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仲勉信札  1952—1953年间,岑仲勉(左五)与梁方仲(左二)、王力(右五)、容庚(右二)等人在中山大学合影。  ●人物名片 岑仲勉,广东顺德县人。1886年9月出生,1961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在先秦史、隋唐史、文献学、地史学和中外交通史等学科领域,均有建树,造诣颇深,生平著作丰富,成就突出,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崇。 岑仲勉被誉为大器晚成的史学家,前半生混迹官场,后半生潜心向学,经历与学问俱奇。他生前留下千万余字学术文章,被历史学家刘节誉为“著作等身、群言是宝”。 论及上世纪的广东史学界,曾有两位以中古史研究闻名的大学者,一位是陈寅恪,另一位就是岑仲勉。他生前曾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两大学者,身后却寂寂无名,只留下史学著作洋洋千万言。 裹挟在中国近代社会巨变、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风雨中,岑仲勉留下了世纪广东学人的另一重背影: 与陈寅恪世家望族、留洋多年的背景不同,岑仲勉是一位广东土生土长的平民学者,用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是草根学者。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名校经历、没有史学科班训练,岑仲勉以近50岁的高龄从仕途隐退转入史学界,从广东闯入北方主流学界,甘受茅屋秋风之苦,终成一代史家,其身世经历,颇为传奇。 岑仲勉“幼承庭训”,父亲是前清举人,堂兄是顺德最后一位翰林。年轻时受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耳濡目染着西学冲击,在这场家国身心所面临的革命风暴中,他一生没有摒弃投身史学的理想,独辟蹊径,续中国传统学问之命脉于一线。 萧然万物,弦歌不辍。在“偌大一个中国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动荡年代,岑仲勉钻入书斋,追寻经世致用的理想。但他留下的逸事传闻寥寥无几,可说可谈的近乎单调,使他的形象接近呆板。 南方日报记者通过多方努力,还原了半个多世纪前这位近乎封闭状态的纯学人的精神历程。在岑仲勉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的影子,又可以看到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先驱的种子。他形销骨立,却以过人的意志,挣脱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之归宿,迈向现代学人学术与人格的独立之境。 “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与不幸欤?”(陈寅恪语)学术的境界和使命自有不同。在如今“大师满天飞”、“学术明星云起”的年代,岑仲勉式的学者,几乎已成绝响。 这一期“广东世纪学人”,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的背影。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在这一世纪命题下,岑仲勉式的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自觉传承了“学者的使命”这一精神向度。岑仲勉的学术生涯、传奇经历,或许可以给今天的学者以最好启迪:绝不能“在现状下苟安,在思想上躲懒”。 叫板陈寅恪,“弄斧一定要去班门” 半个多世纪前的广州康乐园里,有这样一个背影,一个老人踽踽独行,从校外蹒跚着来上课。高度近视的眼镜,一身唐装布鞋,左胸前挂个怀表,言语讷讷,因身患帕金森病,手脚抖得厉害,那模样简直跟他的学问一样,古旧深沉。这位貌不惊人的大学者,名叫岑仲勉。 当年在中山大学,岑仲勉与陈寅恪同为名师,学问最深,年岁也最高,又皆以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每年都会向入学新生介绍道:“我们系里拥有中古史两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满门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体师生的光荣。” 但这二老绝少碰面。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和岑仲勉已经在论著中隔纸传音,前者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对后起的岑仲勉赞誉有加,并将其视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的标志。 那时,岑仲勉还只是个中学教师,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陈寅恪一读就惊为天人:“岑君文读讫,极佩。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暮岁之年,二老际会于康乐园时,已变身两病叟。陈寅恪讲《元白诗证史》,岑仲勉讲《隋唐史》,一个目盲足膑,一个头晃手摇。二老都用自己的著作充教材,异曲同工,成为校内两道景观。有趣的是,由于同是致力于隋唐史,岑仲勉有不少见解与陈寅恪相左,总是在讲课时一一挑明。在当年的隋唐史课上,岑仲勉总能旁征博引,论证陈寅恪所述不尽确当。如此“针锋相对”,很快招致一些人不解。岑仲勉本人得知后,十分坦荡地宣称:“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 岑仲勉总有一股“弄斧一定要去班门”的书生义气。在课堂上,岑仲勉有句名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晚年,得知陈寅恪受排挤,岑仲勉曾发出这样的喟叹:“寅恪兄亏于现状啊!” 陈寅格对岑仲勉的学术成就也非常推崇,晚年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曾多次引用了他的学术成果。据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回忆,二老虽是旧相识,晚年却很少来往。只因二老一聋一盲,即便会面也无法谈出一二,倒不如以文会友,更加畅快淋漓。 除去学问相近,两位病叟爱好也颇为相投,都酷爱粤剧,可这二老一个失聪一个失明,一个只能看,一个则只能听,倒也各得其乐,相映成趣。 弃官为学,“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的这句话,或许是清末民国的一代文人,身处乱世而得以解脱的内心信条。 1931年,岑仲勉从平步青云的官场上毅然隐退,到广州圣心中学当一个小小的教务处主任,留下人生中最具深味的一笔。 那一年日本在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家国乱世,在一个自幼读遍经史、怀抱治世理想的传统儒生内心,会激荡出怎样的波澜?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彼时的岑仲勉,一定不会无视他的堂兄岑樾作为科举时代顺德最后一位翰林的荣光,不会忘却他的同乡同宗兄长岑学吕正在张学良府中治军书的显达,也不可能不知晓他的昔日同窗故交杨永泰正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但他选择了激流勇退。 隐退前,岑仲勉先后在上海海关、广东财政司等处谋职,官至三水铁路局局长、陕西禁烟督察处官员,可谓仕途坦荡,但他毅然放弃职俸殷实、衣食优渥的生活,宣告了对官场俗世的心灰意冷。 这些变故必在常人那里引起苦痛挣扎,在岑仲勉心中却不失为快意割舍。在政府任职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研究属于经世之学的农学和植物学。1923年起,他就开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1934年致陈垣的信中,岑仲勉这样回忆步入学术的起点:“十余年前尝慨我国惟兴农或可补救,故喜谈稼圃之事,居恒亦以此自遣。” “学而优则仕”,中国文化自古有这种传统。从古至今的文人,能主动退出仕途的可谓凤毛麟角,仅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到了近代的学人之中,岑仲勉算是一位。 忧患意识与经世思想,纠缠于岑仲勉心底,迫使他中年转入史学,这与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不无相似。清末道光以后,西方列强力逐欧亚大陆,于是出现了中国19世纪的西北边疆新危机。值此紧要关头,中国传统士大夫学者里一批敏感的、走在时代前沿的人挺身而出,展开对中国边疆西北史地的研究,相继涌现出魏源、张穆、何秋涛、屠寄、李文田等清代著名学者,尤其是李文田更是岑仲勉同乡。投身于这股学术洪流,也成了岑仲勉“心向往之”的人生路径。 如今看来,岑仲勉弃官后选择广州圣心中学,独具苦心。圣心中学由法国教会所办,出版法文学术杂志,能直接通达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法国,借一本《圣心》杂志,岑仲勉得以和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扬名世界的法国汉学家论长短。岑仲勉无须再隐姓埋名,无须再蛰伏蹉跎,对于沙畹学科奠基式的世界名著《西突厥史料》,初出茅庐的岑仲勉也敢于叫板:“除西史部分外,中史材料之编纂,直未达到吾人所预期。” 三年后,岑仲勉的西北史地论文,引起著名史学家、广东籍前辈学者陈垣的注意,将他推荐给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直到这时,主流学术界才知有岑仲勉此人。1937年,岑仲勉被正式聘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走上学术之路时,他已年过半百。 在别人即将安享晚年之时,岑仲勉毅然投身学海,他晚年曾这样调侃自己:“早岁学殖荒落,中年稍振刷,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的确,对比“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的苏老泉———苏洵,岑仲勉踏入学术界的步子晚了许多。但古往今来,以这样的经历而做出大学问的人,恐怕也再难找出几个。 自学成才,甘为一介布衣 对比许多有留洋经历的学者,岑仲勉中途出家、自学成才的背景显得黯淡无光。别人是少年得志,骤得大名,他是中年转行,渐入佳境。岑仲勉完全依靠自学,既对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的史学进行批判继承,又在西学冲击之下具备国际视野,广泛涉猎近代东西方汉学的有关成就,于荒榛败垒中推陈出新,接续了传统学问在现代的生命力。 上世纪30年代的史语所可谓大师云集,赵元任、陈寅恪、钱穆、陶希圣、劳榦等学者已负盛名,岑仲勉并不起眼。但他以厚积薄发之势,步入学术鼎盛期。如今,随意翻开一本当年的《史语所集刊》,岑仲勉的论文有时会占到一多半。在这十余年里,战火频仍,岑仲勉随史语所从南京流徙于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不遑宁处,却都无法扰乱其心。因为耳聋之疾,岑仲勉索性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时期,即便与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史语所同仁,岑仲勉也少有寒暄,形单影只。 何兹全回忆说,那时的史语所迁徙到南京李庄,与世隔绝,没有报纸和广播,外界战事只能通过从山下来送菜的人那里得知,岑仲勉算是老一辈,因为耳朵不好,他很少跟大家打招呼,大家也很少跟他打招呼。那时晚上在山里读书,只能点桐油灯照明,直冒黑烟,在灯下看书写字久了,鼻孔里都是黑灰。岑仲勉就在这样的幽灯暗夜里,寂寂与古书为伴,三个月读完《全唐文》,一个多月读毕《全唐诗》,爬梳钩稽,创见性地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 拨开世上尘氛,胸中自无火焰冰竞；消却心中鄙吝,眼前时有月到风来。岑仲勉以惊人毅力投身西北史地之学和唐史研究,“一个人咬得菜根,方能实心教育”是他的名言。可以想见,完全依赖自学的他,做学问是如何的苦———投身古书堆,没有师友求教,宛若一个在黑暗中跋涉的独行客。 在史语所的11年里,岑仲勉并未受到所长傅斯年的特别器重,傅斯年一直对留洋经历的学者非常看重,而对旧式教育背景的学者相对漠视。1948年,岑仲勉南归广东,入中大教书。然而,岑仲勉却独自完成了一场异于常人的孤独跋涉,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研学,到1961年去世的30年间,岑仲勉共留下1000多万言,后成书17种,论文近200篇。相当于30年内不间断地每日要著上千字,这样文火慢炖、硕果迭出的学者在中国当代史家中并不多见。 他的学问艰涩,他的交际寡淡,所以直到今天,岑仲勉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写他的文章也不过寥寥数语,至今也没有一本专门的传记来讲述这位眼花耳聋、性情闭塞的学者。我们只能从岑仲勉遗留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个茕茕孑立的学者影像,他曾说:“窃以为学以问世,不敢自信,则须求教；稍自信,亦期有补于世,非不得已,固不必以文为市。”可见他胸中自有天地,做的是学问,求的是正道。 岑仲勉的一生,清寒枯槁,更接近于一个书生的姿态:常伴青灯古卷,甘为一介布衣。 与世无争,“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 19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里,中国学人最大的命运就是变革和转型。岑仲勉身处其中,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的治学路径。 岑仲勉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与王国维、钱穆等路径相仿,以乾嘉学派为主导,极大推进了清人治史路径的现代化转型。可他又并非闭目塞听的老学究,他眼观世界,精通英文、法文,又深谙植物学、农学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得以与当时最新的西方汉学成就接通,依靠自学成才,应时而生,空前绝后。 今天的史学界在追溯传统时有这样的说法,清代数一数二的唐史专家劳格以45岁之英年早逝,学问未及发挥。但半个多世纪之后,岑仲勉以45岁跨入史界,继承了劳格的未竟之业,成就上也更上层楼。在学问上岑仲勉隔代续接清人学问,如有神助,冥冥之中维系了传统经史之学在近代的命脉。 在民族文化转折的宏阔背景中,岑仲勉这类学人,轮廓极尽清简,但似乎又关系重大。在他们生前,不求声名显赫,也不会曲学阿世,只是甘为人梯的平民学者。但在他们身后,年轻一代国学根基大多被割断,难以续接,让岑仲勉们的学问往往只剩下空谷回音,留下绝响。 在后人对岑仲勉的追忆里,还留着这样一些已模糊难辨的形象:他去世前还带着研究生,但已很少来校讲课,家住广州市文明路,却一直婉拒学校派车接送,宁愿挤公共汽车来学校。他一直未改顺德乡音,对学生却坚持讲普通话,颤抖着手写板书,每每都是一面墙写满人名、地名、官名。他对学校给他分配研究生的做法不满(想自己招徒),家中自设一小黑板,以回答登门拜访的学生提问(因耳聋只能看)。 一直在去世前,岑仲勉还在家里做着与世无争的学问。1961年,《重校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刚刚誊清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一直等了差不多30年后,这部著作才发表。在文革中,他的学问遭鄙夷唾弃,扔进故纸堆。多年后,人们才猛然想起这个学富五车的老学者,从废书库翻出业已发黄的文稿,重新发表。这让人遥想起陈寅恪当年送王国维的那句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地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果没有静心阅读,很难看到这个不苟言笑的老人心中也曾掀起波澜。他对写下“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诗人陈子昂情有独钟,对吟出“当时已惘然”而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李商隐青睐有加,对身陷牛李党争的李德裕的经世才能满怀敬佩。在著作《会昌伐叛集》前的“编证略例”中,他吐露了自己半生的治史心得,要“期取前贤之伟略,作后世之准绳”。 于无声处听惊雷。岑仲勉1961年去世时,距他发表第一本著作《佛游天竺记考释》过去了整整27年。岑仲勉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吾侪求学,其易十倍显师(指东晋高僧法显),所造就或不及什之一,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乎!”此话成为谶语,最终在他身上应验。 【本文参考了《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岑仲勉》一文(姜伯勤撰),以及蔡鸿生的《康乐园里忆二老》、郑欣的《忆陈寅恪师》、陈达超的《岑仲勉先生略传》等文章,并在采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万毅,岑仲勉之子岑克(江西理工大学前校长)等人的基础上完成。】 网络支持:天涯社区 总策划:杨兴锋 王春芙 总监制:王培楠 采访统筹:陈志 戴学东 梅志清 编辑统筹:郎国华 李贺 版式统筹:夏彩霞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李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