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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半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少杂志报纸来约稿,似乎我最应该写些什么,但是我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感谢朋友们的关怀,旧雨、新知、同辈、晚辈,甚至素昧平生的读者,总有不断的电话和来访。我也有意把自己弄得很忙,开会、讲学等等,虽然还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了。就是为避免闲坐独思。似乎是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现在要整理他的书画集,我不能再逃避,应该有所交代。只是开过几个头,每一进入境界,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先从本文题目说起。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回不是毛笔而是圆珠笔写的,而且显然笔已经拿不稳了。这是他最后进医院之前留下的字迹,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我脑中突然冒出来:蜡炬已成灰,春蚕丝未尽!作为“未亡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些未尽之丝留存人间,不让它灰飞烟灭。
他自己未及看到的遗著首先是《对话欧洲》,他看到了校样,却来不及见到成书。下一本是《启蒙札记》,以过去近两年来连续在《万象》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主,连同其同一题材的文字集结出书。还有一本他自己初步整理的随笔,自题为“碎石集”,也在进一步归纳、编辑,预计可出一文集。另外那几十本读书笔记,欧洲所已“立项”,由几位生前同事先仔细阅读一遍,以便决定是否或如何整理成可供发表的作品。
乐民的习惯是,凡读书有所得,就随手记下,起初并不想到发表。第一本《书巢漫笔》是在一位青年学者帮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后建议下才集结出版的。此后学者随笔散文蔚然成风,“需求”日盛,他也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到一定时候结集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不过他的读书笔记还是远超过已经发表的。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老子”等等。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地抄录原文,有中文、有外文,段后有“乐民识”就是自己的评论和心得。其中少部分已纳入文章著作,而大部分只是素材,是准备日后写作的基础。其实这是老派学者的传统,先有给自己看的、或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笔记,然后才考虑发表给别人看。曾在《文汇报》见到一篇关于钱基博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以其读书笔记为基础的,并留有大量待整理的笔记,惜全部毁于“文革”,我就想起乐民是承续了这一传统。这里只是讲这种读书写作的方式, 当然不敢与先贤相比拟。他始终坚持那一代读书人的传统,可以当“厚积薄发”而无愧。
至于书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纯粹是自己的寄托。堆到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于我直到他去后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而且倾注了如许心力,包含多少深意。于是在家里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展示(不能称“展览”),主要请三联书店的朋友们来做一番评估,是否可以选出一部分印刷出版。我认为,如果要做这件事,非三联书店莫属。因为乐民不是专业书画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名气,如果不是与其人、其情、其学、其“气”联系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三联”的传统具备这种综合的文化底蕴,还有与我们有多年交往的几位资深编辑能对此人、此事有足够的理解。果然,他们来看了之后,不用我多说,对于应该做、如何做,很快达成共识。事后,三联书店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列入计划,按部就班地着手进行起来。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为乐民身后未尽之丝,也为出版界延续未断的文脉。
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袖喜好书法有关。“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荀、荀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这种红白之事他直到八十年代还为慎之先生做过。一次是一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荣休,所在的大学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会议,请老李参加。老李无以相赠,决定送一幅字,词是他自拟的,但他与我有同一遗憾,就是自认为毛笔字拿不出手,于是让乐民写,而且以他特有的坦率说,这回你得做无名英雄,我不会告诉美国人是你写的。另一回是一九九二年钱锺书先生报病危,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但是后来钱先生出现转机,拜现代医学之力,又延续了几年寿命。待钱先生去世,已时过境迁,老李没有再提起这副挽联。本集中“石蕴玉以山秀,水含珠而川媚”这副对联题的是“书李慎之词”,大约就是那副挽联,但我不能肯定。乐民大概比较喜欢这两句词,写过不止一幅,并以词意作画。
他还有一桩“光荣”事迹:一九五五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那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是他写的,当然是奉命之作。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诗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松,故败。”我对此印象较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还会画国画。有一次出游遇雨,雨景甚美,他回来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缥缈米癫意,苍茫大痴笔”,并给我讲他如何欣赏米氏父子。那是在领导暂时回国,我们单独留守国外的短暂期间。在兢兢业业恪守纪律的同时,相对说来工作比较轻松,心情也比较宽松,还容得下一些闲情逸致。我那时在政治上一直在“没有改造好”的紧箍咒中,而另一方面私心却还有一点自负,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弱点是写不好毛笔字,始终是我的遗憾,所以对他的一笔好字不由得有所心仪。这可能是后来被“争取”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们就奉调回国,接着又“运动”不断,他不可能再有那闲情逸致了。
他重拾笔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初只是写字,以后才想起作画。那时分配到了一套共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独门独户的居室。除必要床具等之外,只摆得下一张三屉桌,两人共用(女儿已经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来住),颇受限制。偶然写写,也没有想到保留。
这次为书画集选的一九八三年一月自撰的那首诗有一点来历:我们搬进那套新居后不久,总是闻到一股臭味,盖因居室壁橱的墙毗连楼梯口的垃圾室,墙有缝,所以飘臭。时间长了,如入鲍鱼之肆,我以阿Q精神戏曰:“斯是臭室,唯吾德馨。”乐民就写了“唯吾德馨”四个大字钉在墙上,不久就脱落,不知去向,那首诗总算保留下来。
一九八七年搬入东总布胡同新居,条件有所改善,各自有了专用的书桌。他的字画也多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本集中那幅写滇池大观园长对联的字,自题称“自陋室迁至漏室第一砚”,日期“一九八九年”当是一九八七年之误。“漏室”云云,是因为喜迁新居后,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常常漏水,不仅下雨漏,晴天亦然。漏、陋谐音,从此就以“陋室”名我们的住处,直到迁至芳古园仍沿用此名。
从这次所选入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为最多,显然那个时期创作灵感特别旺盛,腕力也还可以。辍笔多年,他在重练基本功上下了不少工夫,废稿三千可能夸大,但确实丢弃了不少。留下来的中间大量纯粹是潜心研习之作,所以各种字体、画法都有。选入书画集的临王石谷长卷,也可算是重拾画笔之初的练笔。因为他不是“家”,所以编辑和我们都同意,选择的标准不一定着重技艺,而主要看内容能表现其人的气质、精神和情怀。所以有几张显然腕力不济,歪歪斜斜的字也选入,以见最后的心境。他多数是借古人词抒己怀,少数几首自己写的诗。有时题款、日期,都有深意。从这些书画可见其复杂的心境于一斑。他自己写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这是一种表达,但不足以概括全貌。我觉得还有内省与外向、知命与抗争、失望与希望,悲情与乐观之起伏。重拾笔墨这二十多年与他伴随的是“不可逆转”的病与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乐天知命,却并不甘心,写了许多自勉的话,直到最后一次进医院的前夕,已经处于浑身无一处不痛,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境地,唯有大脑是健全、清楚的,自知离“蜡炬成灰”不远了,仍留下“忍耐、坚持、抗争”字样,为自己鼓气,始终不放弃。
他最重复写与画的是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用得比较多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那枚闲章,这是他对“误落尘网中”一生的自叹。但是并非真正的退隐山林,脱离尘世。只是极端厌恶官场政治,不愿意“以心为形役”,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进入“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境界。这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本是寻常事,而对于中国的“士”说起来,如果不走“仕途”,就只有归隐。即使现代,仍须作为“毛”依附于某张 “皮”,“帝力”无时不在。求独立、自由,谈何容易!需要相当的定力与对威胁利诱的抗拒力,古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借用。这是外人以及习惯于在“帝力”笼罩中而不自觉的当代学人所难以理解的。乐民何尝对人间事有须臾释怀?否则何必“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孜孜以求“启蒙”之道?最明显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那幅扇面,写《阿房宫赋》尾与贾谊《治安策》头。一九九四年追画一九八九年旅欧时的景色,还要记上某月某日某某去世。这些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一九九一年应赵宝煦教授索字写的那几首诗是八十年代初作的,当时心情特别舒畅,到一九九一年就不会写出那样的诗了。他喜欢倪云林,有时效仿其风格,但也不都是清瘦淡雅。例如一九九三年册页上的“风疾、云快、松狂”,那在狂风中的松树就令人感到心潮澎湃,有一股必欲一吐之气。他有悲愤、有深刻的失望,却从无颓唐之气,所以他对叶圣陶那首诗有所会心:“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抄录过好几遍,连字体都模仿叶老的。大约一九八七年,我们同赴江西参加一个会, 得游庐山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他从中得到不少书画的灵感,特别是白鹿洞书院的那一方水池和朱熹的那首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成为他重复写和画的内容。这与他画中那枯树干上几朵红花的寓意有相通之处,象征着一派生机。一九九八年他开始血透,初不适应,曾晕过去不省人事,过两天恢复后,作诗画,仍满怀信心云“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那画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有一首词,他写过不止一遍,也以之入画,就是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这首词有一段来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先生一九八九年赴欧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据说当时曾设法动员他回来,详情如何非我所知。有一次有人出国,已从高位退下的胡乔木为其旧交,写了一幅字托人转给他,写的就是这首词。这幅字送出去之前我碰巧见过,回来与乐民提及。我们猜不透送字人是正巧想起这首词, 随便写的,还是借古人之词寄托深意。乐民原来对这首词颇欣赏,由此契机重新翻出来,就此成为其书画的题材之一,那倒真没有什么题外之意。
平心而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居住条件陆续有所改善,一个一个台阶上,因而写作的环境也略得宽裕。但是与此同时,乐民的健康却开始出问题,一个一个台阶下。何方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一九八七年访美之行乐民不愿出门,宁愿在旅馆看书。实际上,除其他原因外,也因身体不适。那一次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病倒了,回来后到医院没有查出所以然,随便用些药又似乎没事了,也就不再理会。直到一九九二年大发作,医院才做彻底检查,确诊为慢性肾衰竭, 已经是中期,不可逆转,只能尽量延缓其发展。病的起因与开始的时间未能查出。大约至少从一九八七年那次出国开始,病魔已经悄悄上身。还有一则外人想不到的,就是两年后那场变故对他身心打击之大。他是忧心很重的人,那时又处于一个单位的领导地位,其心理的煎熬旁人难以想象,唯我深知,因为我们处境和心境完全相同。不过我前期不在国内,回来后见他形神俱疲,只有相对无言。从那以后,他身体下了一个台阶,但思想却上了一个台阶,精神上彻底摆脱了三十年的“尘网”,回归本真,顿有所悟,自此进一步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反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春蚕到死丝未尽”。
他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不管被扣多少“西方中心论”的帽子,中心不改,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应属于上一代。他对中国画从艺术上评价极高,但是仍认为缺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那样一种朝气,那种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的气度。另外,他的治学取向在一个“通”字,与当代学术分科日细的倾向,特别是盛行的“课题制”格格不入。他专业归属是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常自叹入错了行,那是极为实用主义和功利的学科。他游弋于文史哲之间,而文、史、哲界都“不认”他。当然,所谓“国学”更没有他的份,而他对所谓“国学”的提法本身就不以为然。加之他的文风简约、含蓄,如他一幅字写的“藏锋敛态,寓工于拙”,在这阅读快餐化的时代更少人能静下心来细品其中意。宜乎其常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说他的书没人看。其实,他并非没有读者,《欧洲文明十五讲》每年都重版一次,就是证明。不过总的说来,他的读者大多在“专业圈”以外,老、中、青都有,而老年多于青年,可能有一定的阅历才解其中味。湖南朱尚同兄就可算一位晚年知音。这本书画集中所收的他的文章可以为证。
朱尚同兄许乐民为“中国欧洲学的奠基人”,是否当得起,而且中国有没有那种打通了的“欧洲学”,应由同行去评说。不过“中国的欧洲学家” (法语为eurologue)却是欧洲人首先称呼他的。那是一九九二年他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先是作为任务,率社科院学者团到法国做学术交流,后应邀到日内瓦大学做演讲,题目是对欧洲统一的看法。那时欧洲一体化在欧洲人中间正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以中国人谈这个话题,还能说到点上,引起欧洲人很大的兴趣。会后许多欧洲人纷纷前来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有人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可惜那一次他是带病勉力而去,回国后就被宣判病情,从此再也没有跨出国门,无法做这方面的交流了。不过那次回来他还是对日内瓦之行很满意,向我讲述被称为“欧洲学家”的情景,虽无夸耀之意,也是极少有的自得的表露。假设他不得这样的病,后来的十年赶上中欧交流长足的发展,他在这方面应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假设”。他最后在中西之间又有新的感悟,有所升华。如他最后的日记中所说,他致力于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找到打通的渠道,而视康德为桥梁。这层思考刚刚开头,只能有待来者了。 |
一般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不一定对,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来。但是乐民这些书画确实是与人的气质一致。不论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凡见过他的字的朋友第一个反应不约而同都说是“文人字”,他自己也认同这一提法。他从来对自己的著作、文字、书画都不大满意,而从审美的角度,对别人也相当苛刻。有几位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年名人字画,他就是看不上,评价不是“俗”,就是缺“根底”。他始终认为,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以前,学校作文、机关文书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机关用人的考核内容之一就是写字,所以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雅俗的区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有些被认为写得不错的,他评为“账房先生字”,另一种是“师爷字”,规矩而没有个性。每当我为自己字写不好遗憾时,他安慰我说,至少你写的不是儿童体,也不是账房先生字。这是最低要求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逛书店,惊喜地发现中华书局出的一本《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连忙买回,这是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而出,其中收集了一百三十位近现代文化名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中华书局的通信,最早的信是茅盾写于一九一三年,最早的人是梁启超,其中少数人在此集出版时还健在,而今健在的好像只有杨宪益和黄裳两位先生了。这是极为珍贵的墨迹,所有的信都是毛笔竖写,因为是普通事务性来往(谈版权、稿酬之类),都很随便,有的整齐些,有的字迹潦草,涂涂抹抹,字体也各有千秋,不过多为读书人的字,很少“账房先生字”,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放在现在, 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令人惊奇的是刊于篇头的一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致新城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亲笔信,内容是感谢赠稿费三十元,请捐给东北义勇军。虽是武人,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乐民最喜欢讲的典故是沈尹默开始小有名气后将自己的字送给陈独秀看,陈独秀批曰:“其俗在骨。”沈尹默受此刺激,发愤换笔,从头苦练,尽脱俗气,终成大家。
乐民书画称不上“家”,但也不是随便涂鸦,是经过正规训练,有些幼功,而且少时曾入迷此道,做过书画家的梦,虽然此梦未成,还是读了不少名家碑帖,用心揣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以前的作品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总的说来,他的风格属于清雅一类,画以写意为主(他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写意,在朦胧,这是西洋画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字则瘦骨嶙峋一如其人。他说幼时奉母命,先从临赵字开始,但是他认为赵字弄得不好就会失之柔媚,所以后来很注意多临欧、柳。他认为初学最佳入门应该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有了这个垫底,以后再从其他名家得灵感,就不会流于浮滑。当然更应该临魏碑,可惜他自己在魏碑上没有下功夫。在常见的领导人的字中,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最高,周显然是有魏碑的底子的。
他的审美重含蓄,在各种艺术部类中他之所好不约而同地都属于古典派,标准也比较苛刻。例如他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 而不喜欢人气旺得多的马连良。特别是认为号称“马派传人”者,没有发扬马的长处而多强化了他俗媚、夸张的一面,结果把群英会中的诸葛亮演成了“妖道”(这是转述他的话,艺术欣赏各有所好,我无意对京剧流派进行褒贬)。冯绍雷君有同好,专门给他录下了全套余叔岩过去灌的唱片(所谓“十八张半”),还有孟小冬仅有的录音,共三盒录音带,他十分高兴,暇时常放一放。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于画,后来日益喜欢倪林云,而把余叔岩与倪云林相比,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此外,他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和《荒山泪》、《春闺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戏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春闺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两朝治下都曾犯忌禁演,以其不合时宜地宣扬和平反战。《锁麟囊》则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沉浮中几度被禁又开禁,程砚秋的一个心愿是将此剧录制电影,最终以剧本“鼓吹阶级调和”而未果。乐民每言及此都叹息不已。他也不是一味维护“传统”。例如他对《大登殿》十分反感,认为内容腐朽、艺术上也无足取,应属该淘汰之糟粕。不过近年来在“弘扬京剧”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以影视手法改造传统剧目,满台光怪陆离,把京剧“糟蹋”成这样子,令他愤慨不已、痛苦不堪。
他对西洋音乐是外行,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在他开始重听之后,更喜欢在读书写作时放交响乐以为背景音乐,用一种愉悦的乐音填充那寂静。一般说来,非专业人士,特别是非欧洲人,都容易欣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不容易接受巴赫,以其旋律单调故。但是乐民独喜巴赫,这可能与他审美的古典和含蓄的品味是一致的,与爱好余叔岩同出一辙。
从审美的角度,他不喜欢美国。一九九一年他曾有机会到美国作一个月访问学者,接待单位当然少不了安排他参观了白宫和美国人引以自豪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两项建筑都是欧洲人设计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本土再不肯盖这样粗糙的东西。”这话也够尖刻的。在学术上,他也认为美国人太实用主义,太政治化,非“左”即“右”,总要分“派”,最后常落实在如何影响现实政治或政府决策,难以作超脱的、形而上的探讨,这点与当下中国社科学术界相同。(以我多年与美国学术界打交道的感受,也有同感。)再者,美国人把欧洲和加拿大都当做自家事,不列入“国际”研究范畴,更少有兴趣与亚洲人谈论欧洲。如果谈欧洲,他们关心的还是中欧关系一类的话题。所以他那次访美印象不佳。不过从理智上,他看好美国的新、朝气与活力,就全球化的趋势而言,他断言是欧洲向美国靠拢,而不是相反。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偶然看过一两集卡通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竟很赞赏,说从中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做的完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无边想象力,这样熏陶出来孩子才能出发明家。
他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法师的书法,可能与心境有关。我家有一本《弘一大师遗墨》,他在扉页钤上了“云无心以出岫”和“万物皆一”两枚闲章。时常披阅。这点与慎之先生有相通之处。记得慎之说过他看弘一法师的字有时感动落泪。我向乐民提起此事,说我能看书、听音乐感动落泪,但是不大能想象如何看书法能落泪。他说他能体会,弘一法师的字的确有此感染力。我慧根浅,单是盯着那字看,不会动情,但是想到李叔同其人的一生,想到当年落马湖畔那些人:丰子恺、夏尊……那种风骨、情操和才华,永远消逝,难以再现,不禁为之怅然、凄然,而今乐民也随他们而去,永远唤不回了。
他作书、作画纯粹是自娱、寄情,没有任何自命风雅之意。对文房四宝极不讲究,这大概也是限于条件,如果有条件考究,他还是很懂行的。他常为买不着好笔而苦恼,即便专门到琉璃厂荣宝斋去挑,用起来也不如人意。他很怀念儿时几毛钱一支的“七紫三羊毫”,如今很难觅得了。他常用的一张砚台是一九五七年我们结婚时我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我还记得当时在琉璃厂以十五元购得。他说虽非古董,但还是上品。他用纸也随便,买到什么是什么,也不必上好宣纸。早年夏天飞机上发扇子,他就拿来画或写扇面,所以不少扇面上有“中国民航”字样。本集中“残墨、废纸、秃笔”那幅字就是在一张很不规整的破纸上,塞在角落里, 我和女儿发现以后给裁齐铺平,感到字与词都有代表性,值得保留,就收在这里了。用女儿的话来说,“他特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凡人找他要字,他几乎有求必应。亲朋好友自不必言,有时是主动相送。一九九九年的一幅山水画上的题跋称有两位同窗一下子就选取了十几幅,“不知彼等如何处置”。现在其中一位已经过世,另一位也久未联系,既是他们自己选的,当是比较可入眼的,这次也没有收回。有素不相识者自称好此道,写信来求字,他也基本满足。有一次装修房子,那包工头看他在写字,说自己也喜欢写写毛笔字,求老先生给写一张,他也随手给了他一张写好的篆字,还应他的要求,题了名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应该效仿某作家,他的字可不如你,但在门上贴出不菲的润格价钱。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大名气,字不值钱的。
十月间我到上海,见到《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刘绪源君,提到出书画集事,他说他有一幅乐民应他之请送给他的字,他还问他有没有见到用古体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佳作。乐民就抄录了胡适用楚辞体翻译的拜伦《哀希腊》送给他。他将已经裱好的送到旅社给我过目,竟是两米多长的一幅长卷,中楷行书共十六段,我大为惊喜,请他拍摄下来,补充在本集中。与此同时,乐民还为此译文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先贤可畏》,发表在“笔会”,现也一并收入。这是意外的收获。其余我不知道的、散落各处的尚不知有多少。
一般说来,享年七十八岁,算是“年逾古稀”。但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黄金年龄大多被浪费,端赖寿长,或可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乐民的重要著作、大量的书画是最后二十年带病运作中完成的,却略无病态。自从一九九二年确诊为“不可逆转”之后,开始了漫长的与医药为伴的日子。前十年保守疗法,需要对饮食起居严加控制,遂经常营养不良、日见虚弱;后十年血液透析,饮食可以放开一些,却从此拴在机器上,行动受限制。每周三次,疲惫不堪。他说自己的“有效生命”又去掉了一半。不过第二天又精神如常,那一半生命发挥最大限度的效力。事实上,另外一半也非完全失效,在初步适应了透析之后,他每次都带一本书去医院,大量的经典就是在这四小时中读的。这样读的书必须小而轻,单手可以举得动。因此他特别痛恨当下出书开本越做越大、无关的装饰日益花哨,说那是为了装点书架,而不是给人读的。好在他要读的旧书多,新书少(指出版时间不是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本事,是我从青年时期就发现的,就是能打腹稿,先想好了,提笔一挥而就。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闭目养神时还可以酝酿文稿。这是他效率高的秘诀之一。
生老病死,多非人力所能左右。他的病确诊后我只有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生连病因都无法查出,我们也就不作 “当初原该如何如何”的无谓“总结”。只是他有一项不幸中之大不幸,就是做血透的“瘘管”原该做在左臂上,却因医生手术失误,左臂一根血管报废,只好再换做右臂。否则,他的右手一直运用自如,生活质量将大不相同,至少后十年能从心所欲地写字画画,可能更有所精进,会留下更多精品。但是再追究医生的责任已无济于事,只得算了。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用毛笔写文稿,不用电脑。殊不知到最后,右手肿胀日甚一日,他自觉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曾试着练习左手写字,而且要我教他电脑。他竟不得不想学电脑,令我心酸。我也的确教会了他简单录入。不过这离他最后辍笔已经不远了,终于没有用上。最后几篇文章是口述,请一位助手听写打印的。他平生梦想有一张如儿时家中那样的中式大书桌,而且可以不必贴墙放,以便作书画时大幅的纸张可以两边垂下。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赖女儿的努力,终于换得现在比较宽敞的住房,可以放下大书桌了。他十分高兴,勉力扶杖与我一同去家具店,亲自看中了几张,自己量好尺寸,准备搬家后就去选购。孰意搬进新居后不久,他就体力衰竭,只能坐轮椅了。他自知从此不可能再坐到书桌旁,就嘱我不要再买书桌,而是设法定制一张像医院病床用的那种活动折叠小案板,以便他在轮椅上读书写字——直到那时他还在做写作的“长远打算”!不过轮椅也只坐了几天,就紧急住院,从此不起。大书桌、小案板,都成空!
他生活俭朴,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对美食颇有所好。少时家道中落之前也曾有过家厨,他讲起那位大师傅的拿手菜,总是不厌其详,津津有味。只是我们自己都不善烹调,所以家中伙食从简。八十年代结识“三联”的沈公,每招饮辄欣然前往,倒不是全为口腹,而是那种文人雅集,饭桌上的品位不低的天南地北的闲扯,也是一乐。可惜这一乐也由于他后来耳聋日益加剧而被剥夺。耳聋对他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许多与人交流的乐趣,加深了心境的沉寂。不过也许另一方面能使他不受干扰,潜心学问,提高了效率。他对美景、名胜都兴趣盎然。近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有江南之游。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后来改为秋天。因透析条件的限制,只能游走于沪、杭、宁三地。那里有不少熟悉的朋友,他对这一年一度的旅行都很期待,不惮旅途劳顿,“秋尽江南草未凋”,良辰、美景、良朋、美食,是老病中之一乐。
二十一世纪元年,我们有了一个外孙女,小名丫丫,从半岁开始,每年都回来与我们至少同住一两个月,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亮点,更是乐民的“提神剂”,每当丫丫来时,精神为之一振,似乎病也减轻些。“丫丫一点一点长大”(这是她在四岁时自己发现的),兴趣越来越广,其中一项就是画画,随心所欲地涂抹,不讲比例,却讲故事,丰富多彩。于是祖孙二人可以共同作画为游戏。本集中有两张是给丫丫的,其中一张是爷爷在猪年画给孙女的贺年片,饱含童趣和幽默。最后一次相聚是二○○八年春,丫丫七岁。一共只有七个年头的断续相聚,小小的心灵中却已充满爱和眷恋。听女儿说他们不得不把噩耗告诉她时,她始而表现得很理智,甚至说些有哲理的话,但到晚上伤心痛哭,无法接受再也见不到爷爷的事实。今夏再来,只见到遗像和骨灰盒。她以各种形式表现对爷爷的思念,包括画他的头像,捏许多小动物放在他的遗像前等等。她不断地要求我讲有关爷爷的各种轶事,从如何生病到年轻时的情况,问得很细,我都认真地如实回答。但有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例如她问:你们互相送过什么生日礼物?还有一次忽然问:你和爷爷是谁先说“我爱你”的?我为之语塞。我说奶奶这一代中国人不这样说话,我们也没有互相送过生日礼物。她颇为不解,这与她熟悉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以及当下见到的、经历的生活很不一样。
丫丫天真的追问引起我回顾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两个词来概括。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我们的确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互送过礼物,包括结婚也无所谓定情的“信物”,唯一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我母亲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送过一块砚台。那个年代,一切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都为“革命”所扫荡。送花之类更谈不上。除了时代背景外,与个性也有关。我们都特别怕繁文缛节、怕柴米油盐,直到七十年代从干校回京,才勉强安家。多少年在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穿什么衣服,当然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衣物。“文革”初期,在“一锅端”下乡之前,我们单位先在京郊建立了临时“干校”,我属于第一批下放,他则暂时“留守”机关。天气开始转冷时,有同事回机关办事,难得乐民想到托她给我带寒衣,我打开包裹一看,竟是八岁女儿的小棉袄!此事传为笑柄,成为同事间的一个“段子”。我戏说:他是九方皋相马,完全不注意外在特征,不辨颜色,不分大小,只要不像九方皋那样连牝牡都不分就行了。其实,在他生病前我也几乎没有为他买过衣物,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赴美作访问学者期间,他穿着已经露棉絮的破棉袄上班,单位的女同事看不过,拉他去做了一件新棉袄。我回国后,她们和我开玩笑说:老陈活到五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我反唇相讥说:我们同病相怜。这是我的“平等观”。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是由衷的,不是迁就和被动,是出自他自己男女平等的理念,也贯穿在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中。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我对他的评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我们虽然在同一“界”,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只是长年奔忙于各自的领域,从维也纳回国后,出差都从无机会同行,所以也常是离多聚少。本集中的欧阳“夜夜曲”,就是他在我一九九二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写的,以此寄托思念之情。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来给他。实际上我的打印机基本上是为他而设,而今几乎闲置了。短短的午晚餐和喝下午茶的时间是我们交换心得的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红茶、几块小饼,融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似乎人生到此别无他求。当然有时免不了争论,以后各自再找论据。他有很深的幽默感,总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趣事,或者于一些普通的人事、话语中看到荒诞可笑之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充实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直到他被宣判为病人,我才开始关注起家里的起居饮食。尽管如此,他仍然尽量一切自理,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如他最后写的那样,理性地、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病。一切遵照医嘱,自律、自爱,堪称模范病人,实际上也减少了自己的痛苦。血液透析是现代医学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有很大局限性,是对身体内在机能的慢性消耗,导致失调,需要尽量做弥补,在各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中维持脆弱的平衡。因此他日常用的药物品种繁多而服法复杂。这些药他都自己摆放得井然有序,按时、按量服用,从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一向不赞成有些妻子把丈夫当孩子,无微不至地严加监管,不是限制饮食,就是整天追在后面给吃各种药。而我在长达二十年的与病人为伴中,没有陷入那种妻子的境地,是乐民对我最大的体谅和帮助。当然,我也与他一道“久病知医”,时或共同对他病情作科学的探讨,对最佳的生活安排达成共识。而同时,我的生活、事业基本不受影响,甚至还能短期出国。他基本上不把自己当病人,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压抑感,而是有许多正常的享受。
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礼物。几十年来从“误入尘网中”到祛魅到解惑到有所悟,我们几乎是同步走过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在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历程中,这“同步”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大的幸福。二○○七年七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记者得知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的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现在连同那幅欧阳的“夜夜曲”永远挂在我的卧室。夫复何求?
二○○九年十一月
(《一脉文心——陈乐民的字与画》,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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