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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张知寒师教我研究中国史学史 恩师张知寒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一年前，张先生的女公子幼林师姊就来信，告知要在先生逝世十周年时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并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在山东大学读本科期间听过张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课，硕士研究生期间又在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史学史。作为及门弟子，为张先生写纪念文章是义不容辞的事。学界共知，张先生作为墨学名家，晚年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智慧从事墨学研究及与之有关的社会活动。而那时，我已经硕士研究生毕业，到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现已更名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任教。由于远离先生，又为教学和庶务所累，我一直未能追随先生从事墨学研究。接师姊来信后，我本打算写一篇有关墨学的文章，并以此来弥补这一缺憾。但囿于学识，一直拖到现在未能写出，只得作罢。这里只能简单谈谈追随张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经过和所受到的教益。 我认识张先生是在他给我们79级本科生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课上。严格说来，张老师所讲的只是“历史科学概论”课程的一部分内容，还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中国史学史课程。当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大陆，百废待举。特别是作为重灾区的高校，因缺乏师资，没有教材，许多课程都开不出来。历史学科也是一样，当时全国绝大部分高校竟然不能开设出中国史学史这样一门基础课程，即使是我就读的“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其历史专业教学计划上也没有单列这一门课程。当时，葛懋春先生正在主编一本史学理论教材——《历史科学概论》，显然是为了应教学急需。在这部教材中，张先生撰写了其中的第十二章，即《中国史学史概述》，共约两万余字。这一章，也就成为张先生给我们上课的讲义了，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这门“历史科学概论”课程由项观奇先生开设，其中的中国史学史部分改由张先生讲授。因此，张先生讲授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几周的样子。在课堂上，张先生的讲授纲目分明，重点突出，语言生动，极大地激发了我学习的积极性。张先生授课，虽距今已二十多年，但谆谆教诲，音犹在耳。从后来出版的《历史科学概论》来看，张先生编写的《中国史学史概述》这一章，体系完整、内容精炼、语言典雅，完全可以视作一部高质量的简明中国史学史。此后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和教材虽不下几十部，且水平高的不在少数，但我认为张先生所编的《中国史学史概述》，至今仍是大学生初学中国史学史的好教材。只是在整个大学本科期间，我从未敢向张先生请教过，先生大概也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位仰慕他的学生。总的来说，大学期间所受先生教益者，仅限于课堂。会撮其要，大约有以下两端。 一是主张治史须先立德。张先生特别强调要读一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书教下》，说其中所讲“史德”尤为重要。他还说，梁启超也是强调“史德”的重要性的。后来他讲，张维华先生教他们时，就是这样要求的。在讲到刘知几时，他又提到，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的崇高的献身精神。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不要成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他还以秦桧为例，讲了人品的重要。也就是在张先生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三不朽”的说法。 二是张先生特别强调，要下功夫读好前后“两司马”的著作，即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显然，张先生是主张初学中国史学者应该从“通”的方面入手的。张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先生发表的《略论司马光思想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正是他多年学习和研究《资治通鉴》的心得。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学术观点，曾引起学术界的争鸣。九十年代初，我与前来我系讲学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通鉴学”专家宋衍申先生交谈，他还提到张先生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年会上关于司马光思想的精彩发言，并表示由衷钦佩先生缜密的思维和雄辩的口才。 1984年，我报考了母校中国古代史专业古文献学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王先进（字东野）先生。根据系里的安排，张先生做我们三个古文献学方向研究生的副导师，协助导师王先进先生指导我们的学业。也就是说，我又可以如愿以偿地跟随张先生学习了，当然格外高兴。研究生期间，张先生给我们开过一门“中国史学史专题”课，授课地点就在他家那面积不是很大的客厅里。在课上，他讲司马迁和刘知几较多，并建议我和其他同学好好读一下《史记》和《史通》。我听了他的建议，花了一个学期时间认真研读了《史通》，的确很有收获。严格说来，我从事专业研究并下功夫认真读书，就是从读刘知几的《史通》开始的。记得刚读研究生不久，历史系邀请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先生来讲学，讲的是中国史学史。对我来讲，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学习中国史学史的好机会。张先生对这一次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也非常重视。记得张先生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朱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高足，有经学底子，他的课一定要好好听。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要做好中国史学史，就是要像朱先生那样，从经学入手，只是当时还不能像现在理解得那么深刻。记得朱先生的课均安排在下午，大概共讲了一个月左右。每到讲课时，张先生总是早早来到教室，坐在前排，不但认真听讲，而且还做着笔记。受张先生的影响，我也每次必听，并记下了较为完整的笔记。记得，我还就学习的收获与张先生交流过，至于交流的内容，却记不起来了。到学位论文选题时，我主动找他，提出要研究吕祖谦的史学。吕祖谦是南宋的一位著名理学家，又是一位史学家，有《东莱博议》（又名《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大事记》和《历代制度详说》等有关史学方面的著述，很值得研究。但在当时，关于吕祖谦的史学方面的研究，大陆学者的成果少得可怜。在我说明了选题理由后，张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我一定要将这个题目做好，并让我征求一下王先生的意见。在征求王先生的意见时，王先生欣然表示同意，还即兴背诵了《东莱博议》的片段。因选题得到两位导师的首肯，我的情绪也格外高涨，便立即开始了有关资料的搜集和阅读。有好几次就不明白的问题向张先生请教，他都给了我满意的答复，还提了不少好的建议。我后来知道，为了更好地指导我的论文，张先生也曾阅读过有关吕祖谦的史学方面的文献。在我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先生又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最后还亲自帮我修改，直至定稿。可以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得以顺利写成并通过答辩，张先生是花了许多心血的。每思及此，我的内心都充满了对先生的感激之情。 更值得提及的是，在我毕业之后，张先生仍一如既往地关爱我。我每次出差到济南看他时，他都要和我谈人生，谈他最新的研究心得，并鼓励我要把学问做好，不要误人子弟。1992年，张先生筹办在滕州召开首届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还特意给我发来邀请函，并附了亲笔信。参加会议时，我只带了一个论文提要，没有写出完整的论文，不免愧疚。见到张先生时，他不但没有责怪我的意思，还建议我去拜访参加会议的杨向奎先生。由于张先生会务太忙，我不便麻烦他引见，只好随我的另一位老师乔幼梅先生去拜见了杨先生，记得同去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张涛教授。有一次去济南看他，他除了关心我的职称问题外，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问题。记得，我谈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刘咸火斤，并提到了他的《推十书》。张先生对刘咸火斤的才华也很佩服，并说二十世纪前期的史学大家很多，很值得研究。这一席话，我至今没有忘记。当时，先生已经患上了癌症，但仍坦然自若，令我难以相信他是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九十年代中期，我已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想法，并决定选择秦汉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一次，我又到济南看他，一来是关心他的病情，二来也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当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他时，他很是高兴，建议我可以报考别的院校，并讲了许多“转益多师”的道理。当时，他虽已开过刀，但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了他能够少说话、多静养，想劝他躺一会儿。他却称与人谈话是“话疗”，对治病有利，并说癌症患者多数是被吓死的而不是病死的，还戏称自己是“抗癌明星”。当时，我既为先生的病情担忧，又为先生达观的态度所感动。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于99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成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秦汉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时，先生已驾鹤而去了。 现在，我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简牍学方面，不过一直没有放弃给本科生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张先生所编的《中国史学史概述》至今仍是我建议初学中国史学史的人要学习的。在给本科生、研究生讲课时，我也经常谈张先生的为人和学术，以激励他们积极向善、刻苦学习。 岁月蹉跎，老大无成，每念及此，愧负师恩。因此，只好将我追随张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所受到的教益就记忆所及写出来，以告于后来有志于学的同道们。至于张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墨学、史学史、医药史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只好留待来日再行阐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