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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4日下午，我与张俊教授一起到“262”看望住院透析的郭先生。名佩告诉我们，上午刚刚透析过，现在是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的确如此，先生不仅认出我们是谁，而且还和我们说了几句话，还说，等病好了还要写字。当时我们只感到先生很讨厌那个戴在脸上的氧气罩，别的没有甚么痛苦。我们虽然知道先生的病很重，但当时的情景，以及联想到有人依靠透析可以维持多年，使我们对先生病情的估计，是乐观的，以为至少也会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然而，苍天不公，仅仅一个月，先生竟永远离开了我们，7月4日的探视，竟是最后的一面。 我在师大读书时（1959—1964），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并不多，但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讲课，没有大一、二、三，小1、2、3，而是融会贯通，兼顾辞章、义理、考证；没有“慷慨激昂”、故作“惊人语”，而是实事求是、娓娓道来。对学生，绝无亲疏好恶，而一视同仁。因此，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的郭先生，他的为人、学问、风采构成了所有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师大工作，与先生很少见面了。但我出版的小书以及发表的文章，都及时寄奉先生，以求指教。1985年，先生到重庆开会，我和宪光代表西师中文系邀请先生来校讲学。先生的讲座，效果好极了。当我们按规定付与酬金时，先生则坚拒不收。我们讲了很多大道理、小道理，请先生收下，但先生依然坚持，并对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个钱我收与不收，都没什么，但我不收，对你们（指我与宪光）有好处，你们在这儿工作，你（指我）还负点儿责任，你们主办这件事儿，你们的老师没收酬金，对你们不是很好吗？”先生说得很平静，但我却深深体会到了先生对我们的深沉的关爱！后来的事实证明，先生的话是对的：先生的关爱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主动。那天讲座结束后，我们请先生到家中便饭。郭先生的学生都知道，要请先生吃顿饭，那是很难的。比如前几年有一次北京的几个学生和先生一起吃饭，饭后我们要“买单”时才知道，先生一进饭店就已经把钱交给了服务员。当时邦钧无奈地开玩笑说：“没辙，姜还是老的辣！”但在西师那次先生却很“爽快”地答应了。到家后，从先生的言谈中我们才明白：先生是要亲眼看一看他的学生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 1988年我调回北京。去看望先生时，先生虽然没有说一些很“兴奋”的话，但我看得出他老人家是很高兴的。告别时，先生把一包已经包好的书送给我，并说：“这套书在我这儿放了几十年了，你拿去吧，也许对你有用。”我打开一看，是一套五本线装的《南北词简谱》。我知道，这是大戏剧家吴梅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先生知道我对古代戏曲有兴趣，就把他珍藏“几十年”的这套书送给了我。我抱着这套珍贵的文献告别了先生……我即使再怎样的愚拙，也完全体会到了先生的心意：既是鼓励我好好做学问，也是对我调回北京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祝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参与了先生主编的文学史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先生带领我们五个学生，历时12年，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种，构成完整的系列，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期间，对我来说，实际上是第二次入学，跟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得奖事小，受教事大！而这期间正逢我从重庆调回北京，在学校的出版社工作，真是公私冗杂，一言难尽。先生对我执笔的部分，有多处亲自增删修改，甚至重写。而稿件的来往交换，也十分麻烦。有一天（大概在冬末春初，天气还很冷），我在办公室接到先生的电话，说给我送一部分稿子来，已经到我们学校的大门口了，让我去取。我立刻跑到校门口，一眼看到春寒料峭中先生瘦瘦的身影，我真“急了”：“这么冷的天儿，您可真让人着急，我去取呀！”先生平静地笑着说：“你现在坐班，忙，我跑一趟，没事，我愿意坐公共汽车，在车上看看各色人等，挺有意思……”交接了稿子之后，简单交谈几句，先生就催我“回去上班吧”，我要送他到车站，他坚决不准，而且自己快步朝着花园村车站走去。我望着先生的背影，还是那样腰板儿挺直，微微前倾，步履轻快……事无巨细，永远为别人着想、为学生着想——这就是我们的郭先生。 在先生的“追思会”上，有几位发言者都提到先生的“不苟言笑”，其实，这只是先生性格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先生非常随和、幽默。在编写文学史教材那些年月里，无数次的讨论会上，我们这些学生，都是随便发表意见的，在先生面前，真是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平时到先生家里，也是无拘无束的。早些年，到先生家去如果带一点小礼品，那是要挨批评的，所以常常是空手而去。近年来，先生似乎有点儿“松动”，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大了，先生也不好意思再说甚么了。〇九年春节前，我去看望先生，带了一点小礼物，一进门就遮遮掩掩地放在角落里。先生看见了，笑着说：“你愿意搁那儿，就搁那儿吧。”我也笑了。那次和先生交谈了很久，先生说，自己记忆力不如以前了，老年痴呆了。我说，您不想想您多大岁数了，记性差点儿，是自然的，您要是“痴呆”，那没人不“痴呆”了，我现在整天的老是找眼镜，老是忘记放在哪儿了……先生笑着问我今年六十几了？我说都七十啦，先生又开玩笑地说：“真的呀？那你也别说我老，我也别说你小了……”随后，先生让我看他最近写的几幅字。我看了又看，实在是爱不释手，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开口要了。我选了一幅，先生看了看，说这几个字有毛病。于是又亲自给我挑了一幅。而我却得陇望蜀：“都给我吧！”先生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先生家里与先生长时间的交谈。此后，先生的身体渐渐的不太好了，打电话过去，有时先生接听，也只是简单的说几句话，有时师母接听，则告诉我先生身体不太好，在休息。今年春节前，我又去看望先生。谈了不到二十分钟，先生已很疲倦了……告别先生，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凉。当天晚上，与邦钧通话，向他倾诉了我心中的悲凉、忧郁和不祥之感……邦钧与我心有灵犀啊。 今年的北京，春天很冷，夏天极热，大半年来我都未能去看望先生，直到先生住院才去探视，竟成诀别！8月5日，我在“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突然接到老伴儿的电话：郭先生昨晚病逝。我立即转告一起开会的张俊先生、吕启祥先生，不久，吕先生也得到了这一不幸消息。获得印证后，我们报告给大会主持人，主持人向大会宣布并表示了哀悼。先生是很多《红楼梦》爱好者熟知的专家，是《红楼梦学刊》创刊以来的编委，前不久，在一次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会上还酝酿过聘请先生担任学会的下一届的顾问……然而，先生走了。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亲人、朋友、学生，都对他隐瞒着他的病情的严重性，这自然是人之常情。但我却朦胧地感觉到，以先生的睿智和洞察力，他是知道实际情况的。然而，他却接受着这种“隐瞒”，接受着这“隐瞒”所包含的关爱，始终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让爱他的人们以“隐瞒”的“成功”而略微得到心灵的安慰……这也许是我的“想象”或“过敏”，但这确是先生的性格、品格和境界——他永远想着别人！ 先生走了。先生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10年8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