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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雷海宗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前，他的历史观以接受和发展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著称。然而，他对环境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和研究，姑称之为雷海宗的环境史观和环境史学。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无兵的文化》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两篇论文和《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 [关键词]雷海宗环境史观环境史学 一、 雷海宗的环境史观和环境史学可以1951年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无兵的文化》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两篇论文。 《无兵的文化》刊载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36年第1卷第4期。①雷海宗在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他接着写道：“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② 值得注意的是：1．雷海宗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事环境两个方面。他指明，气候、饥荒等属于自然环境，而人事环境则有人口多少、人才有无和外族强弱等因素。2．他认为秦以下的历史，是静的历史，一切不能自主，受固定的环境的支配。应当指出，雷海宗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本文的重点是介绍，而不是批驳，故不再深入展开批评，以下亦同。 雷海宗在随后的“朝代交替”、“人口与治乱”和“中国与外族”三节中进一步阐发了环境对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支配作用。他说，朝代交替的原因主要不外三种，即皇族的颓废、人口的增长与外族的迁徙。他首先分析皇族的颓废，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由其血统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亦收入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第101一130页；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l02—124页。 ②《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l01—102页；《伯伦史学集》，第102页。 境和宫廷环境所决定。任何世袭的阶级，早晚必遇血统退化的难关。皇族的退化不只限于血统，更重要的是皇帝与实际的人生和社会日益隔离。创业的皇帝总老经世故，明了社会情况。后代的皇帝生长在深宫之中，对人民的生活全不了解。 雷海宗进一步指出，皇族的退化只是天下大乱的一个次要的原因。由中国内部言，人口的增长与生活的困难是主要原因。由外部言，气候的变化与游牧民族的内侵是中国朝代更换的主要原因。大地上的气候变化总是潮湿期与干燥期轮流当位。潮湿期农产比较丰裕，生活易于维持，世界各民族间不致有惊人的变动。干燥期间土著地带出产减少，民生日困。而在相当长的潮湿期与太平世之后，人口已往往达到饱和状态，即使农收丰裕已难维生，气候若再突然干旱，各地必闹饥荒，趋向混乱。同时，沙漠或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因气候骤变，牛羊大批饿死，生活更难维持。游牧民族平时已羡嫉土著地带的优裕生活，到非常时期当然要大批冲人其心目中的乐国。自古以来中国的一部或全部被西北或东北的外族征服，几乎都在大地气候的干燥时期，绝非偶然。 关于人口环境和治乱的关系，雷海宗设专节进行讨论。他开宗明义地宣称，食料的增加有限，人口的增加无穷。中国不只人口增加得特别快。并且人口中的不健全分子所占的比例恐怕也历代增加。这大概是二千年来中国民族的实力与文化日益退步的一个主要理由。以中国传统极低的生活程度为标准，三亿人口是中国土地的生产能力所能养的最高限度。历代最高六千万人的人口统计，是大打折扣的结果，平均每五人只肯上报一人。历代人口过剩时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种，就是饥荒、瘟疫与流寇的屠杀。人口过多，丰收时已只能勉强维持；收成略减，就要闹饥荒。饥荒实际有绝对的与相对的两种。广大的区域连年不雨或大雨河决，造成绝对的饥荒。但中国每逢乱世必有的饥荒不见得全属此类，最少一部分是人口过剩时，收成稍微减少，人民就成千累万地饿死。瘟疫与饥荒往往有连带关系。食料缺乏，大多数人日常的营养不足，与病菌相逢都无抵抗的能力，因而易演成大规模的传播性瘟疫。灾荒与瘟疫可说是自然的淘汰因素，人为的因素就是流寇。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全体饿民都起来夺食，因而互相残杀。赤眉、黄巾、黄巢、李白成、张献忠是最出名的例子。①但流寇不见得都是汉人，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也可看作外族饿民的流寇之祸。 历代人口的增减有一个公式，可称为大增大减律。增加时就增到饱和点甚至超过饱和点，减少时就减少到有地无人种、有饭无人吃的状态。人口增多到无办法时，上下都感到生活困难，于是天下生乱。大乱之后，人口锐减，土地食料供过于求，在相当限度之内，人口可再增加而无饥荒的危险。所以，历史上才有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的太平盛世。但这种局面难以持久，数十年或百年后，人口又过剩，旧的惨剧就再演一遍。 至于外族环境与中国盛衰的关系，雷海宗认为，在原则上，中国盛强就征服四夷，边境无事；中国衰弱时或气候骤变时游牧民族就入侵扰乱，甚或创立朝代。中国虽屡被征服，但始终未曾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进人中国后大都汉化。鸦片战争以下，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新外族是一个高等文化民族，不只不肯汉化，并且要同化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遇过的紧急关头。古国埃及、巴比伦最终都被阿拉伯人征服同化。中国是否也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雷海宗此处称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显然是错误的。 遭遇相同的命运?但中国有两个特点。首先，中国地面广大，人口众多，与古埃及、巴比伦的一隅之地绝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广大的特殊文化完全消灭，似非易事。其次，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非西洋任何语言所能同化。民族文化创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只要语言文字不贸然废弃，将来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 如果说《无兵的文化》主要是宏观地考察自然环境和人事环境对秦以下历史的作用，那么雷海宗的《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一文，①则从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着眼，具体地探讨了古书中所见的殷周时期华北的气候和农业生产状况，揭示出其后人为的砍伐林木破坏生态和开阡陌填沟洫所造成的气候与农事的变化，并对今后植树造林保护生态和开沟洫发展农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雷海宗在南开大学的弟子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冯尔康">冯尔康ersonName>先生在《重温与新习伯伦师的学术宏论》一文中，②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角度对《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做出了精辟的概括和评论，我完全赞成他的看法，兹将有关部分全文转录，不再另述。他写道： 对于生态环境史，可以说我这一代人，以及现在的中青年，是刚从陌生状态中走出来，而在五十年前，伯伦师(雷海宗字伯伦——笔者)就作出研究贡献。伯伦师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文中关注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他从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看到人为的破坏作用，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重建沟洫，植树造林，期望并认为“用科学方法大事建设与改造自然之后，整个环境应当远优于殷周之际听其自然的局面”。 具体地说，伯伦师从野生象的有无观察生态环境的变化。他从甲骨文中获知，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有大象，西周初年因战争的缘故，将中原的象驱赶到江南，到汉代，在浙江、福建、两广有象的生存，而江南象已绝迹。他指出象的生存自然条件是：一需较多的林木；二需较大的雨量；三需较暖的天气。象在北方的绝迹，是失去了这样的生存条件。 伯伦师从古代农事季节早于后世来看生态环境的恶化。他研究《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纪·月令篇》，发现先秦时代，夏历三月谷子出穗，四月收麦子，比现在早一个月收获，由此而认为这是气候微有不同造成的。伯伦师从商鞅变法的“开阡陌”、“填沟洫”了解生态环境的恶化。所谓“开阡陌”，是用田间堤坊的土把沟洫填满，耕地面积增加不少，当时这么做，也是因为战国时期林木被摧毁，雨量不足，可以不用沟洫。他认为战国时代的林木减少是农事变化的一大关键，致使麦子的收获季节推迟一个月，而且从此以往，林木摧毁日益严重，旱象成为“正常”的事。 对于森林的减少，气候的变迁，伯伦师敏锐地看到人为的破坏力的作用，他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该文发表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36年第1卷第4期，亦收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226—248页)和《伯伦史学集》(第295—311页)。 ②裁南开大学历中学院编：《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第90—96页。 “人力对于自然的摧毁，实在可怕”。抗战时期他生活在近乎亚热带的昆明，听到“前山炭，后山炭”的说法，即昆明的燃料为木炭，五十年前所烧的是前山木材制咸的炭，如今前山已成童山，只有烧后山的炭了。这种破坏性的掠夺，只会造成半沙漠的后果，所以他又分析西北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与原因：“关中之地，直到唐代仍称沃土，但自中唐以下逐渐枯干，演成后日西北的近手半沙漠状态。今．日的西北，山上不只无树，少数的山连草也不能生。因为树已烧光之后，只有烧草。草也不济，冬天就到山上挖土中的草根，作为燃料。至此山坡的浮土全无保障，转年雨降，把浮土冲刷净光，剩下的岂仅是童山，简直是百分之百的石山，除青苔外，任何植物也不再生长。”他看得是多么透彻，如同亲历一般。我在河北农村两次参加“社教”，眼见农民到地里挖草根，做饭取暖，当时深深感到燃料缺乏的严重性，农民不这样做，别无他途，没有像伯伦师思考的——破环生态环境，造成恶性循环。 伯伦师不只是揭露生态环境的破坏，更重要的，也是他的着眼点，是在设法改善生态环境，使它恢复到比上古时代还要好的状况。他的办法有两个，一是造林，二是开沟渠。他痛心地讲到昆明“前山炭，后山炭”的破坏山村现状之后，认为“只知伐林而不知造林”会有不堪设想的恶果。他认为中央政府“计划在中国的北边种植防沙林带，在內地也计划大规模植林，两种计划实现后，华北应当不难恢复三千年前的温湿环境。我们纵然不能希望再在此地猎象，其他的三千年前景物可能都再出现，华北的外观很可能要接近于今日的江南”。伯伦师热切地希望，通过植树造林，改善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至于开沟洫，是针对商鞅变法“开阡陌”、“填沟洫”的。伯伦师看到沟洫填平，雨水无处宣泄，造成“立潦”的灾害，因而提出开挖沟洫，“为平坦的田，尤其是低洼的田，解除立潦的威胁”。 对于伯伦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我体会到两点：一是需要大量开展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一度为学术界所忽视，90年代以来已经重新开展，因为有所中断，今日研究者容易忽略先行者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极应注意避免的。伯伦师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看他由大象的有无认识到气象的变化，农作物收获季节的推迟，不能不佩服他洞察历史的敏锐性和深邃性。至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有所中断。当与其时学习斯大林理论，批判地理环境论有关，今日得以重新开始研究，是我们的幸运。另一个是感到伯伦师史学研究中的时代关怀和社会关怀，他绝对不是为史学而史学，他是为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而治学，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二、 1952年秋，雷海宗调往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讲授世界古代史，其代表作是《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①这时，他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讲义》第1章“总论”第3节“上古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雷海宗《世界上古史讲义》，1953年油印交流本，未正式出版。其第1章“总论”和最末第14章“世界上古史总结”，收入《伯伦史学集》笛571—607页。 界之文明古国”中着重肯定：“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绝不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仅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过程。但这种影响又随着社会生产的提高和人对自然控制、利用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减弱。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方式。”① 然而，雷海宗仍重视自然环境与生产发展和国家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上古世界有五个重要的文明地区，即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与希腊罗马。前四个地区有别于希腊罗马的特征是，它们都是“河流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大致同时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机构，其文明都是在一个或两个大河流域之间发展起来。最初，这些河流地带人口聚居并不太多，因为河流附近多沼泽，不易开发，且河流常决口，威胁居民生命。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始有大量外来人口集中到河流地带，进行大规模开发，这表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已有很大进步。红铜工具的出现和生产的提高，增多了剩余产品，因而出现了阶级、国家。随着工具的进步，河流地带的开发更加迅速顺利。同时，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有可能以政治强力联合或强迫其他部族与本国人民集中劳动，兴修水利，防治洪水，灌溉农田，充分利用河流地区的肥沃土地，使农业生产大为提高。而统一管理用水和组织劳动力共同治水的结果又强化了国家机构。因此，自公元前3000年前后起，在黄河、印度河、两河和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四个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中心。 雷海宗接着在以后各章节中分别阐述地理环境对古代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和亚欧草原等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上古中国的地理环境可以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河作中心分别讲述。黄河流域应包括辽河流域，是黄土地带，特点是没有森林，因而开发较易，很早就发展起农业。但黄河时常决口，造成严重水灾。该地区属大陆性气候，雨量缺乏，常致旱灾蝗祸，不利于农业生产。气候又较寒冷，农作物生长季节只有4至6个月，每年收成一次，多在秋季，主要农作物为麦、黍、稷。长江流域包括淮水与汉水流域，是茂林修竹地带，故开发晚于黄河流域。其气候与自然环境比黄河流域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土地肥沃，长江水灾亦轻于黄河，又受海洋气候影响，有太平洋吹来的季节风雨，因而少旱、蝗灾。天气较暖，农作物生长季节也较长，由6至9个月，可收获两次，甚至三次。农作物主要为稻。珠江流域已近半热带地区，多森林，开发最晚，是靠黄河、长江流域开发后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来进行的。中国的特点是内陆国家，非海洋国家。这种特点影响了上古中国人海上活动的发展和对海的认识。 关于印度，雷海宗指出，印度为一个大半岛，北部又有喜马拉雅山与大陆隔阻，主要通过西北角的山隘与外界交通。印度处于热带半热带地区，有季节风雨。雨季多热带风暴，经常暴发洪水，引起河决水灾。雨季过后，旱灾蝗灾纷至沓来。地势复杂，遍布热带森林，多毒蛇猛兽。更流行热带疫病，特别是恶性疟疾。古代印度居民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可怖威力，较其他地区的人更为深刻，因而形成一种对自然的恐惧意识，这既流露于古代印度的文学作品中，更表现为宗教性的崇拜，将各种自然现象人格化神奇化，想象为各种神，出现各种神话和传说。进入阶级社会，这种恐惧意识首先为统治阶级中的教士所利用，故意制 ___________________ ①《伯伦史学集》，第578页。 造出种种鬼神故事和解免灾祸的办法。宗教迷信一向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有力武器，而在印度又因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特殊恐惧，使印度的统治者有可能将这种由恐惧而发生的迷信有意识地发展得特别高，以致影响到以后印度的意识形态中。 对于巴比伦，雷海宗说明历史上所称的“巴从伦”就是指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古代经常泛滥成灾，给予古代巴比伦居民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经过世代的传说，逐渐集中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关于洪水的故事流传下来，经犹太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传播而散布到全世界。他着重指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为充分利用水源，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修建了大规模的人工灌溉工程，依自然的区域划分，各自组成为一个大的灌溉系统，以调济河水泛滥时期及其后的水量。该地区土质为一种胶性极大的肥沃土壤，极利于农业生产，但在无水干旱时，即变得坚硬如石，且发生龟裂，使农作物枯死，故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湿度。但河水和雨水的来去与有无却与农业生产的需要不相一致。因此，必须在3月至9月的两河泛滥期间积极防洪和贮水，待进入l0月，天气干旱无雨时，供正值农作物生长季节需水之用。这样，建立人工灌溉系统和组织大规模合作，就具有重大意义，成为当时国家机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雷海宗强调尼罗河对埃及的重要性，认为可以说埃及就是尼罗河，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尼罗河定期泛滥，退水后给两岸留下一层极其肥沃的可以耕种的黑色淤泥。埃及人称黑土为kemi或kemet，并以之称自己居住的地方。Kemi一字后来传到希腊，希腊文依其字法改写作Aegyptos，是为埃及之名的由来。埃及实际为一蛇国形家，只有蛇头尼罗河三角洲和蛇身尼罗河两岸的狭长地带可以耕种和居住。除三角洲地区外，埃及终年无雨，水源全靠尼罗河。埃及的农业生产与尼罗河密不可分。全年可分为三季：7月至10月为泛滥季节，10月底至11月初河水开始退却；11月至2月为播种季节；3月至6月为收获季节。尼罗河如此重要，因而必须兴修水利，集中管理尼罗河，集中支配全国的灌溉，以保障农业生产。在这样的自然和生产的条件影响下，埃及很早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统一的国家。 至于希腊和罗马，雷海宗提出，古代希腊世界的地理范围，至少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全部岛屿、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山地、海岛和港湾可以说是希腊地理的基本形势，这对希腊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首先，由于山地、海岛、港湾之向的互相隔绝。形成了许多自然区域，各自独立发展，涌现出众多城邦。在古代希腊的历史上，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