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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梁慧星老师，您谈到《牛虻》、《怎么办》、《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三本翻译小说对您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您也提到，一些古典文学书籍对您的中文功底很有帮助。那么，在您看来，为了做好学术研究，我们现在的学生应该注重培养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梁慧星：我向来都强调，要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中文，二是外文，三是方法，特别强调的是中文和外文。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学者，从事研究也好，将来从事教学或其他工作也好，都要以中文为基础，都要以中文作为表达、交流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况且，中国人是用中文来进行思维和逻辑推理的。中文功底好，并不仅仅在于会写文章，还在于逻辑思维的层次清晰，抽象能力、思考能力也特别强，因而，掌握与运用中文的能力，就反映了一个人实际的素质和能力。事实上，这方面的能力并不是在课堂上可以训练出来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课堂上的训练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要还不是在课堂上训练出来的。同样一所大学、同一大学同一班级的同学中，文章写得好的人并不多。这里面差别是很大的。 我的大学是在西南政法学院上的，当时学校就开设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主要是讲写作的技巧与方法，古代汉语课则是讲古文。现在想来，这些课程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现有许多大学却取消了这些课程。可能最近一段时期，情况好了些，部分大学又开始重新强调和恢复开设语文课程了。我认为在大学还是开设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课程为好；即使学校不开设，同学们也要自觉地阅读古典文化书籍，以打牢中文基础，扎实自己的中文功底。 中文写作能力对于一个研究者，尤其是对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就经常说，能力的培养无非是中文的能力、外文的能力和方法（包括写作方法、研究方法等）。一个人的能力是成功的基础，而在这三项能力之中，中文功底又是最重要的基础。我自己的中文能力也不怎么样，也不是非常满意，因为我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中华活页文选》、《古文观止》等书，都曾对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和写作风格产生了影响。 其次，掌握与运用好外文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从事研究也好、教学也好，只会看别人翻译过来的资料，注定你在学术界不会站在第一线或第二线。在我看来，一门外语还不够，要考博士的话，至少第一门外语已经完全解决，能够熟练地阅读、准确地笔译。现在对于硕士和博士的要求，包括社科院研究生院对硕士和博士的要求都很低，只懂一门外语就可以当博士，我理解不了。我认为，只懂一门外语，无论如何也不够博士的水平。要做合格的博士，至少要懂两门外语。现在中国法学界已经有一批青年学者，他们掌握两门外语甚至掌握三门、四门外语，他们必定会超越我们这一代，使中国法学能够在世界法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您刚才提到方法能力这个问题。我记得，梁老师曾提出“法学方法论”问题，那么，您能不能再具体介绍说明一下呢？因为，我相信，方法论的知识并不仅仅对本专业的人士有作用，对其他专业的研究人员也能有所启发。 梁慧星：我一直在强调方法论的问题。从深层次来说，这里面就涉及一个培养博士生的问题。我是在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实际上，早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替我的导师王家福先生指导博士生了。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指导博士生？有一次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开学典礼上，有几个导师先后发言，介绍自己培养博士生的经验和方法。其中一个导师说，自己定期给学生布置书目，然后叫学生到自己家里讨论、回答问题，看学生到底看书了没有。其实，这也是多数学者、导师的做法。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指导博士生的方法不一样。我是在开学的时候，找学生谈话，告诉他们三年目标是什么和我的要求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来研究生院是为了一个博士学位、一部博士论文和一门新的外语。我说，你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再写出一部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当然是可以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然后你再有两门外语，你出去就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了。 怎么能要求他们达到这个目的呢？我是通过博士论文来促使他们努力学习的。研究生院规定，博士论文达到10万字以上，掌握一门外语就可以了。我的要求是，博士论文至少是20万字以上，而且在参考文献上应不少于两种外语的资料。我也不看你的平时考试成绩是多少，就看你的参考文献到底参考了哪些资料。通过这一点，我带的博士生就不敢松懈，多数都非常勤奋，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我基本不给自己的学生开什么书目，也不要求学生定期到自己家里来汇报自己的学习、读书心得。隔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也就可以了。 博士生培养，主要是个别指导，当然我也给博士生讲课，主要讲学位论文写作方法。开始是讲半天，现在是讲两个半天，就是讲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规则、方法和技巧。有丰富的内容可讲，并且举大量的例子，包括许多成功的例子和许多失败的例子。 笔者：梁老师，打断一下，您所举的例子都是来自于您自己指导的博士生写的论文吗？ 梁慧星：这些论文的例子不单单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写的论文，还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博士论文，包括现在已经成名的学者的博士论文。我现在不是在主编《民商法论丛》、《专题研究丛书》吗？很多法学博士、硕士毕业后都会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寄给我。我从中挑选优秀的博士论文，编入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挑选优秀的硕士论文，编入民商法论丛。从论文写作方法的角度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是很有意思的。我给学生讲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位论文写作方法。过去一段时间还专门讲法学方法论，后来我出版了《民法解释学》，就不讲了，由同学自己看书。 事实上，唐弢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曾出版过一本讲写作方法的书，叫《文章修养》，非常值得一读。这本书就是教我们如何写好文章。我讲学位论文写作方法，当然也参考了唐弢先生的这本书。 笔者：这么说来，掌握与运用好这三个方面的能力，离成功也就不远了。梁老师，您能不能介绍您的一些成功经验呢？我们现在的学生很喜欢从成功人士身上学习、借鉴经验。 梁慧星：我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只能说在民法学研究上稍有心得罢了。按照我的看法，首先是机遇。与个人奋斗相比较，机遇更为关键。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机遇，我可能还在昆明郊区的工厂里做工会干事。其次，我走上民法学研究之路，也是很偶然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母校西南政法学院的张序九教授，推荐我回校做教员。因为工厂领导方面的原因，没有成功。后来，正好赶上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张序九教授鼓励我报考，并给我寄来复习用书，建议我报考社科院民法专业。其实当时我对社科院、对民法学并不了解。所以说选民法专业和进入社科院是碰巧，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建议。我在一篇序言中曾经说过下面的话：“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是适逢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之历史机遇及偶然入于最适合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发展之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使然，至于个人之勤奋用功则尚在其次也！”当然，勤奋也是很重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