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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五次高考生涯中，1982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是最顺的一次。我大学考了两次，1977年上线了没录取，第二年才考上了当时还在塞北荒原上的河北师范学院；硕士毕业多年后为形势所迫，报考南开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也是考了两次，1997年被外语卡住了，三年后又考才考上。唯有其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是一次成功。考试之前我没有与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埏">李埏ersonName>先生联系过，——电话没打，信也没写，复试的时候到了云南大学，我才第一次见到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李ersonName>先生。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那年李">那年李ersonName>先生只招一名，初选复试三人，其中还有一位听过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李ersonName>先生专题课的云大历史系的应届毕业生，我竟然考上了。 我跟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李ersonName>先生学的是唐宋经济，我做专业的底子，都是在三年硕士研究生期间打下的。我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混乱的“文革”时期度过的，历史课只学过十来节，地理从来没学过，语文一直按时事政治课讲，文史方面的基础几乎等于零；读大学期间为了“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确实很用功，但教我们的那拨老师也是被耽误了的，教课水平普遍不行，主要靠自己找书看，四年恶补，鲸吞了很多，实际上消化不了多少；读博的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已经定型了，张国刚老师说我读博是“镀金”，其实是混个学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长进。只有跟李先生的那三年，学到了够用一生的真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李先生并没有给我讲过怎么做研究，而是一步步引导，三年下来，不知不觉中似乎把一整套的“科班”方法都学到了。 我刚到云大那年的下半年，李先生在老四合院给七九级本科生（也就是吴晓亮师妹这一届）讲“唐宋经济史”专题课，我和武建国老师、吕文鸿老师都跟着听；后来李先生应王宏道先生之邀，给隔壁的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开“唐宋史专题”讲座，我也一直跟着听。李先生讲课的情景、教室里的气氛，吴晓亮师妹在她的《洱海区域古代城市体系研究》后记里有过描述。我当时还不知道李先生的书房为“不自小斋”，有一次在课堂上，不记的是什么话头引起的，李先生讲到了孟子“彼人也，我亦人也，吾何畏彼哉”，那气魄让我震撼许久。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我见到的李先生对“不自小”的最初的诠释——不卑不亢；后来知道李先生还有个笔名“敖冷”，这应该是一种名士风格——宁亢不卑。这也正是我们心目中的李先生。 入学考试的时候我的中国通史不及格，学校规定要补课，李先生就让我通读《资治通鉴》，作业是把司马光的所有的评论全部辑录出来，写出所评论事件的提要，再做出分类索引。我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一周读一本，把20本读完了，还整理出了12万字的《臣光曰辑录》。交作业的时候我向李先生请教：我以前学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怎么读《资治通鉴》以后觉得政治的作用也很大呢？李先生说：“你读进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李先生让我读《资治通鉴》并不是单纯地补中国通史的课，是为了让我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防止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这对我认识经济史的问题很重要，对我后来走上社会经济史的路子也有影响。 研究生复试的时候李先生亲自出题、亲手复写的试卷，其中有一道题是对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生产与交换关系的认识；入学后不久，李先生把他新写的《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手稿给我看，我才知道这是李先生正在思考的问题，但我没有意识到李先生是引导我选商品经济史方面的题目，仍然按照自己的兴趣选做了乡村户等制度。后来看到师妹吴晓亮和师弟林文勋、龙登高、黄纯艳等都做的城市、市场和外贸经济，我才明白过来。2003年李先生90大寿的时候，我谈起当年的这个遗憾，李先生说：“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你还没有意识到商品经济的作用。”我注意了一下，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秋天写的《试论我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解体》一文中，李先生已经开始从商品经济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挖掘土地国有制度的渊源了。 李先生特别重视研究生论文题目的选择。在李先生口述、我记录整理的《谈谈指导研究生的三个问题》中，李先生讲，培养研究生的关键“是要让研究生学会选题目，选准选妥题目。……论文题目不能由导师指定，应该由研究生自己把自己所感兴趣的、用力最多的某方面的问题的研究状况搞清楚，并拟定若干个题目，排列出一二三，导师据此指出哪些可以搞，应该放弃哪些，这是第一回合，还不能确定最后的一个题目，而是留下若干个题目让研究生继续读书、思考；到第二或第三个回合，导师再指导着确定一个题目。当然，这个题目不一定是原来研究生拟定题目时的第一个，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题目，可以改一下角度和范围。……就以往几届研究生的选题过程和现在大学生的实际水平看，选题过程一般要用一年左右”。回忆三年的学习，李先生管我最多的就是选题的过程。我是1982年9月入学的，直到第二年11月才最终把论文题目定了下来。开始的时候我不理解，心里有些着急，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个训练的重要性，甚至比具体的论文撰写过程还重要。 在平常的交谈中我感到，李先生最崇敬的人是他的老师张荫麟先生，直到晚年还铭记着张先生的教诲。我读书的时候李先生还没有写《张荫麟先生传略》，有一次李先生给我讲：他当年读西南联大的时候写《北宋楮币史述论》一文，有段资料是从《皇宋长编纪事本末》上引的，在《长编》上没记载，就专门在注释中说明“《长编》脱此条”。张荫麟先生阅后问：“《皇宋长编纪事本末》是根据《长编》整理的，如果《长编》脱此条，《皇宋长编纪事本末》的记载从何而来？应该说是现在的《长编》脱此条，因为《长编》原书早佚，现在看到的《长编》是清朝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告诉李先生，应该在“《长编》脱此条”的前面加上“今本”两个字。李先生说，多少年过去了，他还一直记着这件事，一直保存着张荫麟先生批阅过的这篇文稿。李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钱穆先生和吴晗先生也很推崇，师生交往颇合古代的师道士风。不过，张荫麟先生、钱穆先生和吴晗先生都是李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师，李先生读研究生跟的是另外两位教授，李先生却很少提起，只是在填表的时候才写上一句。我很奇怪，没敢问过。但我知道李先生有自己的标准。 我这一届研究生只有我自己，李先生没有单独给我讲过课，都是安排我读书，随时请教，不像现在，学生见导师要电话预约，我们住一个院，几分钟就可以到李先生家。师母有时候也坐在客厅里，听我们谈话；他们的外孙女陶然那时候才三四岁，经常趴在李先生腿上看着我们，有时候还给我们“写生”。谈过正题后往往谈一些看似随意的题外话，有的谈话内容我当时不太理解，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才逐渐悟出了其中的含义。比如说到考古，李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可以一举成名，那主要是运气，如果找不到，一辈子就白忙活了；我们做唐宋经济不能撞运气，要像下围棋那样机会均等地竞争，读人人都能读的书，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复印机很少，更没有电脑，收集资料靠做卡片，李先生说做得越多越细越好，但是不能以为记在卡片上就行了，要有几部重要的书吃在肚子里，不然的话，一旦遭遇水火，卡片毁坏了，不就把“学问”全丢失了？李先生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有次听斯诺讲演，讲的是英文，台下第一排有个穿马褂的小老头也在听，李先生想，他听的懂吗？斯诺讲完了，小老头站起来发问，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李先生大吃一惊，原来此人是某著名学者。李先生说，他从此有了一个经验：千万不能以貌取人…… 我刚到云大的时候研究生很少，政治课的内容比较杂乱，李先生就让我去经济系，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一起听陈年榜先生的《资本论》课，说陈先生“真懂”《资本论》；1984年春天，北师大的刘乃和先生来云大给我们讲了半学期的课，李先生嘱咐我一定要认真听，说刘先生是得了陈垣先生“真传”的…… 时间长了，我渐渐知道，李先生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标准是有没有真学问，而不是成果的多少。 李先生兴致好的时候也谈一些往事。李先生是1935年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从昆明到北京要绕道东南沿海，再从上海坐船，沿长江到武汉，才能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往往走一个多月；当时已经是抗战前夕，货币贬值，每年上学走的时候父母要给他带上十个金戒指，才可以保证一年的费用。李先生让我看过他父母的照片，记的上面还有李先生写的“我的双亲”字样。有一天李先生见我摆弄照相机，就给我讲起了构图方法和焦距、景深的搭配技巧，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爱好摄影，好像是一幅关于深秋原野的作品还得过奖。谈起当年的大学同学，他几次问起在大学里给我上过课的阎应清先生；1984年暑假我外出查阅资料的时候，还让我专程绕道洛阳，代他看望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丑泽兰老师。有次闲谈，我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李先生当时没说什么，过了几天，晚上十点多了，李先生散步时来到我的宿舍，嘱咐我读《宋史》中的《范仲淹传》。读了以后我才知道，范仲淹的少年时代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 我当时就想过，李先生属于天分极高的性情中人，我则拘谨木讷，如果是同龄同学，我们很难成为好朋友；苍天有眼，让我们成了相差43岁的师生，才能有如此的默契。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可能是对我中小学时代学业荒殖的补偿吧，能与李先生这一代中国“最后的知识分子”拉一下手，接触一下，真的是一种幸运。当时我们住在云大附中新村一栋叫做“数学楼”的很旧的学生宿舍里，李先生和历史系的老教授方国瑜先生、江应樑先生、张德光先生、李英华先生、武希辕先生，还有西亚所的施子瑜先生等，也都住在这个大院的单元式平房里，方老先生最年长，眼神不好，散步的时候缓缓地策杖而行；李先生满头银发，腰板挺直，很干练；张德光先生还做着系主任，身体瘦弱，说话声音特别轻；李英华先生家务负担重，走路打招呼总是急匆匆的；武希辕先生最随和，跟我们打招呼很热烈，但总记不住我们是谁的学生……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道不再的景致，一种特有的氛围。近读陈平原教授的小品文《即将消失的风景》，说现在北大校园里全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教授，白发飘逸的老学者越来越少了，未名湖畔显得寂寞了许多。遥想翠湖之滨的云大校园，我也有同样的感慨。 我入学那年李先生已经68岁，李先生讲，自己年龄大了，应该培养一批学生、保住经济史学科。经过李先生的努力，组建了“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并亲自出任研究室主任。这年的12月8日下午，在系主任张德光先生家召开了成立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英华先生、朱惠荣老师、罗秉英老师、杨寿川老师、武建国老师和吕文鸿老师，副系主任谢本书老师和赵瑞芳老师也来了；当时顾士敏师兄那一届已经毕业，吴晓亮师妹这一届还没录取，所以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就我一个人参加。李先生在会上读了他专门写的一篇散文《我爱公孙树》，表达了“爷爷栽树孙子吃果”的情怀和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希望。谢本书老师要过稿子，说要送给云大校刊。很快，这篇散文就与成立研究室的消息一起登出来了。 那时候不兴聚餐，座谈会开的文雅而郑重。先由系办公室的杨正禄老师给照了张合影，李先生还单独与张德光先生照了一张。接着是纪念签名，用的是小半张宣纸，李先生写下“云南大学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成立纪念”之后，请张德光先生第一个签的名。我上大学之前练过毛笔字，能看出李先生悬腕运笔的功力，当时我就想，等我出书的时候一定要请李先生题写书名。直到18年后的2000年，我才有机会实现了这个愿望，请李先生题写了“家产继承史论”六个字。这时候李先生已经86岁高龄，眼睛已经昏花了，笔端有明显的毛刺，林文勋师弟告诉我，李先生把这六个字写了好几遍，最后把满意的字剪拼在了一起。我听了以后很难过，岁月无情，李先生真的老了。 李先生曾经想让我留在身边做助手，当时的系总支周庚鑫副书记也和我谈过，但我已经有了家累，毕业后还是回河北了。分别的时候李先生伤心地说，我手下缺人，培养学生像抱小鸭，抱一窝飞一窝。多年来，每当夜深人静，抚摸着厚厚的《不自小斋文存》，遥望滇南，就会想起李先生说这番话的情景。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往事，李先生不在了，我也渐渐投老了。我想，再过几年，把李先生题写书名的《家产继承史论》补充修订一下，还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还用原来的封面，作为交给李先生的最后一份作业。 （原载《宋史研究通讯》2008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