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南开大学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历史学院">历史学院ERSONNAME>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肄业于燕京大学（1938~1941），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4），1946年于斯坦福大学获硕士学位。1947年9月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95年退休。曾任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历史组成员、《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等。[1]
    杨生茂是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这两个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本人不只一次地告诉他的学生和同事，他所作的工作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学人打个基础、铺个路。“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努力方能攀上高峰的话，我辈人恐怕正是人梯的最底层。若能发挥一点这样的作用，亦于愿足矣”[2]（p280）[3]（p350）。为此，他把自己个人美国研究史的论文集命名为《探径集》，再一次表达了他作为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铺路者的心声。
    在杨生茂这一代学者之前，中国也出现了像周谷城、齐思和、雷海宗这样中外兼通的世界史大家，但就专业训练和学术旨趣而言，他们对中国史的兴趣远比对外国史浓厚，其学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中国史领域。在外国史领域，他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教材的编纂和对近代以前世界史的研究。尽管他们的贡献很大，但还不能说是专门的外国史研究学者。
    在他们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代职业外国史学者，如南京大学治欧洲外交史的王绳祖和治英国史的蒋孟引，武汉大学治世界史的吴于廑，中国社会科学院治美国史的黄韶湘，东北师范大学治美国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丁则民，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南开大学杨生茂，等等。这批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40年代在欧美留学，且专攻外国史，回国后也一直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以外国史教学和研究为业，且主要注意近代以来的世界。
    一般说来，学术活动总是在继承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学术活动都是一种为后来人的铺路工作。但是，万事开头难，有的人是在杂草丛生的荒原中开路，有的则是把现有的路径夯实、加宽或延长；有人铺的路虽然并不开阔，但方向对头，基础扎实。与此相对的，有人铺的路看上去四通八达，但实际上却不着边际，漫无方向；还有人铺的路花开满径，华丽无比，但却是避重就轻，均为表面文章。这些学术道路，根本经不起后人和时间的重压，最终成为遗害后人的“豆腐渣”工程。
    毫无疑问，杨生茂的铺路架桥工作属于前者。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为了给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架桥铺路，杨生茂扮演了学术组织者、教育家和研究者等不同的角色，并都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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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认真的学术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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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生茂对中国美国史学科的贡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时，国务院为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决定在国内有关大学成立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当时叫“据点”，简称为“点”），杨生茂奉命在南开大学组建了国内最早的美国史研究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同事，收集外文资料，编纂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和《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辑》（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7年和1981年出版），出版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
    虽然这些资料编纂工作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是，其从基本文献资料入手的做法，却证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了杨">明了杨ERSONNAME>教授的远见卓识，也为南开美国史研究注重文献资料的传统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杨生茂又和黄韶湘、刘绪贻、丁则民等一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外国史研究社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使之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共同体中最为活跃和充满生气的一个学术团体。它20多年来连续出版的学会通讯，更令国内其他外国史研究会所侧目。在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的支持下，他又和刘绪贻一起，整合学会里的研究力量，连袂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从写作体例和写作提纲的确定，到初稿的修改和定稿的润色，杨生茂都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其投入的精力和付出的心血与如今多如牛毛的挂名主编不可同日而语。经过25年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套书终于在2001年以完璧的形式问世，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外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典范。（相关评价可以参见《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的专题笔谈。）如果说40年前，杨生茂创建的美国史研究室开创了中国美国史的建制性研究，那么，这套书的完成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南开美国史研究项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六卷本《美国通史》是杨生茂和他的同事留给新一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的宝贵遗产。南开美国史研究项目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甚至是整个美国问题研究的前沿重镇，代表着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最高水平；美国史学会像一个大家庭，团结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而六卷本通史则像一个平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展学术的开放空间，一个争取更大学术进步的跳板。
    
    二、成绩斐然的史学教育家
    
    作为一位资深教授，杨生茂一生都把教书育人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其在教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教材编写和人才的培养上。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杨生茂就参加了教育部的全国文科教材项目《世界通史》的编写，担任其中近代两册的合主编。编写这套教材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极度匮乏，政治完全控制学术的年代，杨生茂和其他主编以历史学者的良知和教师的责任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工作，一丝不苟，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准确的重要史实和世界政治的发展线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杨生茂、张芝联、程原秋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版。1977年、1980年两次再版。此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杨生茂教授是新中国第一家史学杂志《历史教学》（1951年创刊）的主要创办人和最早的编辑。二是，杨生茂教授参与主编过影响更为广泛的《高中世界近代史、现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年版）。因为杨生茂教授一直在大学从教，且一向做事低调，故他的这些贡献一直不太为人所知。）问题不少，既受苏联僵化的世界通史体系的影响，又受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哲学的束缚。但是，这套书的社会影响可谓空前绝后，一再重印再版，发行量据说在百万册以上。此书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在大学里广泛使用，因此可以说，至少有两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是从这套书里中，了解了近代世界的ABC。（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2004年6月）上，冷战史专家、暨南大学大学历史系教授崔丕曾经深情地回忆，1973年，作为下乡的知识青年，他有幸在公社的供销社买到了这套书的1972年重印本。该书成为那个知识极端匮乏、精神非常压抑时代，他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据此，他认为该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教材范围。）为此，1987年该书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杨生茂教授的名字也随着教材的广泛使用而广为人知。
    《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结构、内容和观点的泛政治化，与其说是杨生茂教授个人的自觉选择，毋宁说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替他和他的同事所作的集体选择。改革开放以后，杨生茂终于有机会抛弃这种泛政治化的编史模式。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史新编》[4]中，他和陆境生将政治演变、外交扩张、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创新纳入到统一的叙述框架，从而为国内美国史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建构了一个新的体系。
    此外，杨生茂还主持编写了《美国外交政策史》[5]、《美洲华人华侨史》[6]。这两部具有专著和教材两种功能的著述，都属于各自领域的开山之作，对于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相关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提供了范例和素材。
    杨生茂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材编撰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教育家。作为教材编撰者，他的教材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作为史学教育家，他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美国史研究学者。
    早在“文革”前，杨生茂就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文革”后又培养出中国第一批美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从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到1995年正式退休，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杨生茂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1人、博士研究生6人。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的这些学生几乎没有从商从政的，也决少改行从事“时髦”学科的研究，而都潜心于史学研究，成为大学里的职业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的任东来，南开大学的李剑鸣、王晓德、赵学功，北京大学的王立新，这些活跃在今天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作者，都出自杨生茂的门下。毫无疑问，就培养学生的数量而言，杨生茂远逊于今日众多的硕导、博导，但是，就所培养学生的质量而言，在中国世界史学科中，杨生茂如果不是最突出的导师，也是其中之一。
    此外，像很多涉外学科的教授一样，杨生茂曾经推荐了不少自己的学生出国深造。其海外学生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生茂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影响力。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毕业后，他们也都找到了很好的教职，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而且，与众多国内美国史研究生去美国学中国史不同，他们最后的博士论文做的都是与美国有关的题目。
    
    三、出色的研究者
    
    对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外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在教材编撰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像杨生茂那样的贡献，就足以让他获得职业的成功感和人生的成就感。但是，杨生茂却从来没有满足于此。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历史学家，他似乎没有认同过所谓“述而不作”的中国人文传统，而是以蜜蜂采蜜般的辛苦劳作，在相当简陋的研究条件下，苦苦地劳作，寻求并实现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梦想。
    在中国，一个外国史研究者先天注定要面对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作为历史研究者，他必须进行基于第一手文献基础上的原创研究，这是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特点；但是，他所面对的外国历史课题，却因为客观研究条件的制约，在材料的占有和发掘上，与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本国同事和外国同行相比，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困境给中国任何一位严肃的外国史研究者带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困惑甚至是苦恼：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价值？在评论杨生茂的学术成就时，李剑鸣就感叹，以杨先生的史识和学力，他如果治中国史的话，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7]
    由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缺乏这一结构性缺陷，使外国史研究在中国史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国史学界中，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外国史学者所付出的劳动与其所得到的社会承认基本不成比例。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很难用外语在其研究对象国发表研究论文，同时，国内的国史研究者对外国史研究大多不屑一顾，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地位实在是让中国外国史研究者非常尴尬。
    面对这样的尴尬，杨生茂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凭借自己的刻苦和智慧，在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做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一流的学术成果。不论是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成果来衡量，还是与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学史的成就相对照，杨生茂的工作都毫不逊色。
    对杨生茂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赞扬者或是从“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提供借鉴”[8]（p399），或是从“寻找中美史学发展的契合点”，弘扬祖国“史学史的优秀部分”[9]（p372，376）加以赞扬。这些评价固然不错，但似乎还不够，还应该从与国外学者进行平等对话、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认识杨生茂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因为这一角度也是杨生茂自己一再鼓励其学生努力的目标。他一直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和同事，不仅要吸收外来有益的东西，而且“还须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缔造”10]（p272）[11]（p285）。从他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生茂是怎样身体力行实践着这一目的。
    作为一位在美国受过严格史学训练长达六年之久，且不断追踪美国学术研究最新发展的学者，杨生茂显然不愿意也不甘心跟在洋人后面，从事被讥为“四旧”（旧课题，旧材料、旧观点和旧方法）研究。实际上，大多数中国的涉外事务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在从事这类研究，尽管不少人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研究是怎样怎样地“添补空白”，如何如何地进行“创新”。在杨生茂的研究论文中，从未出现过此类空洞无物的字眼，但他却是以与美国学者平等对话的姿态，穷尽国内所能见到的资料，以“螺蛳壳里做道场”本领，进行创造性研究。在杨生茂的学术生涯中，这主要体现在他三篇研究美国史学史的论文中。
    如果说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的深入程度基本上取决于对这个国家历史的认识程度的话，那么，对这个国家史学了解的深入程度又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对这个国家历史的研究水平。因此，史学史研究这个象牙之塔的书斋之学也闪烁出现实之光，这使史学史研究在学理的意义之外，也拥有了现实的重要性。
    相对来说，由于史学史的研究基本可以把史学著述本身作为研究所需的第一手文献，据此，至少在基本材料的占有上可以进行与外国学者相匹敌的研究。（2000年夏，就外国学者如何能够进行原创性的美国史研究，笔者曾经请教过当时来华讲学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艾瑞克·丰纳（Eric Foner）。丰纳认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外国学者要做原创性研究的确非常困难，大概只能是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研究方面作些探索。因此，杨生茂教授选择美国史学史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看来与丰纳的看法不谋而合。）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一向注重对史学本身的研究。而这一传统恰恰与现代学术研究规范相契合。任何的学术研究都是一种创造性和批判性的继承。这在外国史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在中国研究外国史，原始史料的缺乏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障碍，学者不得不依靠外国学者的研究进行再创造。因此，了解研究对象的学术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是进行有一定水准的外国史研究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一般学者来说，要从汗牛充栋的外国史学著述中，概括和分析某一时期、某一主题或某一人物的史学，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杨生茂做的恰恰是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他研究班克罗夫特、特纳和威廉斯等三位美国著名史学家的三篇论文，不论是选题的确立、材料的完备，还是论证的严密、文字的流畅，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外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为达到这样的研究水平，他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计数。以《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为例，笔者1982年师从杨先生读硕士时，他就开始考虑这个课题，（当时杨生茂教授已经完成了对美国史家研究“三部曲”中的两部：1980年和1982年先后发表了研究威廉斯和特纳史学的两个“试论”。这两篇论文均收录在《探径集》。）并在北京图书馆收集相关资料，但17年后，这一研究成果才在《历史研究》上正式发表。该论文虽然只有48个注释，但其所参阅的国外学术著作达29种之多，从一般的史学史著作如史学名家海厄姆的《美国历史的重建》（1962）到普通研究者发表在专门杂志如《新英格兰季刊》上的专题论文。这些文献的时间跨度达百年之久，从詹姆森1891年版的《美国史学史》到方纳（丰纳）1998年版的《新美国历史》（中译本）。而在他所收集的班克罗夫特的著述中，最早的一篇是刊行于1826年的一个《演说》。
    正是基于如此详尽的微观资料，加上杨生茂对美国历史和史学的宏观把握，使这篇论文成为一般意义上史学史研究的典范。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学术化的思想史研究，要写出一篇出色的史学史论文，必须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史家的个人经历（生平）与其史学的关系；史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史学的影响；史家所处的思想环境对他的影响；最后，史学传统对史家的影响。要把这四种关系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围绕着史学家本身展开论述，融为一体，非大手笔所不能为。
    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中，杨生茂开宗明义，对海厄姆所代表的美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划分法提出异议，认为“17世纪和美国独立前的18世纪不应纳入美国史学史的组成部分，只可视为美国史学发展的背景”。（这一见解似乎也影响到他的高足李剑鸣教授。在其大作《美国奠基时代》中，他一改传统的美国殖民地时代这一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达，而用“奠基时代”这一更为确切的表达。）随后，他对班克罗夫特之后美国史学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其他4个人物（对其中的三人他做过专门的研究）的共性和个性做出了精彩的概括，并点评了与班克罗夫特同时代的帕克曼等5位著名历史学家。就在这看似漫不经意的点评中，班克罗夫特在美国史学谱系中的地位便凸显出来。
    那么，班克罗夫特何以能够在同代历史学家中鹤立鸡群，赢得“美国史学之父”之誉？杨生茂谈及了班克罗夫特的欧洲游学经历。当时，美国文人游学欧洲为一时之风气，趋之若鹜，但能够取得班氏这样成绩的却寥若晨星。杨生茂发现，其主要原因是班氏“善于鉴别吸收欧洲文化，并通过消化，把欧洲文化的精华部分运用于美国史坛”。在杨生茂看来，班氏从欧洲文化中汲取了两大精华：“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浪漫主义。前者主要取自德意志，后者主要取自英法。”[12]（p6~7）而班氏之所以能够鉴别吸收这两方面的思想，又是与其自身固有的新英格兰精神密切相关。这样，美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便进入杨生茂的研究视野。
    所谓新英格兰精神，就是一种崇敬上帝、充满自信、追求个体幸福的清教思想。班氏的成名作是他10卷本《美国史》。在书中，他以上帝的“名义讴歌共和制，讴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推翻封建专制并建立起的新国家”[12]（p10）。他所描绘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阴影，所有的都是一派圣洁、自信、希望和进步。
    这样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当然不会拒绝任何服务于公职的召唤。1837年，班克罗夫特就开始出任民主党政府的公职，先后担任过海军部长、出使英国和德国。这样，杨生茂也非常自然地过渡到班氏学术活动与当时社会思潮联系，指出“这个时代背景是了解班氏学术思想和学术业绩的至关重要的提纲”[12]（p13）。当时，不论是欧洲来美国考察的学者如法国人托克维尔等人，还是美国本土的学人如埃默森等，都在讨论何谓“美国人”这一话题。而班氏历史著述则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解答，加上班氏想像力丰富，文笔生动，不像后来职业历史学家那样受各种条条框框的制约，于是乎，他的《美国史》一出版，便洛阳纸贵，10年内出了10版。从1834年出版第1卷，到1874年第10卷问世，整整经历了40年的时间。这在今天学术体制下，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对于班氏和其他一些审时度势、勇于应答时务的有识之士，杨生茂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未负荷沉重的历史传统包袱，故不受固步自封的困扰；又都具有年轻共和国主义的进取精神，故无妄自菲薄、虚无主义的连累。如同全盘照搬一样，固步自封和妄自菲薄都是蒙昧的表现。”[12]（p14~15）联系该文的副题“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杨生茂的这番议论可谓意味深长，值得我们回味。
    与目前绝大多数史学论文不同，这篇文章没有分节，令人有一气呵成、浑然一体的感觉。而在行文中，杨生茂夹叙夹议，叙述中不乏精辟的议论，而议论往往又融汇在叙述之中。在史学论文形式越来越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情形下，这篇论文独树一帜，对探索不同形式的史学论文极有借鉴价值。
    这篇论文发表时，杨生茂已经是82岁高龄。它成为老先生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篇论文。他就是以这样的“天鹅绝唱”，为其出色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如果说，有关特纳和威廉斯史学的两篇论文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多少还有些意识形态化的评价（以《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1982）一文为例，其时代烙印非常明显，比如指责特纳学说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为后来“帝国主义扩张吹奏进行曲”（见《探径集》，第33、37页）。这样的评论显然过于意识形态化，从而损害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在内容上过多突出社会环境对史家的影响，行文上也多少有些学究气，因此需要以“试论”冠名的话，那么，《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这篇论文已经超越各种外在的限制，以一种难得的“同情的理解”来讨论，并把研究对象平衡地置于社会背景和知识传统，且更多偏重知识传统之中，确实可以看重是定论之“论”了。
    虽然有关特纳和威廉斯史学的两篇论文以“试论”为题，但就是这样的“试论”中，杨生茂也几乎穷尽了国内所有的资料。在《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1980）一文中，一共有107个注释，所参考的资料在百种以上。该文最初发表时，为节省篇幅，编辑要求删除注释中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