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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恩师郭预衡先生于2010年8月4日晚10时57分，因肾病并发心力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噩耗传来，痛彻心扉。我于1978年考入先生门下为弟子，30多年来，先生言传身教，提携扶掖，一直领着我步步前行。可以说，我的点滴成绩、些微进步，无不渗透着先生的心血。先生于我，恩重如山！如今先生仙逝，我失恩师，痛何如哉！ 郭先生原籍河北玉田，生于1920年。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受业于余嘉锡、沈兼士、赵万里、顾随、刘盼遂、孙人和、孙楷第、储皖峰等文史大师。毕业后留校担任余嘉锡先生助教，同时考取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生，于1947年毕业。其后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担任《文学遗产》编委。 先生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六十余年，孜孜不倦地弘文励教，授业育人，成就卓著。其学有渊源，又自辟蹊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专长和学术风格。体现了他鲜明的学术品格和独特的学术建树，广受学人称誉。 先生孜孜于学，至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值得注意的是，其著作大多出版于年届花甲之后，主要有： 《中国历代散文选》（上下）（与刘盼遂合作主编），1980年； 《古代文学探讨集》，1981年； 《中国散文史》（上中下），1986－2000年； 《历代散文丛谈》，1991年； 《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主编），1992年；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五卷本）（主编），1992－1998年； 《明清散文精选》，1992年； 《中国散文简史》，1994年；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主编），1995年； 《中国历代散文精品》（主编），1995年； 《唐宋八大家文集》（主编），1996年；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主编），1996年； 《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本）（主编），1998年； 《中国历代散文选注》（六卷本）（主编），1998年； 《专门与博识》，1998年； 《明代散文》，2000年； 《唐宋八大家文钞译注》（四卷本）（主编），2002年； 《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2003年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主编），2004年。 《中国散文史长编》（上下册），2007年 《郭预衡自选集》（2007年） 先生早年师从名家大师，出入经史百家，学习传统的治学方法，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中年服膺鲁迅，深研鲁迅著作，并学习历史唯物辩证法等新理论，扩大了视野，眼界焕然一新。于是别开蹊径，坚持走自己独具特色的治学之路。博学而明辨，厚积而薄发，这是先生至晚年而焕发学术青春、取得累累硕果的重要保证。先生的治学之道和他卓著的学术成就，既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又是他承扬传统、开拓创新、精神解放的学术个性的独特体现。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于文学史特别是散文史致力尤深。已故民俗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撰联赠郭先生：“联语挥毫，辛勤常代我；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上联是说钟先生晚年自撰联语送人或题辞，常请郭先生挥毫代为书写。二位先生的合作珠联璧合，脍炙人口，在学界传为佳话。下联则是钟先生对郭先生力作《中国散文史》的学术成就，由衷地作出的肯定和赞扬。 中国散文古来无史。近代以来，研究散文史的专著，始于陈柱的《中国散文史》。此书虽有开创之功，但颇为简略，只是大致勾勒了古代散文发展的轮廓。此后出现的一些散文史，虽在不同方面有可观的成就，但这些著作或为断代史，或为集体编写，很难做到一以贯之地对中国散文史作通盘的深入考察，写出个人的独到见解。而由个人编写大型的散文通史，谈何容易！单是历代浩若烟海的文集，便足以让人望而却步。郭先生几乎是积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散文史，又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终于写成这部上中下三册约一百六十万言的皇皇巨著。作为散文史，此书虽不是第一部，但作为个人独立编写的著作，其规模之宏大，体制之严整，内容之浩博，资料之繁富，史识之精湛，都可以称得上前所未有。因而问世后即享誉学界，好评如潮。它体现了郭先生深厚的学养，严谨求实的学风，独特的治史思想和开拓创新的成就，好似一座丰碑，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达到的最新高度。2002年9月，《中国散文史》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是郭先生从教、治学六十年来的经验积累和心血结晶所结出的硕果。这一系列教材为原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从1986年起，历时12年，先生带领他的5名弟子（本人有幸为其中之一）完成了这套包括《长编》5册、《正编》4册、《简编》1册加上《作品选》4册共14册总约600余万字的文学史系列教材的编写工程。此项目开拓创新，成就非凡，广受学人赞誉，被称为新时期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之一。1999年11月，《中国古代文学史》荣获华东地区古籍评奖特等奖。同年通过专家评审，教育部教高司【1999】49号文重点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2005年，《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先生为人为学，求实求真。犹记2000年10月，“中国文学史编撰暨郭预衡教授治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10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热烈庆贺郭预衡先生八十华诞，并对深化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著作的编撰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上，在专家学者们的热情赞扬声中，郭先生发言，着重谈了自己在《中国散文史》下卷中的一个人名之误。此人即明初与宋濂并称“江南二儒”的“王袆”，先生在论述明初几个作者时，据《明史》、《元史》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忠文集》及《总目提要》之所载，题作“王祎”。浙江图书馆一位青年学者正在撰写王袆年谱，发现此误，即给先生写信，予以指正。原来“王祎”当作“王袆”，“祎”字实误。字当从“衣”而不从“示”。其所据为宋濂的一篇《送王子充字序》。宋、王为同门之友，这篇文章专讲王袆取名的意义，是最可信据的。先生于是自责道：“宋濂的文章我读过不少，但没有尽读。有的文章只读几行，不见精彩，便一掠而过，《送王子充字序》就是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而未终读的一篇。却不料正是这篇文章可以纠正‘王祎’之名以讹传讹之误，实为遗憾。评述一个作者，连名字都写错读错，以讹传讹。除了自恨读书不多，更复何说！”为了纠正这一讹误，先生还撰写《读书不多，以讹传讹》一文，在《文学遗产》2000年6期上发表。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此误实在微不足道；但一贯治学严谨，以求实求真为依归的郭先生却视为大误，不肯原谅自己。特别是敢于公开承认错误，不惜自揭其短，体现了学者的真诚与无私，闪耀着高尚人格的风采。这在当今学术界吹捧与自我吹捧颇为盛行的风气下，尤显珍贵。 十余年前，先生曾撰《做人和做学问》一文检讨平生，说自己“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谈到青年时期的“骄傲”，先生举例说自己有一次在讲台上朗读文章，读错了字，还自以为是，文过饰非，“不仅以讹传讹，而又错上加错”。并说：“由于骄傲，也就愚蠢，自作聪明，其实很笨。自以为很有学问，实则空虚得很。”这种敢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坚持讲实话、做真人的气度，依稀可见鲁迅的风采。 先生曾于1955年赴匈牙利讲学二年，回国之时，正值1957年的“反右”期间。也许由于历史的误会，在很多前辈学者被错划为“右派”之时，郭先生竟被封为“又红又专”。如此一来，他在某些先生眼里，也就不免“讨厌”。加之“文革”后期，郭先生又被推举，处于是非之地。这就自然被某些先生视为“对立面”，始终耿耿于怀。对此先生有清醒的认识和达观的态度，即使因此招致不公的对待，也从不怨天尤人，总是反省自身，体谅他人，宽容大度，深表理解，充分体现了学者之风、智者之识和仁者之怀。 泰山其颓，梁木其摧。哲人已矣，跨鹤云归。恩师仙逝，弟子伤悲。敬献挽联一副，以寄哀思： 传薪续火撰皇皇巨著 丰碑永在众皆仰 树蕙滋蘭育济济英才 典范长留世共钦 树德立言终不朽，先生安息吧！ 2010-8-7，赴京参加追悼会前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