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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暑假，历史文化学院《西部大讲堂》请来国内世界史学界几位名家，7月12日上午开讲。第一讲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主讲《中西古代史学传统的异同》，这题目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这天早上我犹豫了一阵：去不去听？很想去听，又担心被刘先生看见。因为自己的《论文集》没整理出来，无见面礼可送，且自己又不善言辞，拙于应对，无颜见先生亦不敢见先生。心想，到时看看视频吧；于是乘上班车到了新校区。 8点刚过，忽接庞慧短信，说刘家和先生让她转送给我一盒茶叶。我立即意识到：因自己的狷介而失礼！看来先生本打算亲手送我小礼，不见我人影，只好叫庞慧转递。不知先生何时返京？弥补拜望或许还来得及！于是我向庞慧打听。庞答先生今晚8点的车；于是商定我下午4点到先生下榻处拜望。 见到先生，惭愧地递上我十多年前写的一本小册子《蒙昧中的智慧》；刘先生令书童寻出他新发表的文章《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的复印件送我。因我送书在扉页有签名，先生即用颤抖的手在复印件首页眉批处写上“臧振学长我兄指正”，低一行写“弟家和”。吓得我连说“使不得、使不得！刘先生，折煞我也！”先生直起腰来，认真地说：“这是规矩。”先生说，过去同门师兄弟互相称“兄”，以示尊重，是不论岁数的。见旁边的几个年轻人不大明白，刘先生解释说，他在五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曾当过刘毓璜先生的学生，所以我们是师兄弟。刘毓璜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时间是八十年代初，我比刘家和先生晚了三十年啊！ 刘家和先生随即问起我刘毓璜先生哪年去世。我因为还有些拘谨甚至紧张，没有细想就说，“八十年代中期吧？”刘家和先生立即认为不对，追问我刘毓璜先生去世时多大年龄？我竟然也说不准确，答“八十二、三吧？”刘家和先生说：“那就应该是在九十年代。”我记起，1992年我还曾到南京大学看望过刘先生；收到先生去世的讣告应该是在第二年夏天。这一刻，我恨不能让地面裂开个缝钻进去！无地自容啊！尊师重道，是师兄弟们十分看重的。我哪有资格当刘家和先生的“师弟”，遑论“师兄”？！ 从学问上说，刘家和先生好比高山，我辈须仰视才见。 作为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是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命运的关注。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心绪，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上小学不到三年时抗战爆发，上高中时迎来抗战胜利。日寇铁蹄下的耻辱，国家、民族的危难，在这个热血青年脑中烙下深刻的印记；读书为了什么？用刘家和先生的话说，“我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可以说，就是这一情结推动着刘先生走到今天，成为学贯中西情系古今的史学大家。 作为历史学家，看家本领是要能读古书。刘先生幼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熏陶，随后辗转逃难中跟从老先生读旧书一直没有中断。最重要的是，刘先生一进大学就得到了名师指点。据邹兆辰《在中外历史文化长河中徜徉——访刘家和教授》介绍，四十年代后期，先生进入无锡江南大学，是时钱穆先生主讲中国通史和秦汉史；刘家和先生回忆到，钱穆“对历史发展大体的提纲挈领和对历史问题的精到论辨，都使我在课堂上感受过精神的震动。”刘先生拿有关《庄子》的问题请教钱穆，得到钱先生的耳提面命。读过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刘先生“心里的幼稚浮躁之气逐渐平了下来，知道学问实在太大了。”刘先生说，“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这成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当时，刘先生还跟冯振先生学文字学。冯振上课实际是讲《说文解字》，他让刘先生“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丰硕成果。”此后几十年里，刘先生和《说文》、《尔雅》等书、和段氏、王氏父子等清代大儒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致可以说，没有什么古书能难倒刘先生了。 作为历史学家，是否具有“史家之见识”，是著述优劣、事业成败的关键。刘先生回忆，“在江南大学，唐君毅先生教过我哲学概论和伦理学，给我打开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户。”“唐先生很欣赏黑格尔的辩证法，这就引起了我几十年如一日的对黑格尔的兴趣”；“牟宗三先生教过我们逻辑学，讲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逻辑，但也偶尔夹讲一些因明学和墨家逻辑。”辩证法和逻辑学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接受了这样的训练，史学家就有了摆脱非科学的“集体表象”，独立地思考问题的能力。 这是大学一、二年级时，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啊！刘家和先生对首都师大历史系邹兆辰教授这样说： “这些老师都是在我茅塞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虽然他们只教了我一二年，可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则是我对这些学科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所以他们给予我的影响几乎是终身难忘的。我很幸运，我在一个适逢其会的阶段遇到了他们。当时我的求知欲极为旺盛，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与的智慧的阳光雨露。如果早一点遇到他们，那么我对他们的施与会一切茫然无知，接受不了；如果再晚一点遇到他们，那也许我习惯已成，他们的施予也许就改变不了我已成的积习，同样归于无效。” 由此我想到了现今流行的所谓2+2模式。在所谓“厚基础、宽口径”的口号声中，令教师与学生疏远开来。在决定年轻学子一生道路的关键时段（大学一二年级），让他们高考前经过痛苦选择决定的人生道路可以说归于无效，重新在无所适从中虚度那得来不易的黄金年华，等到似乎找到了对于某领域的感觉，两年已经过去。即使有幸遇到有心的教师刻意指点，时光不待，力不从心，只能找到学术门径，难以登堂入室。而很多学生，其实是迷迷瞪瞪懵懵懂懂恍恍惚惚一直混到毕业。所谓2+2的前2年，女生比中学时代会打扮、会做作、会对付朋友……，男生……请原谅我不知道这两年间他们比中学时代会了些什么，也许，是会玩、会享受。说老实话，这些本领不必到大学；到社会，能学得更快更好。对这部分人来说，大学二年不过是高中的延续，是高四高五，顶多似乎是上了大学中文系，能写点无病呻吟的小散文。等到四年毕业，说是上的大学本科，其实和上两年专科差不多。 2+2模式的另一个更大的弊病，是令师兄师姐和师弟师妹之间的帮助指点、熏陶感染、潜移默化都被淡化。这一点，在一个有着优良学风的院系里，可以说比前一点更为重要！因为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范围有限，而同门弟子之间的接触却可以非常广泛而深入。我们知道，北大、南大等高校也实行了2+2，不过人家的学生还住在一个校园里，有机会经常来往；我们陕西师大是让低年级和高年级完全隔绝。如果说别人的2+2使高低年级间关系淡化，陕师大的分居两处、分别管理就是使师兄师姐和师弟师妹之间的熏陶化为乌有！此所谓东施效颦，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这里我想说说我自己在大学的经历。 我们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六十多人，别说等两年，一天也不等，一进校就征询意见，填表分班，三个专业：世界史、中国史、考古。我这个学俄语的"小四川"想学世界史被老师挡住，又因为我报考大学的表上有美术专业，老师建议我学考古，结果我选了中国史。世界史专业着重抓外语，中国史专业着重抓古汉语，考古班学的内容更吸引我，颇有点后悔但已顾不上犹豫。曹先濯的《古代汉语》和郭心晖的《古文选读》我都十分用心。半年后的一天，老师把我和另两个同学叫去，请南开来的一位老师给我们讲明清史研究的广阔前景和重要意义。二年级时，许大龄先生对我说到，汪篯先生对他"提到"过我。这些都使我不得不停下读鲁迅、练体操和画速写，不敢不把心用到中国史专业上。遗憾的是到三年级时，政治运动掀翻了平静的书桌，我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长达十五年的弯路。 高年级同学的影响和熏陶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刚进大学，四年级王宜娥就介绍我加入了美术社；三年级的杨绍明和朱学文叫我加入“板报组”，每周为历史系黑板报画报头和插图。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几个学生，比如刘俊文的口才、罗炤的敏锐、胡德平的果断，也令我颇为震撼。 到三年级，“文革”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教师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革命对象”；学生则是“革命动力”。那么，研究生算是什么？他们自己当然想成为“动力”；但有学生说研究生住的是教工宿舍，过的“资产阶级生活”，所以要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于是研究生纷纷“革命”，搬到学生宿舍来。当时我和另一个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思想觉悟不高被别人划为“中间偏右”，边缘化，宿舍就住我们两人，于是搬进来三个研究生：郭大顺（师从苏秉琦）、郝本性（师从唐兰）、胡仁瑞（擅长绘画，后因承受不了政治运动的精神压力回家了），隔壁住着李裕民（师从邓广铭），常来常往的还有胡戟（师从汪篯）、赵春晨（师从邵循正）等等。与他们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使我思路大大开拓。在我看来，他们知识渊博且谦逊，眼光敏锐但不自负，立意高囧表情平淡、议论宏大声调平和。他们积极收集有关资料而不事声张；他们对我说：这对研究历史有用。与我的那些正在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的同学相比较，他们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片新的意境。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已受到过正规训练的冷静的史学工作者；而我的那些被运动煽起来的狂热的革命同学，不过是贯彻错误路线的幼稚的喽啰--大学五年，在学术上几乎一无所获。对于我来说，用得着一个成语：因祸得福。 我在这里不是自夸，我只是想说，大学期间，高低年级同学之间的熏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师生之情，师兄弟之情，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延续了我们职业学术传统的精髓。 由此我又记起刘家和教授送我的文章和签名：“臧振学长我兄 指正——弟家和”。这签名，寄托了多深的情谊和希望啊！有这样的签名，我不能不认真阅读刘先生的文章《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一期）。 这篇文章是刘先生主持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的引论。文章从历史、史学和理论三个层面批评了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曲解；从世界历史的架构与中西历史比较的对应分期问题，讨论了黑格尔去世一百年之后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看法；从文明的连续与断裂，谈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实际是非历史的。因此，对于人类的历史，我们“只能从现实世界里实际发生或出现过的真正的历史过程去探讨”。 接下来，刘先生引用马恩的话，说明真正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是与“大工业”的出现分不开的，“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样的现象，处于电子时代的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进程突飞猛进。未来的世界文明必定以“多元一体”为其特色。撰写崭新的《全球史》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刘先生以其大气磅礴的眼光指出： “中国文明以其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相济为自己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对于未来的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的形成是会有其借鉴的作用的。” 当今中国史学界，像刘家和先生这样贯通古今、关注全球进行思考的学者实在不多见。刘先生之臻于这样的境界，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分不开，更与他步入史学领域时的初衷：“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分不开。 虽然我们“拜师”时间相差了三十年，我为有刘家和先生这样的“师兄”深感荣幸。 我有“认识中国文化，也了解世界”的愿望，但却没有如刘先生那样的学术功底。尽管如此，有先生的高风景行在前，我将不断努力、黾勉前行！ (责任编辑：admin) |