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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继承“新考据学”的传统，在漫长的学术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兼收并蓄和勇于开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治学风格，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探究黄现璠的治学风格，总结前辈的学术研究成果，既可以繁荣学术研究，又可以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后辈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黄现璠；三重证据法；新考据学
On the Huang Xian-fan learning style
Chen Ji-Sheng
［Abstract］Recalling Chinese Academic of the 20th century，The famous historians Huang Xian-fan inherit the “New research method”traditional，to eclectic and the courage to open up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process，and to form a unique learning style and have achieved not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This has laid a him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of Academic of high status.To explore Huang Xian-fan’s the learning style and summing up his the results of academic research ，Both may prosper the scholarly research, and may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 scholars who is engaged in the scholarly research provide uses for reference and refers.
［Key words］Huang Xian-fan；Triple evidence method；New research method
一、引言
《中华名人》杂志曾这样介绍桂林历史文化名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奇山异水自然地灵人杰，藏龙卧虎。古有赵观文、曹邺、蒋冕、吕调阳、石涛、陈宏谋、陈继昌、王鹏运、况周颐、唐景崧。近有马君武、李任仁、白鹏飞、李宗仁、白崇禧、周祖晃、梁漱溟、黄现璠、李天佑等一大批出生或长期生活工作在桂林的名人，成为‘文化名城’桂林的骄傲。”［1］如果说马君武、白鹏飞以教育大家闻名于世，梁漱溟以“新儒家学派鼻祖”享誉海内外，那么，黄现璠则以世所公认的“八桂学派领袖”和“无奴学派导师”名扬中外学术界。［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覃应机曾称赞黄现璠教授说：“他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现了一个壮族学者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进步的执着的追求。这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3］（序p3）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荣曾评价道：“从中国先秦史、中古史、近代史至到现代革命史，黄现璠教授皆有专著和大量论文问世，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通史’不但让黄现璠教授从头到尾研究透彻，写来得心应手，而且大多具有极高的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学术研究以‘理论建构’和‘开拓创新’最富有价值，这已成为学界共识。所以，学林名贤将黄现璠教授誉为‘桂海学术泰斗’、‘学者中的学者’，确属实至名归。”［2］（序p5）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韦纯束曾赞誉道：“黄老是我国20世纪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4］（序p2）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曾赞评说：“黄老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壮族史上第1位大学教授、世所公认的壮学宗师……黄老一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四十余年，弟子三千，桃李满门，堪谓一代宗师。他学识渊博，胸怀坦荡，热心教育，关怀青年成长，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2］（序p7）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现任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陆地说：“黄老早年曾进入中国师范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经历了预科、本科、研究院9年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和国学基础。毕业后又留学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实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壮族第一位史学大师。这在壮族历史上更显难能可贵。正如罗章龙先生（中共第三届中央局五委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之一——笔者按）所评：‘黄教授学术成就，海内知名，治学谨严，著作等身，对于国家民族贡献綦大’，诚为深中肯綮。”［2］（序p11）由此足见黄现璠是一位盖棺论定的20世纪“国际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5］
由于黄现璠（1899～1982）在桂林执教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下同）近30年，而笔者于20世纪6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桂林从事教育工作，1979年又考入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后笔者曾多次向黄老请教过学术问题，受教受益良多。因而黄现璠先生对笔者而言，既是北师大老一辈师长，又是笔者十分尊敬的广西师院开校元老级教授之一。今年是黄现璠先生诞生11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对黄现璠先生的治学风格展开扼要论述，以纪念这位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
二、治史风格
黄现璠科学严密的史学体系的建立，首先与他的学术传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于1926年至1925年曾在北师大就学9年，相继师从名史家陈垣、王桐龄、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陆懋德等人。陈垣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6］（p302）王桐龄利用边裔民族资料治中国民族史的实践；［7］邓之诚提倡“以诗证史”的方法论（邓氏“以诗证史”法早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8］陶希圣以“社会学”治史的实践；［9］萧一山将民族观融于史学的思维；［10］陆懋德强调治史“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宗旨以及重视将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治史法，［11］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于世的梁启超“新史学”和西方“鲁宾逊新史学”的研究法，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黄现璠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等方面。
（一）古史多重证法
1.以诗证史。黄现璠“在20世纪40年代相继发表的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论文，皆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早期阶段的代表作。”［12］（p130）在这些论文中，他即运用了众多唐诗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证史的治史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诗参证“古礼节”。黄现璠在《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一文中运用文献对古代长跪礼节论证后说：“古诗又有‘长跪问故夫’之句，亦足参证。”然后他又以唐诗四首旁证妇女跪拜古礼依然流行于盛唐的史事。［13］二是以诗考佛教坐俗。黄现璠在《我国坐俗古今之变》系列论文中曾以三首唐诗考证了“绳床之坐”为佛教长老之坐。三是以诗考物。黄现璠在《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文中以7首唐诗考证了“绳床”的存在。同时又于同文中以两首唐诗考证了唐代宴饮时所用胡床与当今椅子凳子同为一物。四是以诗考事。黄现璠在《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文中以两首唐诗考证了唐代垂足椅坐之俗仅限于贵族阶级之特有坐俗而非一般民众普及这一史事。［14］五是以诗考证职业区别。黄现璠在《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一文中将唐诗与唐前期志怪传奇集《广异记》结合起来考证了汉代卓文君当炉与唐代“红粉当炉”和名妓当炉的区别，从而证明前者仅为酒店掌柜，后者多为女招待。［15］六是以诗记唐代胡姬能歌善舞，擅长揽客，“所谓‘笙歌日暮能留客’，‘君今不醉将安归’是也。”七是考人物之神态。黄现璠在《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一文中以两首唐诗旁证了“胡姬貌如花，当垆（炉）笑春风”的神态［15］八是以诗证唐代纨绔子弟以追逐胡姬为乐之风俗。黄现璠在《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一文中以三首唐诗旁证了当时的这一习俗。九是考古人吟诗佐酒的风俗。黄现璠在《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一文中以杜甫长诗《饮中八仙歌》考证了唐代文人普遍流行的饮酒风俗。至于以诗记事记人记物作为旁证的事例，在黄现璠于40年代相继发表的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论文中可说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2.三重证据法。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丰富史料及研究成果治史，堪谓黄现璠治史风格的突出表现。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甚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皆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现璠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以及邓之诚提倡的以诗证史法，并且还在这些治史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从黄现璠在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近现代史、文化学、生活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壮学等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他运用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几近得心应手。例如黄现璠在《中国通史讲稿》、［16］《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稿》（遗书稿一卷）、《中国文化史》（讲稿一卷）、《中国殷代社会史》、［17］《中国封建社会史》、［18］《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19］等论著中，即运用了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甲骨金文史料结合起来证史的“二重证据法”。当代不少研究古史的中国学者至今仍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奉为古史研究的圭臬。［20］（p131-136）而在古史研究上，黄现璠是最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建立“三重证据法”的学者之一。所谓“三重证据法”，是指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这在黄现璠对民族史和壮学研究的大量论著中斑斑可考，尤以自著《广西僮族简史》［21］和遗著《壮族通史》［3］表现突出。现代口述历史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的口述历史致力于“对过去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等当事人的采访，目的在于重建历史。它是一种不可估量和令人注目的20世纪历史的研究方法。”［22］（p63）现代被广泛运用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领域。［23］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我国学术界普遍流行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社会历史资料。上个世纪50～60年代，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历史调查，搜集口述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24］（p3） 在当代中国，口述历史正方兴未艾。［25］口述史料收集的基本方法是调查采访。而黄现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领导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采访过各阶层众多人物，收集到大量口述史料。由此为他广泛地将口述史料用于治史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他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三者结合起来治民族史的“三重证据法”。这种“三重证据法”属20世纪中国史学界推群独步的新治史法之一，充分体现出黄现璠卓尔不群的治史风格。
（二）新考据法
黄现璠在北师大求学9年期间，曾师从陈垣习史6年（本科三年，研究院三年）。陈垣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教育大家和史学大师，他从教70多年，连续担任过46年大学校长，在史学界有“二陈”（陈垣、陈寅恪）盛誉。西方近代汉学名家伯希和认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陈垣两人。”陈垣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6］（p624）这里所说的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这就是当代学人认同的陈垣等人开创的“新考据学”。如果说陈垣、邓之诚、肖一山等人是20世纪中国“新考据学派”的领军人物，那么，黄现璠就是这一派的嫡传弟子和代表人物。同时他又以独具一格的“三重证据法”自成“黄派”（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门十八贤”：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他们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以致黄现璠成为了众所公认的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学派——“八桂学派”领袖。［27］
从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中显而易见，他的治史风格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求学时代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钟（这从他的家中所藏的一部民国初年版《日知录》已被他读破翻烂可见一斑）。加之受到现代西方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厚影响，以致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新史学考证法显然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他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同时又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的合理要素以及顾炎武“经世致用学”重立大义的精粹。这些在他于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相继发表的《东北之历史考察》、［28］《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29］《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30］《南宋末年河北山东义军》、［31］《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32］《汉族对外抗战史》（上、下）、［33］《汉武为争汉族之生存而战》、［34］《五胡乱华北方民众之抗战》（上、中、下）［35］的论文和著作《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36］一书中以及70年代后公表的《汉族的形成》、［37］《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38］等论著中皆有突出反映。在这些论著中，黄现璠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外国一些史家对中国历史曲解的不良用心，拿起史学武器考古证今，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客观治史的大义，申张正气，彰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这些论著中洋溢的精深考证、明晰分析和画龙点晴的议论，不仅具有浓烈的感染力，同时还具有令人心折的说服力，充分体现出他那以考证为主，史论辅之的“新考据学”治史风格及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严谨的学术考证、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烈的民族精神三合为一，融于一炉，构成了黄现璠“致用新史学”的主体，成为他的“致用新史学”申张“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时始终坚定“对外”的主旋律。特别是黄现璠在北师大研究院求学期间还师从国学大师钱玄同治音韵学、训诂学及《说文解字》三年，这一期间他又经常问学于语言学大家黎锦熙，由此使得他的考据功底和功力非同凡响。这方面的成果他先后所撰《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39］《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40］《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41］《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42］《番薯传来考》（上、下）、［43］《春秋五伯无一为尊周》（上、中、下）、［44］《男女鞋袜古今之变》、［45］《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46］《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遗著，上册）、［47］《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等论著中皆有充分反映。尤其是黄现璠在自撰《殷周社会初考》、［4］（p286-359）《古书解读入门》、［48］《古书解读初探》等论著中，又体现出他对古代甲骨文、金文及其古汉语词汇均有细致入微的考证和独具一格的见解。例如《古书解读初探》一文中对“仁”字之解，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孟子发挥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将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朱熹说：“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论语集注》可见儒家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而黄现璠对“仁”字的解释与儒家有所不同，他认为“最初只有人字，后以二人相爱，人旁加二为仁，故仁由人而来。仁固可作‘仁义’解，也可作人解。我认为‘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字，宜作‘人’解。以孔子之话作本论，《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观过斯知仁矣’、‘井有仁焉’，这些仁字，都应作‘人’解。而一般学者以其字之为仁，多曲为之解，求其说，而不得要领。故上例我以‘仁’字应作‘人’解。否则，‘井有仁焉’，作仁义之‘仁’解，难以解通。又以其他著作为旁证，可知人、仁同义。例如《礼记·表记》说，人也，谓施人以恩也。人与仁同义……《论语》所谓‘人者仁也’、‘仁者爱人’，即本此义。皆由于人、仁同出于一源，且关系密切。把仁字均解为‘仁义’，难以自圆其说、令人信服。”［4］（p464-465）由于9万余字的《古书解读初探》长篇论文主要考证和研究的是古汉语的“字音读法”、“汉字古今读音的演变”、“虚词”、“歇尾词”、“连接词”、“词类活用”、“同音字的通假”、“音同形异的通假”、“语文释例”等问题，因而诸如此类追根求源的见解于文中层出叠见，不一而足。另外，黄现璠还在遗书稿《中国殷代社会史》第一章若干节中考“奴”字（整理后负定名《释“奴”字》），仅就甲骨文的“奴”字形和字义的解析就展开了1万余字的长篇大论，考一字而作万言，清代乾嘉考据大师也不过如此，由此足见黄现璠的古文字实证研究和考据功力之深。不仅如此，由于黄现璠精通日文、英文，曾翻译出版过日文译著，又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留学多年，他不但将自己得心应手的新考据法用于古汉语，同时还运用历史语义学或民族语义学等方法考证西文词语，这从他的遗作《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中可窥一貌。黄现璠于本论文中以9万余字全面系统地论证了西方“民族”这一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提出了“民族语义学”新概念，并尝试运用“民族语义学”这一新研究法对西文中有关“民族”和“国家”含义的拉丁语“populus、natio、ethicus”；法语“peuple、nation、citizen、nationalité、estat”；德语“Volk、Nation、staat、Nationalität”；匈牙利语“nemzet、magyar nemzet、nep-nemzet”；英语“people、nation、nationality、race、ethnic、ethnic group、ethnicity”等词汇或术语进行了全面论证和比较研究，厘清了这些词语的含义异同。注重西文“民族”词义“考”之解析明晰精确，重视这些术语“论”之逻辑分析合理，尝试将民族语义学之“论”导入词义之“考”，以西方传统语义学研究法来全面解明西文“民族”词义和术语的内核外延以及历史演变，当为这篇论文引人注目和价值突显的亮点。［49］正因黄现璠的考证功力过硬，考字考词考史能做到蚀精剖微入细，因而由这种精密考证而来的史实无疑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诸如此类的考证，既发展了中国史学求真明道的古老传统，又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彰显出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联系起来的“经世致用”史学功能，同时还反映出黄现璠的“新考据法”与众不同的风格。黄现璠学贯中西，论及古今，高深学识使得他的民族学成就能响誉中外也就不足为奇，正如有识者明确指出：在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秋浦、翁独健、李有义、李安宅、吴泽霖、方国瑜、杨成志、杨堃、吴文藻、江应樑、刘咸、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50］（p66）“这便是民族学界人士誉称黄老为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的缘由。”［2］（序p7）
（三）开拓性
黄现璠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突出风格，表现为开拓性。这一风格体现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上，具体反映在他对学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中，而非理论建构的推群独步。从黄现璠一生著作等身的研究成果上可见这样一个事实：开拓性为他治学风格始终若一的集中体现。正如识者有言：黄现璠“创造过众多第一。他是壮族史上第一位大学教授和世所公认的壮学宗师。中国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黄现璠教授于20世纪撰述发表的研究成果，大多具有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2］（序p5）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明确指出：“无论从哪方面看，（20世纪）30 ～40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年）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51］（p149）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教授刘玉峰通过对“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回顾”后认为：“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是第一部唐代社会史研究专著。”［52］（p103）中国台湾佛光大学原校长龚鹏程教授（兼北京大学、北师大客座教授）同样指出：20世纪“三十年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首例〈阶级〉一章，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指僧侣）等阶级。其后如此讨论中国社会中之身分等级者极多……。”［53］（p279）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指出：“如前所述，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一点，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种方法为许多学者局部运用，日本学者岸边成雄（日本现代研究中国唐代音乐史最高权威——笔者按）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54］（p23）这一切皆表明：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实属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开拓之作，价值斐然。同时，黄现璠开拓的“唐代转运使”新课题研究，同样走在了20世纪前半叶“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前面。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教授胡戟等人指出：现代“关于转运使的研究较多，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黄现璠，他在《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进展月刊》2:12，1933）一文中，对唐代的转运使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讨论了其与发运使的区别。”［55］（p97）
193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现璠自著《宋代太学生之救国运动》，同样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皆将该书与培根的《新工具》、罗素的《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杜威的《哲学的改造》（胡适等译本）、费希德的《人的天职》、房龙的《圣经的故事》、鲁宾孙的《新史学》、拿破仑的《拿破仑日记》、甘地的《甘地自叙传》、服部宇之吉的《儒教与现代思潮》、王夫之的《宋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等一道作为“近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中国当代学者则将《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收入“民国丛书精典”第五集之一种。可见该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至于黄现璠在民族学和壮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说：黄现璠“将大量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指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笔者按），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4］（序p11）日本当代壮学研究权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博导教授塚田诚之先后盛赞说：“黄现璠教授……以壮族历史研究中至今仍闪烁光辉的《广西僮族简史》一书的著者名响中日学术界，系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4］（序p3）“他是壮族史上自幼公开表明壮族成份的第一位大学教授，著述丰硕，门生弟子众多，其中不乏至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民族学界的学者，作为中国20世纪学术事业奠基人之一备受学术界敬重。”［12］（p123）《广西僮族简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著。”［56］（p127）它还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鼓励下完成的历史著作。［57］“第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瓦氏夫人的论文，当属1963年3月8日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先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印发的《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一文。”而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首次创造性地将壮族研究提升到民族史论的高度。”“开创了自成格局、规模恢宏、堪足传世的大型民族通史的写作先例。”［58］（p81）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59］（p627）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60］（p147）正如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名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博士所评：“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壮族通史》等著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4］（序p11）广西大学资深教授徐君慧同样评价道：黄现璠所著“《广西僮族简史》、《侬智高》、《壮族通史》，不仅是壮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们将光芒万丈地照耀着壮族和中华民族的历史。”［61］（p69）黄现璠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62］从而他又被学术界尊奉为“壮学宗师”。［63］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临，黄现璠于1979年冒着政治风险勇闯以往“禁区”完成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19］“即为他当年从事‘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亦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下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第一篇论文。”［64］（p102）诚如广西民族大学莫金山教授所言：“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等人的支持。”［65］（p56）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鲁宽民、尹洁等教授于合撰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指无奴派——笔者按）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66］而青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广志教授说“事实上，从时间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先生”，［67］（p240）“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68］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继而指出：“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69］（p127）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充分反映出黄现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他率先提出的无奴论（即中华民族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与以往学者主张的汉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主张不同，前者包括少数民族史——笔者按）所具有的开拓性一目了然。事实上，黄现璠的无奴主张早在1957年出版的自著《广西僮族简史》中已初露端倪。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G·巴罗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史学教授乔治·V·H·莫斯利早就相继指出：“传统观点认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不可抗拒地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然后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按照这种看法，壮族在宋以前属于奴隶社会，因此，他们不可能有国家……壮族学者黄现璠曾被公认为壮族史学老前辈，他令人信服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传统理论不适合解释壮族社会。”［70］（p44）“黄现璠，这位公认的壮族历史学家、历史系教授雄辩地论证了一个曾多次遭到诘责的观点：传统解释不符合壮族社会。”［71］（p61）“为这个观点他屡遭抨击。”［72］（p88）由此又有了学术界对黄现璠的“无奴派导师”之尊。
黄现璠的长篇遗作《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同样具有极高的开拓创新价值，正如识者指出：“构建‘中国生活学’是黄现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构想，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仍属首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73］（p1-12）至于2008年出版的90余万字的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同年10月2日《桂林日报》对“《韦拔群评传》出版座谈会”的报道说：“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以及桂林著名文史专家钟文典等领导、专家出席。会上，与会嘉宾畅谈了《韦拔群评传》出版的现实意义，一致肯定《韦拔群评传》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所具有的开拓性贡献。”［74］再从主流媒体《深圳晚报》（2008年10月6日）、《南宁日报》（2008年10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20008年11月2日）、《中国图书商报》（20008年12月23日）等对《韦拔群评传》的相关报道以及学术界的评价可知，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开拓意义重大，表现为：《韦拔群评传》“抛弃了历史人物评传默守成规的叙写范式，为新的人物评传叙述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供操作和借鉴的学术文本范式；它运用的经与纬多角化叙述形式和内容，既释放出了多维度的“历史”，又形象地展示了文本历史化的演进机制，还体现出学术研究应该勇于破旧立新的革命性精神。可以这样说，《韦拔群评传》的叙述或论评形式设计本身，即象征着对繁复的历史解释学结构中的一种革新性重构，意味着历史人物评传文本新纪元的开启。因而在作为学术实践的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韦拔群评传》的叙述“新形式”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创新价值和启迪后学的现实意义。”［75］（p127）
三、结语
综上所述，黄现璠学术研究的鲜明风格，主要表现为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当然，黄现璠的治学风格不止这些，鉴于篇幅制限，笔者于此只是选其重点扼要论之。笔者以为：总结前辈的研究成果，既可以繁荣学术研究，又可以借鉴前辈大师的治学经验。而黄现璠学术生涯的这些治学风格，无疑值得21世纪中国学术界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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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吉生（1946-），男，上海人，桂林陆军学院教授（正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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