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学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家杨生茂">家杨生茂ERSONNAME>先生，字畅如，1917年9月26日出生于河北涿鹿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6岁发蒙，入私塾接受旧学教育，因而具有良好而坚实的国学基础和文字写作功底。11岁，在县立高小开始接受新式课程的教育，14岁起先后在宣化第二中学和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完成了系统的中等教育。在此期间，正值青春年华的杨生茂表现出超常的刻苦求知的学习精神。他除了在课堂上如饥似渴地汲取文理课程供给的知识，而且还广泛涉猎各种报刊杂志和他所感兴趣的课外读物，他后来所具备的渊博的学识和触类旁通的联想力，均有赖于此。1938年，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生茂">杨生茂ERSONNAME>先生进入燕京大学继续深造，他的精力似乎并不只集中于他所钟爱的文学和史学，对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也注入了极大的兴趣。在此期间，他在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古老的北平，亲眼目睹了国人同胞深受异族侮辱欺凌的悲惨景象。他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中国，何以会无法抵御异族的入侵和征服？何以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心间而百思不得其解，这可能就是他最终选择历史学作为毕生事业的缘由吧。>>
    1941年，青年时代的杨生茂怀着渴求知识、追逐真理、以及寻求救国之道的抱负，飘洋过海，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里，他义无反顾地选定史学作为主修科目。在美国期间，作为远离故国的一个游子，他深深体验到因国家贫弱而带来的屈辱，也对充斥于美国社会的大国优越情态十分反感，然而杨先生所具有的不仅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愫，而是上升到忧国忧民的探索性思考。这种思考更激发了他对学习历史学的兴趣和责任，也成为他今后数十年治学做人的根砥和信念。 >>
    1944年，杨先生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美国外交史学巨擘托马斯·贝利。当时，贝利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外交史》一书问世不久（1940年初版），该书受流行一时的“新史学”的影响，摈弃以往从政府的角度考察美国外交史的“自上而下”的编纂模式，改由社会、媒体和舆论的视角“自下而上”地研究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和美国外交活动的开展。同样受到“新史学”熏陶的杨先生自然为贝利的研究风格和路子所吸引，这也是他选中贝利作为导师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所具有的中华文化的素养和本民族的历史体验，又决定了他决不会盲从他的美国导师。尤其是对贝利外交史学所推崇宣扬的扩张使命观和强权政治不以为然。最终，在离开美国的前夕，他提笔给贝利写下了一封信函，将他的一些疑问和思考留给了他的恩师。事后，杨先生回忆道，以自己当时的功底，那封信并非对贝利史学的系统批判，只是对贝利所吹捧的美国对华政策提出质疑，并且也不知道贝利是否阅读了这封信，只是自己的一种爱国情绪的宣泄。但是不管怎样，正是这种情绪和批判精神，成为杨先生此后半个多世纪史学研究道路的起点。 >>
    1946年底，杨先生返回北平。在此期间，他为报刊撰写了大量的国际时事评论。次年9月，他进入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时年30岁。从此，杨先生在南开的校园内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95年退休。先生于1961年被聘为教授，并先后担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此外，还兼任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世界史组成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等，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树立唯物史观，追寻历史真相
    杨先生将自己的学习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私塾──封建主义教育；正规学校──资本主义教育；建国后──社会主义教育。然而，在前两个阶段，先生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旧式的和西式的教育，而是在风雨飘摇、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凭着一颗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满腔火热的正义感，冶炼了反封建和反殖民压迫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了较为成熟的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观念。先生自己回忆道，正是这两种在旧社会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才使得自己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学习运动中能“顺理成章”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也正是这两种思想，形成了先生的历史观。
    历史是由人出演的，也是由人来认识和写作的。因此，作为历史的研究主体，历史学家必须要修炼自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虽然先生声言自己的唯物史观形成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轻松，决不像将自己在解放前写的文稿付之一炬那末“轻而易举”，那末轻松自如。先生自己很少提及思想改造的具体细节，但显然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巨的“脱胎换骨”过程。
    关于唯物史观，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历史。他坚信，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上才有政治、思想、外交等。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对唯物史观的一般性认识上，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开拓和更新自己的观点。他针对国外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冠以“经济决定论”加以否定的现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单线的，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由纷繁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呈现出多层次和立体的结构。过去，我们对历史的统一性强调过多，对历史的多样性注意不够，这种倾向应当克服。但是诸多因素中，毕竟有一种主导的、基本的因素。它影响了其他因素的存在和运动，决定事物的主流……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笼统地把经济看作惟一的决定因素。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时期或事件中，经济以外其它因素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从宏观和总体上看，主导因素仍是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因素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派生，并为之服务的。”¹他断言，如果不坚持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或单纯现象罗列。在这里，先生把追求历史真相作为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
    史学的目的是什么？每个研究史学的人都不可绕过这个基本问题，并且由于答案的不同而有学派的分野。客观和实证学派力主史学就是要通过考据和归纳法还原已经消逝的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只有摆脱个人的成见、偏见或价值观念（即“消灭自我”），纯客观地整理、研究历史事实，才能达到“求真”。相对主义史学则认为历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和判断，研究历史不能仅依赖于考据，还需要“义理”的哲学指导，而且要应答时代发展的需要，达到“致用”。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兰克史学的衰微，由于牛顿机械力学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崩塌而导致的社会思潮流向的转变，又由于进化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现，史学于是又回复启蒙精神，出现了所谓“新史学”，一时间，“致用”高于“求真”，“主观”压倒“客观”，“相对”胜过“绝对”，逐渐主导了“新史学”流派。
    在史学的这一迷宫中，杨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先生首先肯定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他说：“承认相对性，即承认历史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时而异，因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的。……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²这段话道出了承认相对性的内涵：历史认识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关于因时而异，先生认为，“历史总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探究、思索和辨析。……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和历史理论总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所处的时代。……学历史的目的在于极力正确地认识过去，或不断修正对过去的认识，同时借助于历史经验，极力正确地认识现实和解释现实，并尽可能地预测未来。学以致用，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此。”³综观先生的史学论著以及他的教学实践，无不贯穿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如他在其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的导言中就声言，撰写该书是为了“应答时势的需要”，是为了“知往晓今”、“温故知新”、“温故知彼”。关于因人而异，主要是指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审视角度、学识厚度、社会阅历和思维方法”， ⁴而这又是同研究者的民族情感、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用”有正误之分。先生曾在各种场合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反复地强调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愫的重要意义，提出“立足祖国，放眼世界”。 ⁵他以美国史研究为例，认为美国人的研究不能代替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国学者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能轻易发现的重要材料，美国学者往往会视而不见，这就是研究者的观点和立场在起作用。⁶总之，对因时而异与因人而异的强调，虽然源于前述先生的社会进化观念和民族感情，但是，却远远超越了这些朴素的情感，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了。
    另一方面，承认历史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思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和书写历史。杨先生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承认（历史的）相对性，但是反对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者否定客观事物的实在性，“他们从主观意志出发，把历史研究视作拼凑七巧板”。 ⁷相对主义将史学家的主观作用夸大到极致，断言历史纯为个性的发挥，完全否定了历史科学的实证性和客观真实性，或将历史的客观真实推到康德哲学的不可知的所谓“彼岸”。相对主义史学的“致用”也是完全脱离历史真实的，甚至为了现实的某种需要而歪曲和伪造历史。杨先生痛感于文革期间所谓影射史学的恶劣后果，他说：“历史学家若囿于相对主义，则会沉溺于主观随意性，接踵而至的不是固步自封，顽固执拗，便是看风使舵，曲意编织”。⁸他反对那种把所有历史都看作是当代史的立论，认为过于绝对，不符合科学历史主义的道理，“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基础。历史不以治史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治史时应慎于判断，力戒主观臆断，损害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他提倡“不说过分之话，不为哗众之文”，将其视为为史之戒律，史家必备之道德。⁹
    雷海宗先生曾主张将历史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含义，钱穆则有“客观真实的历史”和“主观意识的历史认识”之议，这不过是体现了史学大师面对史论难题的无奈和困惑，以及试图作答时的自圆其说。而杨先生的深中肯綮之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新高度，超越了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两大流派，辩证地为世界史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首先，先生认为，历史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是统一的，相对性的综合就意味着向绝对性的靠拢。他说：“承认相对性，才能尊重客观，珍重材料，重视条件，并能辩证地从发展角度去审视历史问题。”，而承认绝对性，才能发现“滚动的历史长河中事物的相对性”。 ¹⁰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就会陷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属于教条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两个侧面。这就从反面说明了相对性和绝对性实际上是相通的。
    第二，他将“求真”与“致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历史观中，经世致用观的内涵有二：一是运用唯物史观发现和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二是维护和弘扬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把历史研究同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然，史学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为“工具性”的致用观，其满足人类的自我认识、鉴赏审美和智识兴趣等精神需求的“求知求智”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学术有着学术自身的旨趣和价值实现。
    第三，强调历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联系，这里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分析筛选，鉴别吸收，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先生认为，“全盘西化，全盘吸收”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均不可取，对西方的东西，既要“引进”，又要“消化”，既不搞自我封闭，也不搞唯洋是尊，是为治学的“火候”。 ¹¹此外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问题，先生多次呼吁要反对教条主义，要踏踏实实地将理论同历史真相的探索结合起来。二是要加强对话与交流，既有国内同行间的对话，也有中外学者间的交流，还有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沟通。
    第四，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先生向来反对固步自封，钻故纸堆，主张因时而进，不断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也是先生长期关注并钻研美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先生提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是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他认为，传统史学着重文献资料，着重考证，着重叙述，着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跨学科研究则着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的综合和诠释，因此就要求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靠拢与融合，要求重视边缘即交叉学科。另一个是提倡兼顾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主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即具体分析的学风。
    第五，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先生认为，博与约二者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博而不约，则缺主攻方向，涉猎范围则不免庞杂，读书易失于浮光掠影，为文易失于泛泛。约而不博，则如盲者摸象，往往以偏概全，做出错误的判断。先生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太博，而是太约，宏观研究不够。尤其是研究生，在读期间只为一篇论文而奋斗，却忽略了知识面的扩大，“目无全牛”，“见木不见林”，这不能不是一种缺陷。“博览才能精思”， ¹²不论是国别史还是断代史，都必须有通史的坚实基础。融会贯通者，贵在一个“通”字，与“专”相比较，
    “通还是根本”。 ¹³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所忧虑的问题，到目前仍未从根本上有所解决，可见先生的警戒，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先生虽然并非专攻史学理论的学者，但是他的这些珠玑之见，均见诸其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之中。先生始治世界通史，60年代初期专攻美国历史，所以他的史学思想主要是在美国史研究中形成和发展，并且体现在其中的。
    
    二、学习美国史学史是美国史研究的最佳入口
    
    先生认为，求“通”的佳径莫过于学美国史学史。这句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因为无论学习什么学科，必须要从学习这门学科本身的历史入手。
    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从世界通史“一头扎进美国史教授和研究工作”时，就涉足美国史学史的思索了。从此，对美国史学史的爱好和投入就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的始终，因而，杨先生有关史学史的论著也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特征。他的最初成果《“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发表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初。该文的主题是揭露美国肯尼迪政府扩张主义政策，这一政治批判的姿态显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文章潜在的立意却是对美国的边疆史学流派进行学术评价，该文所依据的丰富史料以及作者的写作功力显然使其学术含量盖过了政治色调，成为后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在读者看来，该文的“兼论”反而成了正题，也因此使这篇文章的学术生命延续下来，至今仍然在学坛熠熠生辉。
    上世纪80年代后，先生以三篇论文着重对影响美国史学较大的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进行剖析，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法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整个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作了全面的扫描。这三篇论文如按发表时间排序，为《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1980年）、《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1982年）和《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1999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