分析能全面观察，分析层次，揭露实质。其实，采用计量模型并不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函数关系，已属失真，又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所以，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于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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